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出生地
李建刚院士，1961年11月3日出生于安徽合肥。
合肥地处安徽中部、江淮之间、长江三角洲西翼，是全国唯一环抱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的省会城市。
合肥历史悠久，这里古为淮夷地，商代称虎方，西周称夷虎。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合肥县名始见。
建安十三年（208年）合肥隶属魏国，是江淮咽喉、军事重地。
隋开皇三年（583年）合肥县属庐州，为州治，此后至清末，合肥一直为庐州、府、路治所。
1949年，合肥解放，合肥市人民政府成立。
1952年，撤销皖北、皖南二行署区，恢复安徽省，合肥正式成为安徽省省会。
合肥人文底蕴深厚，这里地处古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的巢湖流域，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巢湖文化交融辉映，形成了有巢氏文化、三国文化、包公文化、淮军文化等独特的地域文化。
合肥历史遗迹丰富，这里有包公祠、李鸿章故居、三国遗址公园等众多历史遗迹，还有肥西县三河镇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保存了大量的古建筑和历史风貌。
合肥名人辈出，楚汉相争时的“亚父”范增，三国名将周瑜，“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缔造者杨行密，北宋着名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都是合肥人。
此外，爱国将领冯玉祥，抗日名将卫立煌、孙立人，“和平将军”张治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也是合肥人。
出生地解码
合肥作为李建刚院士的出生地，在科研环境、人才培养、文化氛围等方面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合肥拥有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李建刚1982年毕业后就投身于合肥“科学岛”上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这里他得以长期专注于核聚变研究。
该所先进的科研设备和浓厚的科研氛围，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学术环境，是他科研成就取得的重要基础。
合肥拥有像“巢湖明月”这样的重大算力科技基础设施。
李建刚院士团队充分利用合肥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强大计算资源，在托卡马克的磁场建模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强大的算力为其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和精度。
合肥重视教育，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具备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术氛围。
李建刚后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这不仅体现了合肥的教育资源对他的认可，也为他提供了更多培养人才、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促进了他的学术成长和科研团队建设。
合肥有着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在多个领域都有创新成果。
这种氛围激励着科研人员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李建刚院士领衔的“东方超环”项目，从设计到建设国产化率高，攻克了一系列技术瓶颈，正是这种创新文化影响下的成果。
院士求学之路
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李建刚就读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船舶核动力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李建刚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1986年3月至1990年3月，李建刚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求学之路解码
李建刚院士的求学之路，为他后来成为院士奠定了系统且扎实的基础。m本科阶段，李建刚就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核动力专业。
该专业融合了核物理、动力工程与船舶技术，培养了他对“能量转换与控制”的底层认知。
这一背景看似与后来的核聚变研究有差异，实则为其奠定了关键的工程思维。
例如核反应堆中“能量约束与安全控制”的逻辑，与核聚变中“等离子体约束”的核心难题存在底层技术共通性。
这使他在后续研究中更注重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
李建刚转向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深耕等离子体物理领域。
从硕士到博士的十年间，他在“可控核聚变”这一尖端领域完成了从入门到精通的蜕变。
彼时，该研究所是国内核聚变研究的核心阵地（如“东方超环”EASt装置的前身研发），他直接参与前沿项目，将本科阶段的工程思维与等离子体物理理论深度融合，形成了“理论推导+工程实现”的复合能力。
这成为他后来主导重大科研项目的核心优势。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聚集了国内顶尖的核聚变专家（如霍裕平院士等）。
李建刚在硕士、博士期间得以在前辈指导下接触国际前沿课题。
例如，他在博士阶段参与的托卡马克装置研究，直接对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的前期技术探索。
这种“从学生阶段即切入核心研究”的经历，让他积累了宝贵的实验经验和学术视野，远超同期普通研究者。
从硕士到博士，他在同一研究所持续十年研究，深度参与“ht-6b”“ht-7”等托卡马克装置的建设与实验。
这种长期专注于同一领域的学术积累，使他对核聚变研究的技术脉络、关键瓶颈及国际动态形成了系统性认知。
例如，他在博士期间发表的关于等离子体边界物理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东方超环”的边界模控制技术埋下了伏笔，体现了学术积累的连续性对重大成果的支撑作用。
船舶核动力专业强调“系统设计与安全运行”，培养了李建刚对复杂工程问题的拆解能力。
例如，核动力装置中对“高温、高压环境下材料性能”的研究方法，被他迁移到核聚变装置的材料选择与结构设计中，使他在后续研发中更注重技术的可行性与可靠性。
在等离子体所硕士阶段，他从理论学习转向实验研究，掌握了等离子体诊断、磁场控制等核心技术。
例如，参与“ht-6b”装置的调试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通过数据分析优化等离子体参数。
这种“实验-反馈-改进”的循环思维，成为其后来主导EASt装置调试的关键能力。
博士阶段，他开始独立承担课题，聚焦等离子体约束与边界物理研究。
例如，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利用偏滤器控制等离子体边界杂质”的技术方案。
