第二卷 一战风波 第二六四章 没有小事（2）
宋庆龄在给赵天一的信中，提到了一点建议，那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到上海和前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进行一些接触，以表明『政府』对新国民党与前同盟会的区别对待。这一点赵天一倒是很赞同，如果袁世凯『政府』能够这么做，最起码国内的各政治派别和广大的民众就知道总统和新国民党冰释前嫌了，这对于稳定国内局势，打击孙大炮之流的反对派组织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只是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就有些麻烦。要处理这件大事，蒋介石的个人“小事”就被赵天一放到了后面；其实他也是有推脱的意思，因为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在派人去上海的问题上，袁世凯『政府』和赵天一估计的一样有些犯难。说实话，新国民党虽然已经不反对袁世凯了，但总统本人并没有把这个党派放在眼里；已经因为几次对日战争的胜利，加上远征军在西亚的胜利，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完全改变。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京『政府』，已经被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和国人说认可和接受；历史是耻辱的“二十一条”也消失了，取代而来的是中国『政府』在『逼』迫日本国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国人因此对北京『政府』的支持率直线上升，『政府』已经在各地慢慢地有了话语权。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有底气对孙大炮的革命党说“不”，连带着对由革命党转变而来的新国民党不怎么感冒；在听了赵天一的报告之后，认为只要徐世昌的总理衙门随便派一个科长去就可以了，没必要派大员去。这个，让一旁的赵天一暗自着急；还好，怀仁堂里面还有清醒的人，国务卿就出来讲话了。
对于总统的意见，身为『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则有不同意见。与袁世凯一样，徐世昌这个人历来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特别是这一次袁世凯取消称帝，要他出山相助，徐世昌是抱了很多希望来的。而国家的形势在袁世凯取消称帝想法以后逐渐好转，民众的心思也在向『政府』方面转变，更让徐世昌对建设一个新国家充满了信心。早年在清廷，他曾任协办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的高官。在任东北东三省总督时，曾经在东北实行新政，结果仅仅两年时间，整个东北面貌焕然一新，从民生到经济，都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
现在国家的形势对发展最是有利，身为一国之国务卿，徐世昌有责任也有义务决定继续推行他在东北时候的“新政”，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当初他在『政府』任职的时候，包括他去河南辉县水竹村避官（远离袁世凯称帝的想法），就都已经听说了山西地方工业发展的相当不错，现在国内很多地方用的一些家用品、服装鞋帽等都是山西生产的。那个时候他就曾经找过在『政府』任职的赵怀桑了解过山西的事情，知道都是在赵天一的『操』持下进行的，心里面对赵天一就很是好奇。后来随着赵天一指挥军队打败日本人，这就更让徐世昌对这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军队和地方建设上都有独到之处的年轻人好奇心大起，不免多次接触。最后和段祺瑞一样，很是欣赏赵天一。
这次见赵天一给总统的建议（其实只是呈报，算不上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总统采纳，看到他有些紧张和失望的表情，就决定出面支持一下这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年轻人。当然，他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支持赵天一，也是有自己想法的；目前民国已经存在的政治团体和党派组织大大小小差不多一百多个。由于袁世凯领导的『政府』开始了全面建立议会民主制的最初尝试，言论自由以及其它因素，出现了众多的党派；虽然已经被取缔或者自己消亡了不少，但仍然有这么多还存在。比如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民社统一党、共和统一党、公民急进党、大同民党、进步党等，还有什么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中华联合会、国民协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等。这些政党和团体中，由革命党和同盟会发展转变而来的新国民党，虽然成立时间短了一些，但其组织成员以及人数都是前几名的，并且在政党运作方面和影响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其它的政党，自然会引起徐世昌的重视。
徐世昌看来，以后的中国政坛，还是要以“和”为贵；这是他为官多年的主政心得，更是中国儒家文人“中庸之道”的体现。他想成立一个让所有国人满意、所有大党都参与的民主『政府』，所以对于新国民党这么一个“大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既然人家都愿意低头，且都已经低头了，『政府』为何不能放下架子，与其结一个善缘呢！所以，在听了袁世凯的话之后，在看看赵天一的样子，徐世昌就站出来说到：“总统，其实这也是彰显总统成就的一个地方。今年三月，我们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那个时候，不管是（服从中央『政府』的）所有政党，还是普通的民众，都将对此翘首以望，且寄予厚望。既然已经准备召开大会了，派一个人去见见那个黄克强，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这即不丢『政府』的脸，也能给我们涨面子。我的看法是，既然总统也同意派一个人去，那级别还是要高一些的好；总统可能忘记了，这个黄克强曾经可是『政府』的参谋总长，还担任过南京留守府留守、川汉铁路督办等职。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我们『政府』授予的陆军上将，还是最早的那几个人之一，这身份，也不低；我们总不能随随便便派一个小科长过去吧，难道我们『政府』的陆军上将就这么不值钱”？
