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璀璨巨星，闪耀着独特而永恒的光芒。孟子诞生于公元前372年，逝于公元前289年，在岁月的流转中度过了八十三个春秋。他出身于古老的姬姓家族，孟氏乃其姓氏，单名一个“轲”字，其字存有多种说法，一说为“子舆” ，但也有观点认为是“子车”或“子居”，至今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孟子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孕育出的杰出人物，作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关键代表人物之一，他集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以深邃的思想和卓越的智慧，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与社会发展。
追溯孟子的家族渊源，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逐渐走向衰微，家族的一支成员离开故土鲁国，迁徙至邹国定居，这支迁居的孟氏族人，便是孟子的祖先。家族曾经的辉煌虽已渐渐褪去，但贵族世家传承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血脉，无疑为孟子日后的成长与思想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于孟子的求学经历，历史记载中存在诸多探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明确记载，孟子“受业子思（孔汲，孔子之孙）之门人” 。然而，孟子本人却从未提及自己老师的具体姓名，只是感慨道：“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对于孟子这番话，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解释道：“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的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的生卒年，再结合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严谨的推算，会发现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这一说法在时间逻辑上难以成立。因此，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孟子师从子思的门人这种说法更为妥当。东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还提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为我们勾勒出孟子早年成长的家庭环境。
孟子的幼年成长经历与孔子颇为相似，都深受母亲的悉心教育与深远影响。孟母教子的故事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孟母三迁”的典故。为了给孟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不惜多次搬家。起初，他们居住在墓地附近，年幼的孟子耳濡目染，学着大人哭丧跪拜；孟母见状，果断迁居至集市旁，可孟子又开始模仿商人吆喝叫卖；最终，孟母将家搬到了学宫附近，在这里，孟子受到学习氛围的熏陶，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爱读书。除了三迁居所，“孟母断机杼”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有一次，孟子学习半途而废，孟母便剪断了正在织的布，以此告诫孟子学习如同织布，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前功尽弃。孟母这些言传身教的举动，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孟子的心灵，对他日后成为“亚圣”，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孟子对孔子怀有无比尊崇的敬意，在《孟子·公孙丑》中，他毫不掩饰地赞叹：“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还坚定地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在孟子的心中，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贤，是他一生学习与追随的榜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孟子毅然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他先后游历了齐、宋、滕、魏、鲁等国，这漫长的游历生涯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之久。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历史细节已难以确切考证，如今我们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大致勾勒出他游历列国的时间脉络和主要情况。
在战国烽烟四起、百家争鸣的动荡时代，孟子怀揣着传承儒家学说、实现仁政治国的理想，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漫长征途。大约在45岁之前，孟子便率领着一众弟子，离开家乡邹国，开始了在各国间的游历生涯，这段历程不仅深刻影响了他个人的思想发展，也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孟子首次抵达齐国，正值齐威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彼时的齐国，经过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已逐渐崛起为东方强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初到齐国的孟子，以其卓越的学识和独特的思想，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当时，齐国有一位名叫匡章的将领，背负着“不孝”的恶名，饱受世人非议。然而，孟子却独具慧眼，不仅与匡章交往，还以礼相待。在孟子看来，评判一个人不能仅凭片面的传闻，而应深入了解其本质与行为背后的缘由。孟子在齐国大力宣扬“仁政无敌”的政治主张，他向齐威王及齐国的贵族、士人阐述，统治者若能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关心百姓疾苦，推行惠民政策，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国家无需依靠武力征伐，便能在诸侯间树立威望，实现长治久安。但在那个崇尚权谋与武力扩张的时代，孟子的主张与齐国当时积极向外拓展、追求霸业的政治理念存在较大分歧。尽管孟子才华出众、见解深刻，却始终难以得到齐威王的重用。齐威王曾以“兼金一百”镒相赠，试图挽留孟子，然而孟子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在此实现，毅然拒绝了馈赠，满怀遗憾地离开了齐国。
齐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宋国局势出现新的变化。此时，孟子辗转来到宋国。在宋国期间，滕文公尚为世子，他在前往楚国途中路过宋国，有幸见到了孟子。孟子与滕文公一番交谈，开篇便“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向滕文公宣扬人性本善的理念，并以尧舜两位上古贤君为典范，阐述治国理政的道理。在孟子看来，人性中天然蕴含着善良的种子，统治者若能顺应人性，以善政引导百姓，便能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滕文公从楚国返回时，再次在宋国与孟子相见。孟子察觉到滕文公对自己言论的疑惑，诚恳地说道：“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他坚信，只要滕文公认真学习“先王”之道，以古代贤明君主为榜样，便能将小小的滕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不久后，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故乡邹国。此时，邹国与鲁国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给邹国带来了不小的困扰。邹穆公面对困境，向孟子请教：“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邹穆公的语气中满是焦虑与困惑，他不明白为何百姓在官员面临危险时袖手旁观。孟子则言辞恳切地回答道：“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指出，在灾荒之年，百姓生活困苦，老弱之人饿死在沟壑之中，壮年之人被迫背井离乡，而此时官府粮仓充实、府库丰盈，官员却不将百姓的苦难上报，这是统治者对百姓的漠视与残害。孟子还引用曾子的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百姓如今的态度，实则是对统治者以往行为的一种回应，劝诫邹穆公不要一味责备百姓。
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派然友两次前往邹国，向孟子请教办理丧事的礼仪与方法。在古代，丧葬礼仪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道德规范，孟子对此十分重视，详细地向然友传授相关知识。
待滕文公即位后，孟子应邀来到滕国。滕文公对孟子十分敬重，亲自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关键。孟子斩钉截铁地说：“民事不可缓也。”在孟子心中，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百姓生活安稳，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他认为，人民拥有固定的产业收入，才能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在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还必须对百姓进行“人伦”的教化，使“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即在上位者明白伦理道德，百姓在下面自然会相亲相爱、和睦相处。随后，滕文公又派臣子毕战向孟子询问井田制的具体情况。孟子深知井田制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耐心地讲解道：“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并详细阐述了井田制的规划与实施方法。最后，他坦诚地表示，自己所说的只是大概情况，建议滕文公及其臣子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此时，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与压迫，同时倡导实物交易，认为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就应相同。许行的思想反映了当时部分小农阶层对公平与平等的渴望，但在孟子看来，这一主张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孟子抓住许行思想的弱点，深入讲解“物之不齐”的道理，他指出，世间万物各有差异，不同的物品具有不同的价值，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孟子还以“劳心”“劳力”的划分，论证了剥削制度与阶级压迫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在孟子的观念中，脑力劳动者负责治理国家、规划发展，体力劳动者负责生产劳作，两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社会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