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行已近一月，这些个日夜过的可真够……充实啊。
种种变故让王棣颇觉猝不及防，暗叹自己果真不是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料。倒也说不上有多沮丧或者气馁，有些事情需手熟，有些事情需天赋，自己的天赋在于“才情”嘛，谋略权术啥的着实生疏的紧。没关系，有时间去学习磨练。
患乱纷呈的局势已然平歇，苏太守籍社仓之由劝捐。
此时的“劝”与半月前粮价飞涨时的“劝”效果迥然不同，应和者无数。只是，杭城此回损失惨重，光营建灾民安置房的款项便是天文数字，饶是有朝廷拨款，且多方募捐，仍是有不小的缺口。
此事很伤脑筋，李格非便有些忿然：“都道咱大宋经济昌盛，税赋并不轻，天灾人祸之际不正应还之于民么……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千民。”
苏轼咳了声，道：“文叔，慎言。”
李格非微微“嗯”了声，心下却不以为然。
他适才所言后一句出自《荀子.君道》，意思是取之于民的多，用之于民的少。话中之意便是指朝廷救灾、赈灾不力，应当全力支援灾区重建事宜，而非不痛不痒的拨款万贯、度碟五十，杯水车薪，无济无事。
苏轼心知与自己仅有一半师生之谊的李格非为人脾性，真真是见不惯官场蝇营狗苟的，是个适合搞学术研究的正人君子，论起实务逊高文恭远矣，更遑论是少年妖孽王三郎。
灾区重建刻不容缓，与其和朝廷讨价还价到头来收效甚微，还不如赶紧想办法筹措款项。
苏轼一方面以杭州官府之名向豪商富户借贷，另一方面加大募捐力度。还有就是除了匠工的工钱，材料（瓦石、木梁等）款尽量先行欠着，当然也需尽快结清。如此三管齐下，款项缺口基本能够填上。
这期间，王棣又想起银行之事，似乎值得操作一番。
需要说明的是，唐玄宗开元初年出现了“柜坊”，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即具体的一样东西，较多的则使用“凭贴”、“书贴”、“文券”、“券契”等，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的记录。
“柜坊”算是银行的雏形，是替别人保管银钱的商户。和银行要付给存款人利息不同，柜坊不仅不付息，存放者还要向柜坊缴纳租金。但柜坊的存在使得原来长安的生意人不必携带大量的铜钱，方便了远方客商的贸易活动。
但到了本朝时，柜坊中人勾结富家子弟，从事赌博、盗窃等活动，是以官府将其与赌局、诈骗、盗窃等同列为“游手奸黠”一类，常加取缔。
金融业，绝对是一本万利的行业，值得捣鼓捣鼓。
王棣并非愣头青，自然晓得其中牵涉太深，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实力不允许啊，暂时搁置，列为可行计划。
这些天，他亲身经历了许多事，心中无由的想起一句话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很奇怪的念头，完全不搭界的事儿，却让他联想到了一起，这思维实在够跳跃。
但毕竟是适逢其会，也在尽量出些力，不敢说拯万民于水火，终究是见不得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状。既无法眼不见为净，那便能帮则帮，无愧于心吧。
事实是，这虽然是“人吃人”的时代，但也不乏为仁向善之辈。国难天灾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身体力行地行善积德。其中便有聂胜琼与蔡云英。
今岁江宁花魁大会，聂胜琼技压群芳一举夺魁。聂花魁之名迅疾传扬开来，待得她自赎其身受聘为半山园王府琴师，其名不坠反盛，便是远在杭州亦是广为人知。
至于蔡云英，其名却是知者寥寥，毕竟“琴操”之名太盛，坊间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琴操”二字原出自蔡邕所撰的《琴操》一书，以琴操为名，可见琴操的才气也绝非一般。琴操虽说是ji，但冰清玉洁，卖艺不卖身，红极一时。
去年苏学士知杭州，闻琴操之名，及至见时，怜其才情，遂有往来相交。
据称，东坡好友佛印便称琴操抚琴为“百年难得一闻”。
东坡欲劝说琴操脱籍从良，乃戏曰：“予为长老，汝试参禅。”
琴操笑诺。
东坡曰：“何谓湖中景？”
答：“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又问：“何谓景中人？”
回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髫挽巫山一段云。”
再问：“何谓人中意？”
答：“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
