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次日并没找着机会“劝谏”，王棣一大早便出了门，老人等到亥时也未见其人，只好闷闷的自去歇息。
王棣这日可是办正事的，至于晚归，纯属意外。
现在已入十月，礼部已开始接受来年省试报名事宜。赶早不赶晚，早办早省事，王棣今天的正事便是报名。
彼时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于次年春初参加“省试”。所谓“省试”是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实为礼部所主持。“贡生”到京后，要向礼部报到，写明家状、年龄、籍贯及参加科举次数，取得考试资格。
王棣是属于比较早到东京的，解试结束后没几天启程，一路耽耽搁搁在十月初便到了京师。有相当一部分贡生仍在日夜兼程的赶路呢，没办法，若是年后动身，偏远地区的贡生怕是很难在二月份春闱前到达。
是以，英宗皇帝在治平三年十月六日，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这也正是为了照顾偏远地区的贡生，避免错过考期。
当然也有例外，宋制，四川地区的贡士不参加礼部试，而就近于“安抚制置司“的考试，因该试相当于省式，故称“类省试“。试毕，中选者可以直接参加殿试。
不管从何种角度看，大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极具人情味的，后世鲜有之矣。
头夜的酒喝了不少，作为久经（酒精）考验的王棣却没多大的感觉，照例早起，一番晨练后，吃完早饭，施施然地出门去往礼部。
途经界身巷时，他又会合了王旁几人，一路晃晃悠悠的前行。
话说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秘书省、明堂、太史局三馆及史馆十三阁等中枢机构皆设在皇城内，同为“三省”之列的尚书省却是与御史台、马军衙、东西两阕、西殿前司、都进奏院、大晟府、太常寺、左藏库等设在内城的甜水巷。
注意，是“甜水巷”，包括小甜水巷及第一至第五甜水巷共六条街巷，否则怎容得下这众多皇朝中枢衙署。
尚书省便是位于小甜水巷，与六部官署比邻而居。
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号称“三省”，是隋唐时代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理论上他们三个分工不同，各司其职，理想化的状态是中书省负责决策，当然这个决策是在皇帝的旨意之下进行的哈，中书省相当于后世的“政治局”，是国家大政方针、战略目标的制订者，是事实上的最高权能部门。门下省则负责审核中书省的决策，类似于后世的“政协”和“人大”，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中书省发布并经过门下省审核通过的命令，是最高政令执行机关，相当于后世的“国务院”。
本朝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基本上沿用了唐代中后期形成的“中书门下体制”，原来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全都名存实亡。尚书省原先最高执行机关的职能也不复存在，只剩下给死去的皇帝和大臣选用“谥号”，祭天大典时负责带领百官宣誓等事情。
神宗即位后，进行官制改，取消“中书门下体制”，按《唐六典》的经典理论恢复三省制，中书省再次成为最高政务决策机关，负责颁发皇帝的命令，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下至各部门、各地方的政务决策，都由中书省负责，是三省的龙头老大。门下省则成为最高政务审议机关，负责对中书省的各种命令进行覆核审查，门下省如对中书省的命令有质疑，可以驳回中书省的命令，如审核通过，则将中书省的命令交尚书省执行。而尚书省则成为最高政务执行机关，领导六部负责执行中书省颁布并通过门下省审核的命令。
神宗改制具体为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中书。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
至于尚书省长官，左、右丞以前者为尊，但皆是正二品。而六部尚书，本朝前期为三品寄禄官，不任本职。神宗元丰改制后，始实领各部事，升为从二品。
一行人溜溜哒哒，路上一慢二看三通过，直走了一个多时辰方到了小甜水巷。
尚书省所辖六部，礼吏兵刑户工，从政治方面考量的话，应是礼部排在首位，但事实并非如此，权力最大的乃是有官员考核权和拟定权的吏部。当然，谁也不敢说礼部孱弱，其掌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法，不可谓不重要。元丰改制后礼部有三个下属部门：祠部、主客、膳部。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四司各一人。元佑初，省祠部郎官一员，以主客兼膳部。
小甜水巷虽名“巷”，却足有十来丈阔，吏、户、礼与工、刑、兵两相而对，分为左、右司，对应长官为尚书左、右丞。其时的尚书左丞为翰林学士苏颂，尚书右丞则是翰林学士许将。
王棣却是晓得，来年三月，尚书右丞将由另一位文坛大咖——苏辙接任。
苏颂，苏辙，五百年前许是一家，但这会儿可是没啥关系。前者是福建泉州南安人，中国宋代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代表作品有《图经本草》《新仪象法要》等。后者自不用多介绍，“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名虽不及乃兄苏轼，却也不遑多让，且仕途胜兄长多也。
但不管是苏颂还是许将，都不会在小甜水巷坐堂，六部亦是无有堂官当值。
何解？
尚书省：又称“都省”。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实际上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
彼时的官制有“官”和“差遣”，“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
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
是以，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虽然元佑三年庚申，置六曹尚书权官。但丙寅又诏吏部详定六曹重复利害以闻。也就是说，此事并无定论，时任礼部尚书为邓润甫但实际话事人乃是侍郎。
这其中的关节利害，王棣早先做过功课，晓得时任礼部侍郎乃是王钦臣。
王钦臣，字仲至，应天宋城人，王洙子。幼有志操，以父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一路升迁至礼部侍郎。
说句题外话，王洙这个和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伟、历阳沈立等均为北宋一代着名藏书家的给五个儿子取的名字甚有特点：王叟臣、王力臣、王钦臣、王陟臣、王曽臣……
礼部官署坐落在小甜水巷左侧第二处建筑，行至近处时，望着这处瞧上去简陋的不像话的院子，若非见到匾额上大大的“礼部衙署”四字，王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便是大宋朝的中枢政府部门所在。
王旁却是晓得其中妙要的，轻轻说了声：“官不修衙……”
王棣顿时恍悟。他前世依稀记得看过此类文章介绍，大抵是说唐代州县政府，修筑的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官署也较宏伟。而宋代以来，州县政府所修筑的城郭、街道和官署，则相对简陋，且有越来越简陋的趋势。这固然与宋以来财政集权中央、地方经费困窘不无关系，但“官不修衙”怕才是主要原因。
在宋朝之前，任职各州的地方官曾拥有修缮官衙之权。到了宋朝，朝廷经费吃紧，这项权力便被朝廷剥夺了。如果，有官员擅自修衙，便会受到严重处置，“知州薛映增修廨宇”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景德三年，知州薛映因擅自修衙被人告发，朝廷查证后，薛映被降至连州文学。无独有偶，嘉佑三年，汝州地方官李寿朋因“命郡人上供木材，用于修缮亭台”被御史弹劾，最后，也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在宋廷的预算日程中，修缮官衙常被视为“不急之务”。熙宁八年，宋廷下诏叫停了京城内外修建园苑、寺观等事宜，并宣布七年后再做商议。
可以这么说，为官一任，不到苏轼那般因衙署倒塌压死吏员的程度，没有谁敢傻乎乎地为这事出头。
王棣暗暗摇了摇头，走上前去。
那门子很有眼力见儿，晓得这行人不一般，迎前一步，微笑着行礼：“几位郎君，有何贵干？”
王旁还了一礼：“特来报备来年春闱，还请通报。”
门子道：“一看便是饱读诗书的贤生，稍等，小的这便去通传范员外郎。”说完一溜烟的去禀报上官。
王旁解释道：“礼部省试，合该员外郎范祖禹负责试前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