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学馆(太学)试等。每三年举行一次，各依解额选合格者解送礼部，参加省试。
发解试是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初级考试，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级考试，只有发解试合格，士人才有机会参加省试乃至于殿试。
解试，是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将合格举人贡入礼部的一种考试。另外，专为现任官员无出身而应进士举者所设立的“镖厅试”，和以避亲为主，兼有照顾性质的“别头试”，也属于解试范围。地方州府所举行的解试，一般都于秋季举行，故又称“秋斌”。州试时，由诸州判官主持报考进士的士子的考试，由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如果考官不懂经义，可选次一级的官员充任，但要经判官监考。试卷上要加盖“长官”之印，考官和监考官还要在试卷后面签名。如发现作弊考生，当场驱逐，考官受贿舞弊，要受严厉处分。
乡试与省试的考试天数一样，皆是连考三天，内容也是一般无二。
熙宁八年，新法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到得元佑朝，虽然尽废新法，科举之制亦有变革，改经义取士为经义、诗赋二科取士，但经义科却是未有太大废除。头场考经义，即解释经书，《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二场考论，即对时局的评论；三场考策印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如此连考三天，过关者称为举人，头名则是解元。
江宁府文风昌盛，素来多才子，即便比不得出了数位状元的福建，在科举年时也是备受关注。
八月初十，江宁乡试开始。
是日，从寅时起便有三三两两的学子从四面八方汇集于秦淮河畔、夫子庙旁的贡院。顾名思义，此处便是江宁乡试之处了。
其实，所谓“贡院”，只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此时的江宁并无贡院。
在后世闻名遐迩的“江南贡院”要在南宋孝宗乾道四年由时知府知府史正志创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乡试、会试都于江南贡院举行，方算是天下知名。明成祖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于北京，但南京仍为留都。因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参考士子日益增多，原有考场便越来越显得狭小。永乐皇帝便没收臣犯臣纪纲的府邸，又取怀来卫指挥陈彬家人陈通，忠勇伯家人侯清等人的房舍以及府尹黄公永元祠、秦桧之子贝喜祠等改建“江南贡院”。
之后，江南贡院不断扩建，江南贡院已形成一座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另有主考、监临、监试、巡察以及同考、提调执事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园、桥梁、通道、岗楼的用地，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
入宋以来，太祖感悟自唐末以来的战乱原因是武人专权军阀混战，所以认定只有偃武修文才是平靖之道是千秋万世之道。在削弱武将权力、消除军阀割据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科举选官制度，放宽录取标准，大量选拔文人士大夫，并给予优厚待遇。太祖顺应了“重文”的趋势，只有重视文人知识分子重视文教建设，通过提倡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规范臣民的思想和行为，通过重视教育、图书典籍等文教建设的措施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
由是，读书人越来越多，十年寒窗为求鱼跃龙门。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有宋以来，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平民百姓如果要进入仕途，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
大环境如此，更遑论文风昌盛的江南之地。
