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察觉到我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脸颊上瞬间掠过一抹绯红，随即收敛了笑容，有些不自然地轻捋着鬓边的发丝。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微妙的尴尬。
我故作镇定，试图打破这份沉寂：“刘老板，您找我前来，应该不是仅仅为了深入探讨政治经济学的高深理论吧？”
她轻轻瞥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微妙的弧度，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
我微微颔首，语气中带着几分自嘲：“勉强算是吧，不过眼下，我就是一个下岗工人。”
她闻言，鼻腔里轻轻哼了一声，眼神中闪烁着讥讽之色：“那些只会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的人，注定难成大器。下岗又怎么样？这也讲一个改写人生命运的契机。”
我沉默不语，面对她突如其来的一番严厉教诲，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
她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语气的尖酸，随即缓和了下来，开始讲述起自己如何从一家效益不佳的企业中停薪留职，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商海，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
最后，她以一种近乎总结的口吻说道：“命运，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现在，你面前就摆着这样一个机会，你，想不想牢牢抓住它？”
我并非愚钝之人，在她缓缓道来自己的创业故事时，我已隐约察觉到了她对我的关注与期待。
当然，这份关注并非源自对我个人的喜爱，而是对我的学识与能力寄予了厚望。
于是，我审慎地回答：“这要看是怎样的机会……”
她见我对她的话题有了兴趣，便又故弄玄虚地问：“你感觉我的这间办公室怎么样？”
“比我们厂长的还气派。”
她猛的一拍写字台，果断地说：“从今天开始，它就是你的了。通过刚才的面试，你被聘任为这间店的经理。”
我没有表现出预期中的惊喜，因为我感到不太真实。
“那你去干嘛？”
她说国家开放了私人药店经营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要把握这个风口，准备开一家连锁药房。她自己要忙这件事，家具店就顾不过来，作为自己发迹的起点，转让出去又觉得可惜，所以她想要我为她管理。
我不得不叹服她的投资眼光，正如她所言，这也是我改变境遇的一个绝佳机会。
她给我开出了一个月一千元的工资待遇，在此基础上按销售额1%提成。
待遇不高不低，收入和效益挂钩。既能看出她在管理上的手段，又能看出她对我还有所保留，怕我是嘴上功夫。
我欣然接受，因为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她最后拿出一个黑色的bp机，推到我面前。
“这是我用过的，现在是你的了，方便联系。”
我推回去，红着脸说：“我家里没装电话。”
她绷着脸训斥我：“你现在是经理，遇到问题都要事无巨细的报到我这里吗？”
我一把把bp机抓过来，放进口袋里。
就这样，我摇身一变成为了家具城里最大店铺的经理。
当晚，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芳芳，她兴高采烈的像一个收到礼物的小孩，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她精心做了四道菜，还给我斟了一杯酒。
吃过饭，我在刷碗的时候，她坐在镜子前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又把儿子喂得直到打嗝，等把儿子哄睡后，就红着脸钻进被窝里。
我在酒精的刺激下……
次日清晨，张芳芳特意为我找出了那套我作新郎时穿的西装，催促我尽早换上，这样才有个经理的样子。
当我提早抵达公司时，老板刘芸满意地点了点头，她上下打量我，然后开始大笑，甚至笑得弯下了腰。
我被她笑得有些手足无措，全然不知自己身上有何等趣事能引发她如此开怀大笑。
好一会儿，她才渐渐止住了笑声，用纸巾轻轻拭去因笑而溢出的泪水，气息尚未平稳便对我说道：“弗拉基米尔，我请你来是担任经理一职的，可不是请你来扮演新郎的哦。”
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的着装无意间触动了她的笑点，让她忍俊不禁。
我脸窘的通红，她发现我感到不自在，从包里掏出来五百元钱递给我。
我没有伸手，无功不受禄，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个气节还是有的。
她硬塞到我手里，命令到：“我昨天疏忽了，店里要求统一着装，必须穿一套藏青色西服，你现在就去隔壁服装城买一套。服装钱统一报销。快去!”
