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一行在衍圣公府的待遇可谓是节节高。
开初由孔端操出面接待，算不上怠慢，却也谈不上重视。以他嫡次子的身份倒与王旁等人仿佛。若是王安石、王安礼登门拜访，那只能是孔若蒙亲自接待了。
但等王棣亮出了《论语集注》，就好像是二人切磋武艺，某一方使出了新招式，恰恰是对方苦思冥想的动作，这……就好比有人挖了一个坑，坑里有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跳还是不跳？大概绝大多数人会义无反顾的入坑的。
于是，嫡次子搬来了嫡长子，这便算是提升了接待规格了。
待得晚宴时，坐在主位的换成了孔若虚。
孔若虚，字公实，孔宗愿次子，亦便是现今奉圣公孔若蒙的胞弟。
这，又将接待规格上提了。
究其根由，倒非是临川王氏的名头，而是那册《论语集注》。
一下午的问答与探讨，让孔端友兄弟成了迷弟。王棣的回答言简意赅，但时不时抛出的新鲜观点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譬如，关于《论语》二十篇为什么把《学而》放在首位，他如是解释：“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务本之义，乃学者之先务，故《论语》编者列全书之首。”
这便真是一语中的了。
另外，他的言语中多有对《论语》（孔子）的褒扬（崇仰）之词，例如：“孔子之学，皆由真修实践来。无此真修实践，即无由明其义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然即在今日，仍有时习，仍有朋来，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学者内心，仍亦有悦、有乐、有愠、不愠之辨。即再逾一千五百年，亦当如是。”
然后，他又说了研读《论语》、也就是孔子思想的好处，大概可归纳为三点：务实、真修实践、古今通用，并一一举例佐证。
当然，他不忘低调，很是诚恳地说道：“本书或有新义，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
如此种种，在孔氏兄弟看来，这王三郎非止有真才实学，且甚是低调内敛，有着与他年龄不符的从容睿智。在他面前，二人居然心生得遇明师之感，只简单的交谈便觉对《论语》认识更深。在他们印象中，便是前来拜访的诸位当世大儒也未有此等颇具新意且叫人眼前一亮的论述。
开初，二人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皆是以审视的眼光待之，想着随随便便挑指出毛病、乱错打发了这后生仔，但那册《论语集注》实在是让人无刺可挑。接下来的交谈更让他们接受了“此子实乃天降之才”这个事实，如此反而坦然了，视之以师也。
孔氏兄弟二人虽说出生成长在“天下第一家”，环境使然，眼界自是远高于常人的。也正因如此，二人更是觉得王棣绝非常人，他日前途不可限量。
嗯，凭他们的身份已不足以接待王棣了，或者说震不住此子了，遂郑重其事的告知了长辈。
于是，晚宴的主位坐上了孔若虚。
食不言寝不语，宴席上主人劝了三盏酒便让客人随意。适可而止，所谓“酒过三巡”乃是华夏礼仪。
菜式甚是丰富，在王棣看来可用“奢侈”形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嘛，当然得讲究。
他在前世曾看过相关报道称：
唐宋以来，随着全国尊儒尊孔之风的盛行，统治者在孔子的古宅曲阜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孔庙和孔府，许多帝王、公侯亲自到曲阜朝圣、祭祀。其规模日益扩大，次数亦愈加频繁。在祭礼活动中既要准备充足讲究的食物供品，同时还要为前来祭孔的帝王、官员及“衍圣公”家人准备丰盛美味的食品。这是促进孔府饮食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官府或家庭都不能与之相匹。
孔府虽然是古代社会中一个至高无上的贵族官邸，享受“钟鸣鼎食”的奢侈生活。但孔府毕竟还是一个家庭，因而在其饮食活动中又充满了许多生活的情趣，这就形成了孔府饮食文化多彩多姿、雅俗共赏的多向性特点。豪华高贵的筵席可以用来迎接“圣驾”的幸临，其山珍海味无所不具。但是在孔府主人的日常生活中，却并非全是珍品海鲜。粥饭面食、豆腐野蔬，乃至腌菜渣菜亦为“衍圣公”所食，毫无奢侈饕餮之态，充盈的是日常精雅之趣。因此，在孔府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可以觅到。
