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生生的熬到了三月底，迎来了东京的樱花季节，坛宫饭庄的事情总算是差不多了。
直到这个时候，宁卫民压抑的心情也终于像花般的绽放，感到时间上多少有了点自主性。
然而当他看到东京的樱花树满满是即将绽放的玫瑰色花苞，心里生出的最大的感触，却不是对粉色樱花向往。
而是对松本庆子满满的愧疚之情。
因为尽管表面上，好像是他百忙之中迁就松本庆子，被迫与之频繁见面。
但实话实说，从古至今，再没有什么方式，比“打扑克”更能释放男人的焦虑，更能纾解压力了。
其实宁卫民自己远比松本庆子更需要这样的见面，从中所获得的好处也最多。
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因为过于忙碌，鸭梨山大的缘故，宁卫民的欲望变得格外强烈，也越来越没有耐性。
以至于他对松本庆子的爱变成了能够烫伤对方的火。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等不及松本庆子进入状态，就开始胡天胡地。
一旦冲动起来经常会不管不顾，完全陷入自己欲望而不自觉。
有时难免会产生粗暴极端的举动，甚至基本就等同于侵犯。
只有获得充分满足之后，他才有可能恢复理智，发现自己做得有多么过分。
往往会为自己伤害了对方，在庆子身上留下了痛苦的印记而追悔莫及。
反过来，松本庆子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呢？
就像庆子自己说过的那样，她太爱他了！
所以对宁卫民反常，毫无责怪之意，非常体谅地包容了他。
不但每次都尽自己最大能力抚慰他的精神与肉体。
反而强忍紧张和不适，甚至是忍着痛苦，把他送入了极乐世界。
甚至就连宁卫民随口拜托的那些事，松本庆子也极为尽心尽力。
也就一个星期左右，音乐制作公司的相关价目表就交到了宁卫民手里。
出报价单的制作公司叫“阿利多”，是隶属于哥伦比亚麾下，一家立足于日本市场的中型音乐制作公司。
松本庆子在1980年发售的唯一的专辑《爱之水中花》就是这家公司制作出品的。
因此，这家公司给的价格不能说是足够优惠，却很专业，也很详细。
无论是录音棚使用费、乐队演奏费，还是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录音、混音、母带、包装、餐杂费……等等等等都有明细。
宁卫民大概核算了一下，自备歌手，不请名家，乐队费用也可包在编曲费里。
那么以编曲一曲十万円，混音七万円，录音棚一小时八千円，三小时才两万円为主要计费标准来计算的话。
差不多二十万円就能录制完一首歌曲。
也就是说，张嫱和崔建两盘专辑，总共二十首不到，也就四百万円就打住了。
再加上排练费，满打满算六百万封顶！
这个价钱一算出来，宁卫民自己都惊了！
怎么才六百万円啊？
居然就相当于十四五万左右人民币的费用？
即便是按黑市价也到不了三十万人民币啊，怎么可能跟国内差不多啊。
理所当然的，宁卫民以为是自己算错了。
可后来又算了好几遍，偏偏怎么也找不出计算的毛病来。
还是经过和松本庆子仔细请教，宁卫民这才多少有点理解了到底怎么回事。
敢情不为别的，就因为日本音乐产业太发达了，整体水平远超国内。
不但是整个亚洲风潮的引领者，而且成熟度，已经发展到音乐工业化的地步了。
所以相关从业人员非常之多，制作流行音乐的经验异常丰富。
打个比方，国内合成电子乐才两轨，而人家这儿光录鼓声就六轨。
咱们国内的所谓专业人才，要来人家这儿干，兴许连麦克风都不会摆。
反过来，在国内得几个人熬夜干的事儿，放人家这儿，或许一个人几个小时就能轻松搞定。
就这么大的差距。
再加上许多音响设备都是人家日本本地企业生产的，像什么雅马哈，夏普啊。
那么在国内昂贵稀缺的器材在人家这儿反而是白菜价儿，能惊掉国人下巴的24轨音乐灌录设备压根不算什么。
至于说到日本音乐制作方面最耗钱的地方，那其实是音乐的版税和版权使用费。
可偏偏宁卫民是这方面不用花一个大子儿的。
这样一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宁卫民他们来说，日本这嘎的音乐制作物廉价美。
真是托了松本庆子的福，一把就薅着发达国家的羊毛了。
尤其反过来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市场的容量还不一样呢。
日本能卖出百万的音乐专辑，就已经是石破天惊的白金专辑了。
实际上，松本庆子唯一的这张专辑也就卖了五十几万张，石田良子当年红遍亚洲的专辑《蓝色横滨》才卖了一百五十万张。
山口百惠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销量才四十四万。
其出道八年，演艺生涯中的全部八张音乐专辑，全部累计销量才一千六百二十二万张。
就这，还是日本第一位专辑销量破千万的昭和歌姬。
因此，这就导致日本任何音乐专辑在制作之前，都得严谨核算出最低能回本的销售数字来。
因为是真的有亏本可能的。
而这百万数量要放在共和国内地，那就太一般了。
这个年代，国内毫无名气的新歌手必须达到六十万销量，才会有第二张专辑问世。
而成名的“星星”，稍微有点名气的，及格线就得上百万了。