既然有规定，那就和气节无涉了。我接过钱转身就走，就听见她在我身后又止不住笑出声来。
看来她这个笑后劲挺大。
我和刘芸对了账，盘了货，就算正式走马上任。
我把手下的六个员工由横向竞争关系调整为纵向合作关系，形成链条式的协作机制。通过减少内耗和利益捆绑，形成风险共担、荣辱与共的销售团队。
为了避免收入平均带来缺乏激励的问题，我又施行了岗位工资和岗位轮动，引入了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半个月后，我又通过末位淘汰，清退了两个员工，通过高薪聘来俩个销售高手。
一个月后，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销售额翻了一番。
刘芸拿着报表，脸上露出赞赏和欣慰的笑容。
她在兑现我的报酬之后，又拿出两千块钱给我。
我刚要拒绝，她呵斥道：“这是我给我大侄子买奶粉的钱，你无权拒绝!”
没有人不喜欢钱，若干年后中国出了个电商大佬，他在屏幕上公开说“对钱没有兴趣”，我笑了笑，知道自己永远达不到那种难以企及的境界。
我把钱交到张芳芳手里，她竟然感动的一塌糊涂，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发现了一处宝藏。
不久，刘芸开始发掘我更大的潜力。她开始领我出席酒局，带我去KtV，不断接触官商两界的大人物。
渐渐的，她由对我的赞赏和信任演变成喜欢和依赖。
我儿子周岁生日那天。早晨离家时，张芳芳反复叮嘱我晚上早点回家，她的父母晚上过来一起给关宁宇庆生。
我答应的很痛快，可是不出意外的话就有意外发生了。
下午刘芸来到家具城，说她晚上要宴请食品药品监督局的人。
我说我晚上有安排了，不能陪她应酬。
她拉下脸，显得非常不高兴，说今天就算我结婚这样的大事也得推掉，事关连锁药房的前途命运，我是非去不可。
我犯了难，一边是毫无妥协余地的老板。一边是盼我早点回家给儿子过生日的老婆。
最后，在她答应我只陪客人一杯酒的前提下，我和她一起去了酒店。
事与愿违，当晚赴宴的局长是个海量，轮番逼我和刘芸的酒。
结果我们两个很快都败下阵来。
客人是心满意足的走了，我却醉得两步一摇三步一晃。刘芸的状态就更糟糕，自己连路都走不成了。
万般无奈，我在同一家酒店给她开了房间，搀扶着她坐电梯到了楼上。
进到房间里，刚把她放到床上，我就有了一些意识迷糊。
未曾想，她一把扯住我的领带，硬生生地把我拽到床上……
过了这么多年，我始终回想不起来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酒精把记忆的片段永远彻底的从我大脑里抹了出去。
次日清晨，我被一阵急促而猛烈的敲门声猛然惊醒。慌乱之中，我迅速摇醒了身旁的刘芸，她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惊愕与不解。
敲门声愈发激烈，伴随着嘈杂的呼喊，我依稀辨认出张芳芳的声音在其中。我和刘芸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吓得脸色苍白，手足无措。
深知再拖延下去只会让情况更加糟糕，我鼓起勇气，硬着头皮打开了房门。
门外，张芳芳怀里紧紧抱着我们的儿子，身后紧跟着的是怒气冲冲的岳母和几位酒店服务员。门开的瞬间，张芳芳似乎瞬间明白了眼前的一切，未等我开口解释，她的一巴掌已经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
她的脸庞因委屈和痛恨而扭曲，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她歇斯底里地喊道：“关宏军，你这个大流氓！家里有个老婆还不够，竟然还在外面找野女人！”
被母亲的情绪所感染，孩子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孩子的哭声让张芳芳更加心痛与委屈，她口口声声地嚷着要和我离婚。
岳母见状，一把推开我和张芳芳，怒气冲冲地冲进房间，二话不说便揪住了刘芸的长发，对她又打又挠。很快，刘芸的脸上、脖子上就布满了指甲挠过的血痕。
然而，无论岳母如何撕打，刘芸都既不躲避，也不言语，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的凌辱。
我站在一旁，心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真希望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等梦醒后一切都能恢复如初。
可岳母的一巴掌彻底打碎了我的幻想，她撇下躲在墙角的刘芸，又将怒火转向了我。我没有躲闪，也没有辩解，因为我知道，再冠冕堂皇的言辞也无法改变眼前的事实。
