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生活的裂痕是从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开始的。直到那个闷热的、令人烦躁的周五夜晚，我才明白，毁灭往往源于一句轻飘飘的、甚至算不上恶毒的话。
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刚跳过九点，办公室里只剩下我敲击键盘的噼啪声，和中央空调沉闷的嗡鸣。连续加了三天班，就为了搞定那份该死的市场分析报告，脖子僵硬得像生了锈的铁器。我揉着酸胀的太阳穴，正准备保存文档关机，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震动。
是母亲。
这么晚打来，很少见。心头莫名地一紧，划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我吸了口气，接通电话。
“小颖啊……”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却又掩不住的惶急，背景音里，还有父亲沉重的咳嗽声，“你……睡下了吗？”
“还没，妈，在加班。怎么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只有电流的滋滋声和父亲那令人心烦意乱的咳嗽背景音。然后，母亲像是下定了决心，声音带着点破釜沉舟的意味：“我跟你爸……我们想着，明天去你那儿住一段时间。你看……方不方便？”
我的大脑空白了一瞬。来我这儿住？这太突然了。我和丈夫李哲住在市里，房子不算大，两室一厅，但布置得温馨舒适。那是我们结婚时，李哲父母掏空积蓄付的首付，为此，我心里一直存着份感激，也存着份小心翼翼。我公婆是明白人，住在老家乡下，很少来打扰，总说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空间。
“怎么……这么突然？家里出什么事了？”我追问，心里那点不安在迅速扩大。
母亲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就是把老家的房子……处理了。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合适的落脚地，想着先去你那儿过渡一下。”
“处理了？”我捕捉到这个含糊其辞的词，“卖掉了？为什么卖房子？那不是我们家的根吗？”
在我连珠炮似的追问下，母亲终于吐露了实情。是为了给我弟弟田磊买房。田磊在省城谈了个对象，对方家里要求必须在省城有套房，否则免谈。弟弟工作没几年，哪有什么积蓄，父母心疼儿子，一咬牙，就把我们村里那栋住了几十年、带着大院子的老屋给卖了，钱全部给了弟弟付首付。
我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耳边嗡嗡作响。卖掉了？为了田磊？他们甚至没有跟我商量一声！那栋老屋，承载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所有记忆，院子里的枣树，夏夜的蛙鸣，冬日的炉火……就这么轻描淡写地，为了弟弟的婚事，变成了冰冷的钞票？
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和愤怒堵在胸口，让我几乎喘不过气。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巨大的冲击，另一个更现实、更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他们卖了房，没地方住了，所以要来我家。
“小颖？……行不行啊？你说话呀？”母亲在电话那头催促，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乞求。
我闭了闭眼，强迫自己冷静。脑海里飞快地闪过李哲可能有的反应，闪过我们那个虽然温馨却绝对算不上宽敞的家，闪过日后可能产生的无数摩擦……但，他们是我的父母啊。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这里，他们还能去哪儿？难道让他们流落街头吗？
“……好。”这个字从我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厉害，“你们明天过来吧，到了车站给我电话，我去接你们。”
挂了电话，我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坐了许久，窗外的城市霓虹闪烁，却照不进我心底的冰凉。我知道，麻烦才刚刚开始。
果然，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李哲还没睡，靠在客厅沙发上看财经新闻，电视屏幕的光映得他侧脸轮廓分明。他是我大学的学长，能力强，心思缜密，在公司是前途无量的项目经理，在家里，也算得上是个体贴的丈夫。但我知道，他有着极强的边界感和原则性，尤其是在关于“我们”这个小家的事情上。
我换了鞋，尽量用平静的语气，把父母要来的事情告诉了他。
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电视里主持人毫无感情的播报声。李哲缓缓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但那平静之下，却仿佛蕴藏着风暴。
“来住一段时间？”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嘴角勾起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多久？”
“暂时……还没定。他们房子卖了，给田磊买房了，现在没地方去。”我说着，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带着点心虚。
“哦。”李哲轻轻应了一声，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整个世界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身高带来的压迫感让我下意识地想后退。
“田颖，”他连名带姓地叫我，语气冷得像冰，“所以，你的爸妈，为了他们的亲儿子，卖掉了自己的老窝。现在无家可归了，就想起来投奔女儿了？而你这个女儿，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让他们住进‘我们’的家？”
他的措辞像刀子一样扎人。我抬起头，试图辩解：“李哲，那是我爸妈！他们养我这么大，现在遇到困难，我不可能不管他们！什么叫‘你的爸妈’？我们结婚了，他们也是你爸妈！”
“我爸妈？”李哲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直接笑出了声，但那笑声里没有一丝温度，“田颖，你扪心自问，你什么时候真把我爸妈当成你爸妈了？当初我们刚搬进来，我爸妈想来住几天，看看城市风景，你是怎么说的？你说，‘老人和年轻人生活习惯不同，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还是分开住对大家都好。’说得冠冕堂皇！怎么，轮到‘你’爸妈了，这矛盾就不存在了？你这双标玩得挺溜啊！”