而衍圣公府中的厨师一般都来自父子相承、累代相因的“厨师世家”，其中有的厨师是祖上数辈甚至十数辈。
孔府的贵族特权地位，“世袭罔替”、“优渥之恩，有加无已”，可见一斑。
至于那些个菜，诸如一卵孵双凤、诗礼银杏、孔府八珍、孔门牛排、尼山踏青、霸王别姬、麒麟御书、带子上朝、八仙过海闹罗汉、孔门豆腐等等，寓意深长，要说味道么，对于吃惯了江南菜肴的王棣来说，倒未见得有多美味可口。
撤去酒席，自有仆从奉上好茶零嘴。
“王贤侄，听汝之意，有心编撰四书经义，然则何以排序？譬如这‘大学’篇，汝从《小戴礼记》抽出将之列为‘四书’初学，所虑者何？”孔若虚语速稍缓，语调不高，却自有上位者的气度，较之孔端友兄弟实是高上许多。
“王家贤侄”乃是称呼王棣，至于王旁等人便有打酱油之嫌了。
早年，王安石与孔宗愿有过数面之缘，彼此以平辈相论，孔若虚这声“贤侄”并不失礼数。
此人颇得儒家真味，可不好糊弄，泛泛之谈是不成的了，得上些干货。王棣心下思忖一番，脸上却无任何犹疑，侃侃而言，大致的意思是：读四书，这就好比建造房子，应当先打好地基。《大学》就是高楼大厦的“地基”，它包含的是为人为学的纲目。“大学”的意思，便是教人学做大人，为人为学要先立一个做“大人”的规模。做“大人”的规模是从“格致诚正”，一直到“修齐治平”。一个“大人”不仅体贴与理解天地万物，而且觉醒与省察自己内心的每一个念头，并且心怀家国天下，更为重要的是，大人将万物、自身与天下贯通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大学》不仅展现了一个包括“万物-自我-他人”的阔大人生内容，而且厘清与指明了人生努力的目标与次第。所以，《四书》应当先读《大学》，可以把《大学》的内容作为一个间架，然后再将其他书填补上去。
他详细地解释了四书排序的缘由，孔端友等人听的连连颔首，孔若虚却不置可否，又问：“贤侄以为该如何读此四书？”
嗯，从“王家贤侄”到“贤侄”显然是态度的转变。
王棣从容自若，又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通，末了，总结道：“阅读《四书》要在平实的生活中去体悟领会，要在自身的身心上去着切体认，更要在自身的行为上去努力践履。《四书》所讲无非都是平平正正的生活。《四书》的‘阅读’不仅仅是‘知’，更应当是‘行’。所以，读书只是学者第二事。”
他说的兴起，险些说秃噜嘴，将“知行合一”抛将出来。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呃，“知行合一”这个命题太过精深，一时半会儿可说不清楚。
问题在于，他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用的正是朱熹的版本，间中穿插了钱穆先生的论点，若再谈什么“知行合一”，岂非是自相矛盾了么？
言多必失，沉默是金。
孔若虚等人却没有感觉到丝毫异样，只觉得王棣所言鞭辟入里，字字珠玑。尤其最后这二句犹若是乌云中的闪电，噼啪一下在众人脑子里炸开，轰轰作响。
这牵扯到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人为了什么而读书？
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改变命运而读书，还是为了改变别人的命运而读书？读书，是认知，那该如何化为实践，即学以致用。这，是泛读之辈不曾细想的。
“此言大善。”如孔若虚这等皓首穷经的大儒便大为震动，声音拔高了两度：“读书之人既知之便应行之，何谓‘行’，即横渠先生所言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
“为此当浮一大白，且以茶代酒，某敬汝一杯。”
王棣从善如流，陪着饮了一盅茶，心下却暗叹：可惜的是，一旦灾祸来临，孔氏可没少出“汉奸走狗”，真真是读书人中的败类，还谈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保命要紧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