若干年后，唐晓梅好奇的问我，究竟和刘芸做没做过那件事。
我说当时确实喝断片了，所有的记忆荡然无存，最终成为了一个人一种说法的“罗生门”。但我猜那件事大概率是发生过， 一个是离婚后久旱的单身女人，一个是被家庭压抑得快要窒息的有妇之夫，在酒精的催化下，想不发生点什么都很难。
唐晓梅说我是狡辩，出轨就是出轨，还要给自己找借口开脱，也许我和刘芸早就眉来眼去，暗通款曲。
我没否认，对刘芸除了仰慕之外，她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确实吸引过当年的我。
本来可以内部解决的矛盾，因为警察的介入酿成了当时全县轰动一时的婚外恋丑闻。
酒店服务员看到我和刘芸惨不忍睹的伤口，惊慌地选择了报警。
事后，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在家盼望着我回家给儿子庆生的一家人，左等右等也没等回我，他们寻找了很多我可能出现的地方，结果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早，家具城刚开门，他们从销售员的口中得知了我陪老板刘芸去了酒店的信息。
他们一路赶到了酒店，服务员在他们的催逼下，把他们带到了我为刘芸开的房间。
这件事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作为一名在当地受人关注的企业家，刘芸实在无法在县城继续生活下去。她选择将所有产业以较低的价格出让，带着上初中的女儿搬到了外地。
而我在张芳芳声泪俱下的声讨下，在岳父岳母声色俱厉的谴责下，灰溜溜地逃回农村家中蛰伏了一段时间。
虽然岳父岳母极度怂恿张芳芳和我离婚，但张芳芳以孩子太小为理由顶了回去，给了我们这个家庭苟延残喘的机会。
但严酷的现实是，我又成了无业游民，比下岗时处境更糟的是我已经声名狼藉，没有谁还愿使用一个对雇主下手的渣男。
这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没有收入的我，在张芳芳的整日抱怨和挖苦中终于爆发，我义无反顾的提出了离婚。
张芳芳应该是哀莫大于心死，在权衡利弊后答应和我离婚，条件是我净身出户，儿子的抚养权归她。
我被愧疚和良知折磨得形销骨立，为了逃离窒息的现实，毅然选择了全盘接受。
放弃儿子的抚养权，成了我父母至今都无法释怀的心结。
在我事业蒸蒸日上之后，母亲还会经常暗自垂泪，觉得儿子不在身边是我一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离婚后，为了按时给付每月500元的抚养费，我选择了背井离乡，前往寝室老八所在的城市。
他正经营着一家网吧，热切地期盼我去给他做一名网管。
离婚后，我和张芳芳并没有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冤家。有了儿子这个纽带，我们还会时不时联系。
大概是离婚一年多后，张芳芳得知我沉沦在颓废荒唐之中无法自拔时，曾提出过破镜重圆。
她说她把儿子放在岳母家里，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即使我什么不干，也能维持生活。在她心目中，一个完整家庭的象征意义比本质意义更为重要。
在彷徨绝望黑洞里苦苦挣扎的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明白暂时的包容无法弥合我和她之间巨大的鸿沟。
在我事业有了起色以后，只要她在经济上有所求，我都力所能及的满足了她。
只是在儿子高中毕业要去澳洲留学这件事上，我和她产生了严重分歧。
我当然不是怕承担高昂的学费，而是我认为关宁宇学成报效国家的意愿不大，大概率会留在国外定居。
张芳芳坚持己见，我就不再阻挠。
果然，关宁宇毕业后留在了当地。为此，张芳芳整日以泪洗面，毕竟儿子是她这一生的全部，为此她从未再婚。
我在与关宁宇的越洋电话里，把张芳芳这一生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的苦痛告诉了他。儿子还算良心未泯，为她办理了投亲移民，他们母子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
唐晓梅说张芳芳和千千万万普通女人一样，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她们只是追求一种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平凡生活。这种最低的需求我都没有给予，在这段婚姻里我完全是过错方。
我没有争辩。
唐晓梅最后把我的这段婚姻定义为：薄情寡义的初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