像崔建去年出的专辑就是因为没卖够六十万沉沙折戟的。
可是就他小几十万的销量，要放在日本也是热销专辑了，绝对能让发行公司大赚一笔的。
像张嫱国内的首张专辑首发二百万，堪称双白金，在国内真不算什么。
当初宁卫民是受困于资金不足，才以稳为主，定下的这个相对保守的数字。
后来经过几次增发，张嫱的首专已经卖掉了三百五十万，也依然没有发掘出完全的市场潜力。
要按实际市场需求出发，起码也应该能追齐王洁实和谢莉斯，五百万的销量不成问题。
这样的成绩要放在当代日本，那得说日本终于诞生了一位独霸歌坛的绝世歌姬了。
不说后无来者，也是前无古人。
所以当真正了解到内情，宁卫民简直是大喜过望。
他越琢磨越是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得还真是漂亮，性价比也太高了。
那等于是可以光明正大，甚至是合法的搞音乐走私啊。
得，这路子要行啊，以后他还就在日本制作专辑，灌录母带，回国内批量生产了。
低廉的价格，高端的质量。
哪儿还轮得到那帮追着小日本屁股当徒弟的港怂拿大，跑大陆懵事儿敲竹杠来！
他记得原有历史中，崔建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应该是1989年，由国内数家音像出版社和港城一家唱片公司联合打造，在港城灌录的。
对外据说制作费耗资高达百万，能吹的也就是一套24音轨的设备。
现在一看，这么一笔，这不扯犊子吗？
这价儿虚头也太多了，港怂是真敢开牙啊。
这么报花账纯粹是把内地人都当外行耍呢。
可恼不可恼？
可恨不可恨？
另外，给曲笑母亲联系医院的事儿，松本庆子也替宁卫民梳理出了清晰的眉目。
这件事大概是松本庆子委派了自己事务所的人去给跑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绝对完不成。
宁卫民这段时间没少查黄页打电话，但也没少碰壁，始终都不明白问题出在那儿。
还多亏拜托给松本庆子了，他才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敢情日本的医疗制度和国内大不一样。
日本的医疗是采取了国立、公立、私立的三类医疗体制。
国家有综合性的国立医疗与研究机构，各地方政府设于公立的医院。
然后数量最多的是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社区的私人医院，大多数是专科诊所。
日本整个社会是小病去自家附近的诊所，也就是私人医院。
诊所觉得你这个病需要做进一步的精密检查，或者需要手术，那么诊所的医生会给你开介绍信，再去大医院治疗和动手术。
而且和国内不一样的是，这些小诊所的医生都有相当专业的水平。
许多像内科、妇产科、外科等私人医院和诊所，都是几代人祖传，院长大多是医学博士。
而且日本非国立医院的医生允许兼职，因此许多诊所的专科医生，都是着名的医学专家、医学教授，而不是医科大学刚毕业的实习生。
所以说白了，在日本像看大病不是说看就看的，无关金钱，必须得先有一封介绍信。
然后凭介绍信跟大医院预约，才能去大医院问诊，这才是正常的程序。
松本庆子目前已经跟一位私人医院的院长打好招呼了，愿意替曲笑的母亲进行初诊，为其开具介绍信。
如果真有手术的必要，也有一定把握替她预约到专科医院知名外科医生和专家为其手术。
所以现在宁卫民要做的就是把人从京城接过来。
另外就是除了治疗费用之外，还有一项额外的经济支出，得在诊疗过程里为其聘请一位精通汉语的专业医学翻译全程陪同才行。
这也是政府的硬性规定，为避免外国人看病因为语言问题产生纠纷，所以需要这么一位翻译作为医生和患者沟通的保证。
说实话，要不是有松本庆子，宁卫民想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琐碎的事儿给处理好，搞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
说句不好听的，他当初答应的时候就没想明白自己的斤两，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岂能光凭好心》
弄不好差点让他给耽搁了，办砸了。
现在好了，还是托了松本庆子的福，也不算等的太久，可以安排曲笑一家过来了。
如果真能救人一命，当然是胜造七级浮屠，也算全了自己和曲笑相识一场的缘分。
然而这还不算完呢。
松本庆子居然主动问及坛宫饭庄的开业时间。
说愿意出面，为宁卫民请一些圈内好友前来捧场。
那宁卫民当然欢迎之至啊。
别人不说，像渥美清、倍上千惠子都是中日两国都认可的大明星。
能请来的确有排面啊。
而且大使馆的人也说要来的，能有电影《寅次郎的故事》中的寅次郎兄妹作陪，想必也会令他们感到惊喜和亲切的。
更别说还有松本庆子这么一位影后给自己增光添彩呢。
这文艺友人的阵容，一点也不比当初国内开业时候差啊。
总而言之，对松本庆子如此用心的付出，宁卫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感念至深啊。
喜得是，“执子之手，夫复何求。”
而愁的是，情义无价，自愧不如。
他真不知该如何回报，才能对得起这样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