该成果被纳入后续ht-7装置的升级改造中，展现了从“跟随研究”到“原创突破”的能力跃升。
这种独立创新能力，正是院士级科学家的核心素养。
在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的十年求学期间，他与同一团队的科研人员（如后来的同事、学生）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
这些人后来成为他团队的核心成员（如EASt装置研发团队）。
同时，通过参与国内核聚变学术会议及国际合作项目（如与欧洲原子能机构的交流）。
他早期便融入了全球核聚变研究的学术网络，为后来推动“东方超环”与ItER项目的国际合作埋下了伏笔。这种学术圈层的构建，使他在成为院士后能够更高效地整合国内外资源，推动重大科研项目的落地。
总的来说，李建刚院士的求学之路，具体有“三重递进”逻辑。
李建刚的求学轨迹体现了“专业基础→科研方法→创新能力”的递进式成长，而中科院等离子体所的平台则提供了“理论-实验-工程”的全链条培养。
这种经历不仅让他在核聚变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储备，更塑造了“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系统思维。
他从本科的工程逻辑，到博士的原创突破，最终转化为作为院士领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核心能力。
院士从业之路
1985年9月起，李建刚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
1990年10月起，李建刚在英国culham Science Laboratory学习。1996年12月起，李建刚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
2005年1月，李建刚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所长（兼）。
2012年11月起，李建刚开始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兼）。
2015年12月，李建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业之路解码
李建刚院士的从业经历丰富且连贯，为他后来成为院士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建刚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国内核聚变研究空白且条件艰苦，但他长期坚守，参与大量实验。
20年近20万次实验，历经约5万次失败，使他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为后续科研成果产出奠定基础。
李建刚院士到英国culham Science Laboratory学习。
当时国外核聚变研究领先，在此期间，他接触到国际前沿技术与理念，了解到最新研究方法和趋势，拓宽了学术视野，为回国后推动相关研究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
从1996年开始，李建刚先后担任物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务，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
这些领导经历使他具备了团队管理、项目规划与协调等能力，能更好地组织科研力量，推动大科学工程实施。
如他负责“东方超环”EASt装置工程设计和建设，攻克诸多技术瓶颈。
李建刚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兼），这让他能够将科研实践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培养优秀科研人才。
他组建并培养了超导托卡马克创新团队，为核聚变研究储备力量，同时也利于学术思想传播与学术氛围营造，提升其在学术界影响力。
李建刚长期专注磁约束聚变研究，负责开展高性能稳态托卡马克实验，解决诸多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高参数长脉冲等离子体物理研究走在国际前列。
他还积极推进我国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在国际聚变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凭借一系列突出科研成果和国际影响力，奠定了成为院士的坚实学术基础。
后记
李建刚院士出生于安徽合肥，其出生地、求学之路和从业之路对他成为院士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生地安徽合肥的影响。
合肥是中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拥有浓厚的科研氛围和丰富的科技资源，如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李建刚在此成长，深受这种科技环境的熏陶，为其埋下了科研的种子，也为他日后投身科研事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合肥的地域文化培养了他勤奋、务实的品质，使他在科研道路上能够脚踏实地，专注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求学之路的影响。
李建刚1978年考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船舶核动力专业，在这里他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对核聚变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启了他的科研生涯。
毕业后，他继续在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深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研究所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优秀的导师团队，让他能够深入学习等离子体物理知识，接触到前沿的研究课题和技术，为他日后在该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业之路的影响。
1982年毕业后，李建刚就投身于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在“科学岛”上坚守33年。
他从基层做起，逐步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参与主持完成了EASt装置工程设计和建设等项目。
长期的一线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锻炼了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他还积极推进中国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提升了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也让自己成为了中国磁约束核聚变学术带头人之一，最终凭借卓越的科研成就于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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