我被他堵得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当初我确实说过那样的话，那时刚结婚，我渴望完全独立的二人世界，害怕婆媳关系之类的麻烦。我承认我有私心。可此一时彼一时啊！
“那不一样！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我爸妈现在是没办法了！”我急声道，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没办法？”李哲逼近一步，眼神锐利如刀，“他们没办法，应该去找他们的宝贝儿子田磊！房子给他买了，养老自然归他管！凭什么祸水东引，找到我们家来？这房子，是我爸妈出的首付，每个月房贷大部分也是我在还！你有什么资格不经我同意，就让你爸妈住进来？”
“李哲！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这是家，不是房产交易所！什么事都要论资格吗？”我气得浑身发抖。
“好，我不讲道理。”李哲点了点头，表情冷硬得像一块花岗岩，“那我们就按‘不讲道理’的来。田颖，我给你两个选择。”
他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要么，他们别来。要么，你跟他们一起走。”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男人。他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碎了我对婚姻、对“我们”的所有幻想。原来，在他心里，这套房子的归属权如此分明，原来，我的父母，始终是“外人”。
“你……你说什么？”我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我说，要么他们别来，要么，你跟他们一起走。”李哲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遍，眼神里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
泪水终于决堤而出。我没有再吵，也没有再争辩，只是转身冲进了卧室，砰地一声甩上了门。那一夜，我躺在冰冷的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头，而李哲，始终没有进来。
第二天，我还是去车站接了父母。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以及一种寄人篱下的局促不安。母亲看到我，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父亲则一直沉默着，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
把他们接回家，李哲不在。我把他可能加班的说辞咽了回去，默默地帮他们安置行李。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父母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个装修精致的家，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晚上李哲回来了，面对我的父母，他维持了最基本的礼貌，叫了“爸、妈”，但那份疏离和冷淡，像一堵无形的墙，隔在中间。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偶尔我试图找话题，也很快就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悄无声息地沉没了。
父母在我这里住了下来。日子变成了一种钝刀割肉般的煎熬。李哲几乎把我当成了空气，早出晚归，即使在家，也大部分时间待在书房。父母显然感受到了这种尴尬和不受欢迎，他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母亲抢着做所有家务，父亲则整天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望着楼下的车流发呆。
我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背影，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这是我的家啊，为什么我的父母在这里，却像两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这种压抑在半个月后达到了顶点。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无意中听到母亲在阳台压低声音给弟弟打电话，带着哭腔：“……小磊，妈知道你不容易……可这边……女婿他……唉，妈这心里难受啊……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靠在墙边，心里一片冰凉。这就是我那从小被偏爱的弟弟，父母为他付出了一切，甚至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房子，他却连给父母一个暂时的容身之处都做不到（或者不愿做）。
那天晚上，我又和李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次不再是为了父母该不该来，而是为了一件小事——卫生间地板上未干的水渍。争吵迅速升级，翻出了所有旧账。我指责他冷血无情，不念亲情；他讽刺我伏弟魔，拎不清，把我父母现在尴尬的处境归咎于他们自己的重男轻女和我的无原则妥协。
“田颖，你醒醒吧！你爸妈眼里只有你弟弟！现在榨干了自己的价值，没地方去了，才想起你这个女儿！你还在这一厢情愿地讲亲情？你看看你弟弟管他们吗？”李哲的话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耳朵。
“那你呢？你眼里只有你的房子，你的边界！我们是一家人啊！”我歇斯底里地喊道。
“一家人？”他冷笑，“从你未经我同意让你父母住进来的那一刻起，你就没把这里真正当成我们共同的家！”
争吵以母亲带着哭腔的劝阻和父亲沉重的叹息声告终。我瘫坐在沙发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婚姻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意思？
就在我以为生活已经烂到不能再烂的时候，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带来了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彻底颠覆了我的一切认知。
电话是村里一位和我家关系不错的远房婶子打来的。她先是寒暄了几句，然后语气变得神秘而迟疑：“小颖啊，有件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跟你通个气，你心里有个数就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婶子，你说，什么事？”
