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日，苏轼于半山园流连忘返，在王安石陪同下泛舟游湖、登钟山而放歌，端的是呼啸山林，乐乐陶陶。
此二人，一个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员，一个是赋闲在家、心力交瘁的前丞相，又都是首屈一指的文豪，不免诗酒唱和，相处甚欢。
待到黄鲁直（注1）闻讯赶至江宁，王、苏、黄及江宁知府王胜之等或观赏山川美景，或尽论古昔文字，谈佛论禅，真真是以文论友，佳话永传。
黄庭坚乃以旧作《水调歌头·游览》唱曰：“……坐玉石，欹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此乃文坛佳话，半山、钟山一时间引来士子无数，更有浙闽文人慕名远来，即便无缘识遇大贤，亦算是适逢其会了。
而苏、王等人这数日来所经遇之事亦不胫而走，在士子间广为流传，热议最盛者莫过于苏、王唱和。
某日，苏轼在王知府陪同出游蒋山，兴至酣时，乃作诗《同王胜之游蒋山》以记曰：“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无十里，遗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
王安石读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一句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并次其韵作《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曰：“金陵限南北，形势岂其然。楚役六千里，陈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风月自觥船。主送悲凉岸，妃埋想故莲……”
一唱一和，孰优孰劣姑且不论，世间又多一美谈也，文人士子自是喜闻乐见而津津乐道。
而苏东坡又读王半山诗云：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一时技痒，乃次其韵曰：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平心而论，苏轼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他借诗充分释放了与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
大人们把酒唱和，王棣便作为小主人陪着苏小妹与苏过游耍。
三人年龄相仿，原本正是玩乐的好伴，但相处模式却很微妙。
对年龄最幼的王棣，苏过很是佩服，若无姑姑苏小妹“从中作梗”，早便是无话不说的小伙伴了。
苏小妹则看王棣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
在王棣看来，这位小姐姐颇具才情，人也够大气，只因护短而嫉恨上了自己，也是徒呼奈何了。
要说起来，苏轼方是罪魁祸首。
其在黄州之时，通过与王安石的通信及黄鲁直之口，知“半山小神童”之名，不止一次评点王棣的诗词及书法，直言胜苏过等多矣，便是他如王棣之龄时也有不如。
在半山时，苏轼见王棣言谈举止从容自如，谦谦如玉则具古贤风范，更是另眼相看，免不了考校一番。王棣昔日所作诗文他是见过的，虽稚嫩有余，但已稍具气候，遂以经义考之，乃有如下问答：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何解？”
“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就是说：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天下大平。”
“《中庸》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试解之？”
“‘中’是指超越任何情绪状态。‘和’是指任何情绪的出现都能够恰到好处。而‘庸’的本义就是用、功用的意思。‘和’为‘用’的最佳状态。因此，通俗解释‘中庸’，就是做任何事，都能不受任何情绪左右，做到节骨眼上……‘发而皆中节’的庸态，体现一个人的智慧。做事总是恰到好处，令人放心，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才。但何谓恰到好处，还得因人而异，且需因时制宜。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所谓‘浓妆淡抹总相宜’便是此意。”
从《大学》到《中庸》，王棣侃侃而言，声音清朗，不疾不徐，非止释义精确，且能举一反三，更说得通俗易懂，甚至苏过还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好像比先生讲的还好，至少这种大白话很容易明白……”
王安石频频捋须，老脸笑成了菊花开。
苏轼连连颔首，叹道：“论教育子弟，某不如公远矣。”他虽作《论学校贡举状》说“……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核心主张即：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如果这样，就可以了，与贡举关系不大。最后结论是:以诗赋取士，虽然不一定好，但是行之已久，不可一下子就废掉。如果以经义取士，那么弊病就比用诗赋大得多。
其实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但死啃经书，也无太大益处。
争论的结果，最终采取了一项折衷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
苏轼虽然反对以经义取士而主张以诗赋取士，但文人士大夫若是不通经史子集，至少无法踏入科举门槛，四书五经乃必修之课，更是诗词歌赋的基石，典故不清者何以作文？难不成自己杜撰典故？
说到杜撰典故，苏轼还真做过这种事。
仁宗嘉佑元年三月，苏轼试举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古尧帝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了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的严厉，而喜欢尧帝用刑的宽仁。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理直气壮、“想当然耳”的杜撰典故，不仅未遭致骂声，反让文坛大家欧阳修赞曰：“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由此衍生成语“出人头地”，这真的是没谁了。
总之，诗词歌赋需要用典，这就需要多读书，至少得通读四书五经。
但读书这种事，“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义释解虽然大同小异，每个人的认知却多少有些不同。重要的是，能吃透书中所述之旨用且化为己用，而非读死书而被书圈禁思想。
在苏轼看来，王棣便已到读书能有自己解读的阶段，这对于一个十岁孩童来说，太难能可贵了。
这也正是苏小妹最不喜之处，自己的大兄如此看重一个外人，直言王棣的才学远胜苏过，且观王棣的作派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养气功夫不逊大人，“有匪君子如琢如磨”，她便无由的有些心烦意乱。
少女的心思啊，又有谁能猜得透。
好在王棣只当未觉，任他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倒教苏小妹无处发作。
这日，王安石身体微恙，在“半山园”休养。苏轼与黄庭坚及刚至江宁的佛印等人泛舟紫霞湖，王棣便领着苏氏姑侄游玩钟山。
那数位士子口无遮拦的议论前辈是非，王棣倒没什么，嘴长在别人身上，总不能拿胶带封住不让说话吧，但见苏小妹面露不豫，已处在暴走边缘，遂起身：“走吧，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好玩意。”
苏小妹嗤之以鼻：“前面那寺庙吧，求神拜佛去呀。”
王棣摇摇头：“这灵光寺经久失修，有些破败，好在所处位置极佳，平日里倒算得香火旺盛。而且这个时节，游客至此，纳凉避暑者较多，咱们便不去凑热闹了。嗯，寺后有溪涧，涧旁有茅屋两间，我时常去玩耍，感觉不错。”
苏小妹撇了撇嘴：“就看有啥子好耍的。”一不留神，川蜀口音冒了出来。
好亲切啊，王棣前世虽非四川人，但认识不少四川友人，猛然听得一句四川话，不由心生恍惚。
这苏小妹，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就不晓得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