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与明末清初大多数民间宗教教派的教义思想不同，羊宰创立的在理教，以佛教信仰中的观音菩萨为最高神灵，以道教内丹为修持功夫，以儒家五伦八德为教义核心，通过“正心修身”内圣之道，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尧舜境界。为了保证教义的实行，羊宰定有八大戒律：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鸡猫犬等。其中，以不吸烟喝酒为两项最主要的戒律。
以儒家五伦八德为教义核心，通过“正心修身”内圣之道，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尧舜境界。为了保证教义的实行，羊宰定有八大戒律：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鸡猫犬等。
一、简介
与明末清初大多数民间宗教教派的教义思想不同，羊宰创立的在理教，以佛教信仰中的观音菩萨为最高神灵，以道教内丹为修持功夫，以儒家五伦八德为教义核心，通过“正心修身”内圣之道，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尧舜境界。为了保证教义的实行，羊宰定有八大戒律：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鸡猫犬等。其中，以不吸烟喝酒为两项最主要的戒律。
羊宰创立在理教后。先后在直隶8个地方收了14名弟子。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零六年），羊宰回到歧山澜水洞，从此再也没有下山传道。从那时至清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止。又有十人上山皈依，是为歧山十大弟子。
在羊宰亲传的二十四位弟子中，张吾山和毛芝兰对在理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张吾山见佣工尹松岩（又名尹来凤）秉性忠厚，心地光明，做事有谋，便于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收其为徒。
清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尹松岩在天津城西永丰屯建立了在理教第一座公开活动场地──积善堂公所。史称西老公所，从此在理教以天津为大本营日益兴盛。此外。上海、北京、沈阳等地，也先后于清咸丰、光绪年间建立公所。至少在清末，在理教已经发展成为遍布南北的大教派。
此后百余年中，该教在天津、上海、北京、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及东北、内蒙古等地都很盛行。一九三三年成立全国性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全国在理教公所达三千个以上，信徒甚众。一九四九年之后，在理教为反动势力所利用，被政府取缔。
二、教宗
早期在理教组织、教义、戒律都较严格，以至信徒服饰都与众不同。约在光绪年间，因各地建立公所，宗教繁多，信徒大量增加。各地公所编印的宝卷与期刊等宣传品甚多，但其内容颇不一致；其道统、仪节等。各地都有很大差异。唯戒绝烟（包括鸦片烟）酒这条戒律，各派始终奉行不渝。在入教仪式上，信徒和“引保”要发下宏誓大愿。“领众”（传道师）要谆谆告诫：此戒律重如泰山，倘有违犯将终生颠倒，永无顺遂之日。各公所都大量发放戒烟药物，或配备医生施治。其他规戒有孝顺父母、和睦乡里,戒杀、戒贪、戒淫、戒妄,只准行善不许作恶等。入教时传道师传授“五字真言”，即“观世音菩萨”五字。平时只准在心中默念，不许出口。据称如此即可“求顺”；遇到大灾大难则面向东南高喊三声，可逢凶化吉。
三、教规
该教主张三教归一。不强调供奉偶像，公所中除圣宗(即观音)像及羊祖、尹祖像外，没有其他神像。只烧檀香,不许烧线香。没有法器,只有葫芦、艾瓢之类。叩头称“下参”，其姿势与常人稍异。信徒可在家供奉圣宗像，每天下参53次；默念真言，或诵读《白衣观音神咒》等。领众号称出家人,实际上是老而无依,被认为有“道行”的信徒。做了领众即长驻公所，不再回家住宿。信徒有男有女,男称大众,女称二众；女领众称法师。该教每年有三个节日：农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腊月初八。但一般只庆祝腊八。事先广为捐募，届期公所要搭棚、悬灯结彩，举行一种名为摆斋的宗教仪式。在某一公所属下的信徒都要去“捧斋”。这一天还要“点理”（收新道亲仪式）、“放法”(选定下任领众仪式)、吃素席、舍“结缘豆”等。
在理教创立时，羊宰并没有建立一套组织制度。尹松岩接掌教权后，在理教的组织制度才逐渐完备。尹松岩自称领正，下设承办、催众、挡众、坐山等教职。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又增设帮、培、监、护四座，协助领正处理教务。
在理教的历代领正均以“来”字命其法名，以表示身份平等之意，并始终贯彻“传贤不传子”的教权继承制度。领正生活费用自理，或由信徒自愿供给，因此历代教宗与各地领正均没有因传教而致富，一直过着布衣粗食的俭朴生活。
早期在理教具有明确的反清复明思想，但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巩固，这种政治意识也就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了。特别是尹松岩接掌教权并建立公所以后，在理教由秘密运作走向公开活动，日益变成一个以戒食烟酒、兴办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宗教慈善团体。
四、影响
在理教的宗教活动主要为摆斋和朝圣。摆斋一般在腊月初八举行，斋款为募捐所得。朝圣是祭扫羊宰和尹松岩的墓地。尹松岩掌教时，开始以摆斋所剩余款，派人到津城内外大街小巷救贫济困。此后，历代教宗与各地公所领正继承这一传统，都将济困扶危、兴办公益事业作为在理教的主要任务。进入清道光朝以后，鸦片流毒全国。在理教不失时机地将戒食烟酒、尤其是戒吸鸦片作为重要任务进行宣传与执行，并制作戒烟药膏向社会发放。
在理教于清光绪九年（一八三三年）被清廷认可，并迅速发展成为盛行全国的大教派，甚至连维新志士谭嗣同也于戊戌变法前在天津加入在理教，以探其如此盛行之奥秘。
此外，在理教还举办一系列慈善救济事业，如光绪末天津在理教建立公善社，引导世人爱惜字纸，向寡妇发放救济款物，对贫民死亡施舍棺匣，掩埋无主尸体等，以及春季种痘，夏施暑药，冬舍棉衣等。一九一三年，李毓如与理门闻人苑文鉴联合北京理门公所徒众，组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出刊物《理锋》。此后各省纷纷成立分会。
一九三三年，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成立，各地相继建立分会，使全国在理教公所达三千个以上。抗日战争时期，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勾结日本，成立中国理教总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据理门张国禄回忆录，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北京理门徒众有十万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