“是关于你们家老房子的事……”婶子压低了声音，“前几天，我听村支书喝醉了酒，跟人唠嗑，说漏了嘴……你们村那头，好像要规划修一条什么旅游快速路，正好从你们家那老房子那块地穿过……听说，拆迁补偿的丈量摸底，年前就秘密开始了……你爸妈那房子，院子那么大，要是真拆了，补偿款可不是个小数目呢……”
我握着电话的手，瞬间冰冷。
拆迁？摸底？补偿款？
我父母对此只字未提！他们只是告诉我，为了给弟弟买房，“卖”掉了房子！如果是为了拆迁，他们为什么急着在这个时候“卖”掉？卖给谁了？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冰冷的毒蛇，倏地钻进我的脑海，让我浑身汗毛倒竖。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谢过婶子，挂了电话。然后，我立刻开始动用所有能想到的关系，拐弯抹角地打听老家那边的规划消息。同时，我找了个借口，拿到了母亲的身份证，去打印了一份她的银行流水。
当那份薄薄的流水单握在手里时，我感觉它重逾千斤。流水显示，就在母亲告诉我“卖房”后的第三天，有一笔五十万的款项，从“石岭村村委会”的对公账户，打入了她的账户。
五十万！我们那栋老房子，按正常的市场价，绝对卖不到这个数！而且，如果是私人买卖，钱怎么可能从村委会过来？
真相，像一块巨大的冰山，浮出了水面。
根本没有“卖房”给弟弟凑首付这回事！至少，不完全是！父母是提前知道了拆迁的风声，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补偿款，或者……是为了把这笔即将到来的、巨大的财富，完全、彻底地留给儿子田磊，而不让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任何觊觎的可能，他们上演了一出“卖房助儿”的苦情戏！
他们故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制造无处可去的假象，住进我家。一方面，可能是做给村里或者某些人看，坐实他们“失去房产”的事实；另一方面，或许，也只是或许，有那么一丝丝对我的愧疚，想用这种方式，在我这里寻求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和补偿？或者，仅仅是利用我的善良，为他们这出戏增加真实性？
我不敢再想下去。心，像被扔进了冰窖，然后又拿出来被重锤击碎。原来，我一直活在精心编织的谎言里。我的丈夫，因为房产的归属对我冷若冰霜；我的父母，为了另一处房产（或者说巨款）的未来归属，将我蒙在鼓里，甚至利用了我的孝心和困境。
我，田颖，一个自以为努力生活、珍视亲情的女人，在我的至亲眼中，到底算什么？一个需要防备的外人？一个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
那天，我拿着那张银行流水单，一个人在咖啡馆坐到了打烊。窗外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这个世界依旧喧嚣，而我却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荒谬。
我没有立刻回家揭穿一切。我需要时间思考，如何面对这个残忍的、可笑的局面。
几天后，我回了一趟父母家——不，那已经不是他们的家了。我借口说帮他们找落在老家的什么证件，实际上是想去探探口风，看看能否找到更多证据。母亲显得很紧张，眼神闪烁，言语间漏洞百出。当我故意提到村里最近好像有工程队来看地时，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没……没什么工程，你别瞎打听。”她慌乱地打断我。
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也熄灭了。
回到市里的家，那气氛已经不能用压抑来形容，简直是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被强行压抑着的死寂。李哲依旧冷淡，父母依旧小心翼翼，而我，则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着这出由我的至亲们联手演出的荒诞剧。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李哲出门去买早餐，母亲在厨房准备煮粥，父亲在阳台“例行”发呆。我的手机响了，是弟弟田磊打来的。
我走到客厅，按了免提。我预感，这场戏，该落幕了。
“姐！”田磊的声音带着惯有的、被宠坏的理所当然，“妈跟你说了吧？那边拆迁款差不多定了！比你之前知道的五十万又多了一点！哈哈，这下我换辆好车的钱也有了！你可别往外说啊，爸妈交代了，这事得保密，尤其不能让你知道细节，怕你……”
他的话像一把尖刀，精准地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厨房门口，母亲端着淘米盆，僵在原地，脸色惨白如纸。阳台上，父亲猛地回过头，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
而就在这时，大门咔哒一声轻响，李哲提着早餐，走了进来。他显然听到了手机免提里传出的、田磊那兴奋而愚蠢的声音。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李哲站在玄关，看看面无人色的我父母，又看看握着手机、面无表情的我，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那还在喋喋不休的手机上。
田磊的声音还在继续：“……姐？你在听吗？我说，这下爸妈就不用再在你那儿挤着看姐夫脸色了，等我这边手续办完，拿到全部补偿款，就接他们来省城享福！到时候……”
李哲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错愕，到逐渐了然，再到一种极致的荒谬和嘲讽。他没有看我的父母，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我。
那眼神复杂极了，有震惊，有了然，有同情，有嘲讽，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我们这共同陷入这场闹剧的怜悯？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早餐轻轻放在门口的鞋柜上，然后，转身，默默地又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而我，缓缓地放下手机，掐断了弟弟还在规划美好未来的声音。我看向我的父母，他们像两尊瞬间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像，呆立在原地，不敢与我对视。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却照不亮这满室的狼藉与冰冷。
原来，崩塌的不止是婚姻，还有我一直以来坚信的，叫做“亲情”的东西。
现在，我该怎么做？
呵。
这真是一个，无比讽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