读书人越来越多，乡试原本的州学已难容下诸多考生。前二年，王安礼便筹措款项在夫子庙左近兴建书院，亦可作为发解试之地。
这所谓的贡院毗邻州学，又是东晋学宫的故址，恰恰是文曲星动、文运汇集之场所了。
卯时初，贡院前的广场已汇聚了两千余名考生。有那相识的考生低声招呼一二，却是并无心情寒喧，相视一笑，心照不宣。既是相识友人，又何尝不是竞争对手？
三十年前，江宁府解试录取比例为五十取一，三年前则是一百取人。何解？考生多了。僧多粥少，自是择优录取。
也就是说，贡院前这两千余名考生能被取为举人的不会超过三十人。竞争何其惨烈也。
解试过关，亦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奋马扬鞭，破阵功成。
又过了两刻钟，贡院那两扇沉重的朱漆大门缓缓打开，吱呀声让广场上的嗡嗡声瞬间止息。
十数名衙役鱼贯而出，沿着院墙排开，手中举着的木牌上写着“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等字样。
“诸位贤生，请至刻有各自县名字样的木牌处搜检进场。”一约莫五旬上下的老者出现在院门口，高声宣告。
这老者正是州学教授，素来好脾性的他脸上多了分肃穆。
解试的主考官是通判，监考官大多是州学的教授、学正、学录、直学、司记、斋长、斋谕等。
江宁州学学子逾千人，几乎悉数参加了本次乡试。都是平素熟稔的师生，在此时却循不得旧情。
广场上的考生有那科场老手见衙役出来，便悄无声息的向本县检录处走去。乡试连考三天，着实是门体力活，从进场始便在考验考生的体力。能早点入考场，便缩短了在广场待检的时间，占得先机也。
教授话音未落，考生轰地散开，皆是急步走向各自的检录处，如鸟兽散。
王棣虽是科举新人，但有苏轼、王安礼等人事前告知相关事项，与王旁、王专、王桐、王楠几人第一时间便到了江宁县待检处。
这等场面委实壮观，饶是他前世经历过高考，也是有了稍稍的紧张。
他还是较为淡定的，王桐、王楠便不堪的多，后者似乎在哆嗦，有些站立不定。
王棣心中暗叹，考前恐惧症么，唯有靠自己调节了。
稍顷，衙役领着江宁县与上元县的考生首先检录，这算是州治所在的福利吧。
宽敞的大门后是两条甬道，各有官差守候。监考官黑着脸核实考生的信息，予人铁面无私感。
发解试考官在考试之前要审查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不符合考试资格的考生，不得让其参加考试。有关考生资格的七项禁令，国子监发解试和开封府发解试考官审查考生要以五人为一保，外地发解试考官要查明验实考生资格，方许发解。
发解试考官审查的是考生是否伪冒籍贯，是否是工商杂类，是否患有风疾眼病，是否曾经犯法等等。如果审查不严，发解试考官也要受到处理。
诸州考生原则上应在本地参加发解试，对于在京师参加国子监发解试的诸州考生需要本地官员担保。发解试考官须严格审查籍贯在外地而参加本地发解试的考生。如果出现伪冒户籍的情况，严罚相关保官及发解试考官。
王棣与王桐、王楠在江宁成长，早入了当地户籍。至于王旁、王旉的解试户籍问题，早前王安礼已上报礼部备案，准许二人在江宁解试，无需返还原籍参加乡试。
甬道处，监考官目光灼灼，虎视眈眈，冷冷地监督着差役搜检。搜检的目的是防止夹带。
中唐乾元初年，李揆为主考官，决定在考场中准备韵书和五经、诸史，向考生说“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允许他们随意查阅，这一举措一直延续到晚唐。本朝前期即开始禁止夹带书册入场，成为完全的闭卷考试，然而由此而生的夹带行为屡禁不止，虽然在士子入场之前官方需要顶着冒犯读书人尊严的压力搜身，结果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欧阳修知贡举时曾上书：“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雇倩一人，虚作举人名目，依例下家状，入科场，只令怀挟文字，入至试院，其程试则他人代作。”
唐宋两朝，总体上都允许不明题意的考生离开座位向考官询问，称为“上请”，于是也有考生们一起拥到考官的座位附近，装作上请，在混乱中飞快查阅夹带的内容，巡场管理人员也束手无策。考试之后，很多素质堪忧的士子们还常常不带走自己夹带的书册，而是丢弃在场中，以至于“遗编蠹简，几至堆积”。这些用来作弊的小本子通常印有考纲要点和范文，号为“夹袋册”，在印刷术推广开之后，福建建阳作为印刷、流通图书的重镇之一，便成了辑印“夹袋册”的一个重要地点。从笔工抄写获利，到集中印刷发行，士子们对怀挟的需求俨然催生了一条新的产业链。
监考官与考生犹若临敌破阵，各种手段层出不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抑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千年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