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务印书馆的协议是在三月份签订的，而等到小说真正在国内上架却是在六月份。
张训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个华人，却写的是外文小说。
这就导致商务印书馆在商量书籍出版事宜的时候对于到底是直接全中文出版还是中英互译出版产生了分歧。
对市场如何考量自然是要交给商务印书馆自己解决的，但小说的翻译问题却还需要张训这个作者的意见。
毕竟是翻译成中文，张训又是华人，若是原作者亲自翻译，这对读者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保障，而商务印书馆也不用费心费力的去找靠谱的翻译家将作品翻译好，等到完成后还要交给张训审核。
这无疑是增加了不少人力物力。
于是等到商务印书馆留在伦敦的工作人员上门询问张训的意见的时候，他毫不拖沓的直接同意了。
而对于商务印书馆想要支付给他报酬的想法也被张训直接否决了。
张训又不傻，他迟早要回国，回国后自己也肯定是要有出版需求的。
自己曾经合作过的伽利玛出版社也好，亦或是自己持股的企鹅出版社也好，他们的势力都只在本国，可能厉害一点能够将触手伸到其余欧洲国家，但是绝不可能在华国做大做强的。
毕竟这其中牵扯太多，对于这些出版社来说并不是多么划算的事情。
也是因此，张训愿意结个善缘，等到自己回国，也能多一个选择。
而且他也听到过一些消息，商务印书馆有意大量引进西方的经典书籍，只不过碍于国内的出版业环境，西方的这些出版社都心存顾虑，目前一直停留在商量阶段。
张训对于这件事其实是乐见其成的，毕竟这件事要是成了，自己也就不用苦哈哈的翻译书籍回去了。
而自己翻译的那些书籍要是再学校内流通还好，可以说是学术交流，但要是流传出去......
在资本主义横行的西方世界，不管张训有多大的成就，他的名声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若是有有心之人搅局，没准自己的老师朋友都会受到影响。
而这些都不是张训乐于见到的。
因此在将华文翻译版的小说交给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之后，他便顺势透露出了自己企鹅出版社股东的身份，表露出自己想要同对方商量一下引进书籍的事情。
简单交流了一下双方的想法，张训便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了两人，让他们去找经理亚历山大·伍德再去谈一下。
至于企鹅出版社那里，他也会打好招呼，尽量促成双方的合作。
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闻言自然是欣喜万分，毕竟他们来到伦敦不可能只是因为同张训的合作，这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最主要的还是那些欧洲大文豪们的作品引进问题。
现在有了希望，两人也不用漫无目的的在伦敦蹉跎时间了，等到有了意向，也可以让国内派个专人过来接手了。
等到两人离去，张训便给亚历山大·伍德去了个电话，对方恰好在办公室休息，张训便将自己的意思告知给了对方。
总的来说，利益是一定要拿到手的，但在此之上，他希望亚历山大能够帮忙说服那些同出版社有合作的作者能够同意将书引进华国。
要是有实在难啃的骨头，就打电话告诉张训，实在不行张训就去求助一下场外援助。
也许是因为有了张训这个中间人在，双方交谈的速度虽不算快，但也算顺利，最起码等到张训的书在国内上架之时，双方依旧没有太大的争执，而亚历山大·伍德也并没有给张训去过任何求助的电话。
总之，在张训踏上旅程跟随自己的院长查尔斯·道格一同去比利时参加世界文学研讨会的时候，他的书在国内悄无声息的上架了。
不是商务印书馆没有做过宣传，实在是张训这个名字在国内实在是寂籍无名了一些，他们也就能用张训的华人身份和在西方引起的轰动做一些文章了。
这个时代的信息传递速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尤其是外文小说，若是没有华文翻译的版本，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更是无从得知了。
小说不同于前沿的学术研究和轰动的哲学思想，总会有一些人时时刻刻的盯着，一但出了最新的，马上就会有人托人从国外代购，短则几月长则半年，东西就会到需要的人手中。
张训的名气其实也仅限于英国和法兰西这两个国家，其它的欧洲国家可能有的人连他的华文名字都记不住，只会记得他的笔名—N先生。
而在国内进行文学创作想要扬名，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前辈的推荐，将你的作品放到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上，并在周围之人中极力褒扬。
要么就是你写的东西足够炸裂，足够能引得起他人的注意，能够引得起文坛的轰动。
这样即使没人引荐，你也能在国内一飞冲天。
但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先提条件，那就是要有才华。
而恰恰是这个门槛，卡死了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年作家。
张训也知道自己的弱势所在，但在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之前，他也没有其他心力去纠结国内如何了。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国内的出版社结个善缘，等自己回国路也能好走一点。
自觉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安排之后，张训便再也没管国内书籍的售卖情况了。
在抽空去了趟美国将农场的事情处理完毕并且又买了一批粮食之后，张训便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伦敦这边。
而王储爱德华的见面要求无疑是为张训提供了一条捷径，不管结果如何，张训都是要去尽力尝试一下的。
毕竟这是他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