还问：“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答。
东坡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哪晓得一语惊醒梦中人，琴操云：“谢学士，醒黄梁，世事升沉梦一场。奴也不愿苦从良，奴也不愿乐从良，从今念佛往西方。”
苏学士遂为之落籍。
不过，琴操也终究未削发为尼，而是闲居杭州——王棣弱弱地想，蝴蝶效应哪，原本苏轼与琴操之间会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儿，而琴操最终会于玲珑山别院修行，正是杭州城少了个名ji、玲珑山多了位僧尼。
既已从良落籍，“琴操”之名自不可再用，西城竹园方有了“蔡姑娘”。
琴大家淡出，但江湖间仍有关于她的传说。事实上，坊间时不时便会传出她即将复出的消息，令无数人一次次心生希望复又失望。
一入青楼深似海，误入烟花风尘之地的，吃的是青春饭，短则三五年，长则十来年，再风光的也如昙花一现。入了乐籍，此生休矣，若不愿孤苦伶仃，便祈祷着能遇良人脱离苦海。虽然，为人姬妾未必能幸福，但总好过卖笑卖身。
蔡云英及聂胜琼是不幸的，却也是极其幸运的，因苏轼与王棣之故而重落良籍，亦无那纨绔权势之辈使用阴险下作手段逼迫侵凌。自由，总那般美好，叫人孜孜追求。
此次洪涝灾害引发的一系列祸患，蔡云英也被卷入其中。惊恐自是有的，倒不至于后怕。似乎这些年经历的足够丰富，已可处乱不惊了。
但，这种时候，应该能做些什么，算是一尽绵薄之力。
议题其实是王棣提起的，倒非有意为之，而是想到他那个时空，每遇天灾，如地震、洪灾之类，明星公众人物自发组织各种慈善义演，号召粉丝捐款捐物共度时艰。
慈善义演？蔡、聂二女相视而笑，一拍即合。
于是，琴操姑娘于某日某地“复出”的消息不胫而走。另，江宁花魁聂胜琼亦会参与琴姑娘的复出表演。
哇哦，琴操与聂胜琼，杭州与江宁的两大花魁同场竞演，太吸引眼球了有没有？
这个极具爆炸性的消息一传出便迅速占领了“头版头条”，十两银的入场券不算贵，琴操尚在江湖时可是得需三十两茶水钱方能聆其一曲的。况且，这是慈善义演，演出的所有收入都会捐献于赈灾事宜。花魁，义演，二者合而为一，自是吸睛无数。
双剑合璧，天下无敌。
据事后统计，二姝联合义演十二场共筹得十三万两银，悉数捐用赈灾。
人们赞叹江南富庶，更对这二位青楼名ji赞赏有加。此等美事迅速传扬、发酵，最终惊动朝廷，太后以“义女”二字褒扬，令二女名声愈盛。
只不过，这二位名ji皆已赎身从良，终是无法江湖再见，而成绝唱。
如此多方筹措，杭城灾后重建经费终算可勉强支撑。
涝灾前后被录入杭州县治，苏轼、王棣、聂胜琼、琴操乃至于李格非、高俅皆“榜上有名”。当然，都是正面评价。
千年之后，有史学家在研讨这段历史时，欲将高俅与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六贼并列，遭致高俅后人严词反驳甚至要与之对簿公堂。
其后人列举其种种为善之处，如：他除了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
且他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也非一党。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后，童贯、高俅也赶到与之会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不久，童贯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护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后高俅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
盖棺论定，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尚算是一个好人。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于是，众口铄“金”，高俅在小说《水浒传》中扮个丑角代封建王朝的皇帝受过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元佑五年的杭州涝害发生当时，高俅更是四处奔走，为赈灾之事尽心尽力。杭城能迅速度过灾期，他在其中功不可没。
更何况，高俅与王棣颇有渊源，值得大书特书。
显然，高太尉是沾了王棣的光，这是王棣始料未及的。不过，在王棣看来，高俅的确算不上大奸大恶之人。
人无完人，何妨拉他一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