听了徐世昌的话，屋里其它几个人也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怀仁堂里面顿时嗡嗡嗡地响起来。袁世凯见状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菊人，那了说怎么办，派谁去合适，总不能是你这个国务卿亲自去吧”！说到最后，袁世凯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想到了自己和黄兴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这位湖南骡子还称赞自己为“当代华盛顿”。想到这里，他就开始幻想如果是徐世昌到上海见黄兴，会是一个什么场景。他刚才有些不耐烦，不是对徐世昌不耐烦，而是对这个事有些不耐烦；他与徐世昌的私人关系，和王士珍一样，非常地深厚，所以不存在让徐世昌高不高兴的事情。
听了袁世凯有些发牢『骚』的话，徐世昌确实没有任何生气的感觉，他调侃到：“如果我手头上的事情不多的话，让我去也未尝不可。就算我去不了，见黄兴的人，还请大总统慎重对待，万不可随意行事”。徐世昌讲完之后，一直没有说话的段祺瑞也表示赞同；他也是考虑到将来的一些情况，希望能够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政治对手。袁世凯见两位主要手下都有相同的看法和意见，就想再问问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长梁士诒，看他对待此事是一个什么意见；自从王士珍外放四川接替陈宦担任四川将军之后，袁世凯身边能够和他说得上话的人也就是梁士诒了。杨度、孙毓筠等人均已经回老家去了，袁世凯身边亲信虽然也不少，但能说上话的人已经不多。
就在袁世凯刚要开口的时候，外交总长陆征祥走了进来；他是来向总统报告和日本人进行的谈判事情的。从一五年十月开始，中日之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四个月了，但最终的结果却一直没有能够达成。除了中国方面的条件太多太过于严苛之外，日本方面在谈判过程中的拖拖拉拉，总是在一些环节上面软磨硬泡讨价还价，致使谈判过程断断续续，谈判进度一拖再拖。甚至在今年元月初图门江事件爆发时，日本方面还但方面提出终止谈判，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图门江以北地区以后谈判才能进行的条件。结果参谋总长赵天一去了一趟谈判地点，中国的六架轰炸机到平壤上空飞了一圈之后，这些话音都消失了，谈判正常进行。
中国对日本提出的“八大条”，前面几条中的一些款项都已经在实施，比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七七八八。现在除了在北京使馆街日本使馆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天津有一个中队的日军，上海的日租界有日军之外，整个华北就再没有日本军队的存在了。当然，在旅顺，在南满铁路沿线，还是有日本军队以及所谓的护路军存在，再南方的厦门，有日本驻军存在；不过南满铁路的日军护路军，人数已经由一千五百人减少到五百人。整个东北地区，日本人的行为都收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复之前那样一家独大，享有各种特权。不过中国『政府』提出的第三条：“日本『政府』允准，将南满铁路使用以及管辖权交还中国『政府』”，以及第四条“日本从朝鲜撤兵，将朝鲜归还其原宗主国，并允许中国在朝鲜半岛水原和江陵以北任何地方开建商阜”等条款，日本人是怎么都不答应。南满铁路问题上，日本人当初是通过战争行为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谈判最后日本人只答应减少护路军人数，以及停止在铁路两旁进行矿物开采。现在双方就日本对中国开放佐世保、长崎、福冈、神户、大阪、东京等城市，以及日本将旅顺归还中国、日本从朝鲜撤军进行谈判。原本打算的要日本赔款，也是双方口水仗的一个焦点，日本谈判代表日置益竟然当众流泪，表示日本国大藏省已经是没有一分钱的存货了，中国要是再要求赔款，自己等人只好把衣服卖了。
见陆征祥进来，袁世凯也就没有心思去关心谁去上海和黄兴见面了。前文讲过，袁世凯在日本人手上吃过很多亏，从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那时起日本就曾经多次派人暗杀袁世凯。最后他被日本人『逼』迫化妆逃离朝鲜，到当上民国总统，日本人仍然以上国的姿态对待他，在他心里面早就恨日本人之极。如今又机会修理日本人，赢回当年的面子，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对日本的八大条，最苛刻的部分就是他和赵天一商议拟定的。让日本人难过，他袁慰亭就高兴；能让日本人难过的人，就是他袁慰亭的能人。这也是赵天一在袁世凯心目中有位置的一个原因，攻青岛、炸海城，这些都是不世之功。
“菊人和芝泉两位都同意，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黄克强也算一代人杰，比之孙文之流的只会耍嘴皮子的人要强很多。既然他愿意真心回归国家，之前的旧账一笔勾销，我袁某人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那个去上海，你们几位就看着办吧，总之不要坠落了我们『政府』的名头。我还有事要和子欣谈，你们就去先忙吧”。说完这话，袁世凯起身叫上陆征祥和梁士诒，几个人往书房去了；其他人一见，也都各自离开。赵天一正准备离开时，却被国务卿徐世昌叫住了；因为徐世昌的要求，这才有了赵天一的上海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