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众人皆成了李师师的拥趸，可以预见的是，有遂宁郡王及周邦彦的力捧，这位矾楼新人必会大红大紫。
而于王棣而言，素不追星，更何况李师师年方二八，在他原本那个时空还是个中学生呢，幼齿……咳，荼毒小苗苗的事儿，他做不出来。
不过，对这个与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等齐名的“历史名妓”，他颇感兴趣。并无邪念，只是想了解了解这些与名妓与后世的顶流有何不同。
在原本的时空，关于李师师的记载是语焉不详的，乃至于让人云里雾里，倒是平添了几分神秘。
据考证，历史上应有两个李师师。
第一个李师师约出生于公元1062年左右，是东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师师天生一副美声唱法的好嗓子，加上老鸨的耐心调教，悉心指点，不满15岁的小孩，就已经是“人风流、歌婉转”，在首都各教坊中独领风骚，高树艳帜。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和李师师有过交往的历史名人中有北宋着名词人张先、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以及宋徽宗赵佶等人。
第二个李师师约出生于公元1090年左右。据张邦基《墨漫录》说：“政和间，李师师、崔念奴二伎，名着一时”。可见政和年间（1111-1118），李师师红极一时。而师师“门第尤峻”，像他这样的人已无缘叫局而一亲芳泽了，只得写了两首诗酸酸地“追往昔”。迎人桃出隔墙花，可以想见她的金钱巷住宅门前有株垂柳，柳条的枝叶几乎正对垂着珠箔的门帘，隔着围墙有一株樱桃掩映在碧纱窗上，花枝伸出围墙，似乎在欢迎来客。他当然不知道：宣和年间李师师“门第尤峻”，与徽宗的垂青是大有关系的。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只能另作他解了，比如张先《师师令》中的“师师”必然不会是宣和年间的李师师，因为张先1078年就已去世；同样秦观词中所写的“师师”也不可能是宣和年间的李师师了，因为秦观1100年去世时李师师才10岁左右；那么他们所说的“师师”有可能是“张师师”或“王师师”了？
这些都与王棣无关。通过这些年对这个时空的了解，他可以确定某些东西发生了变化，或人或事，或多或少。他甚至怀疑，众多个细微的变化最终会影响这个时空的走向。当然，最大的变数是他，说不定一旦他“人间蒸发”了，一切又会回转到原本的轨道。但又或许不会。
这么头痛的哲学辨证，还是不想为妙。
但他仍是头痛了。
次日醒来，便觉口渴头痛，这是典型的醉酒后遗症哪，前世他可没少吃这种苦头，各种饭局，各种酒局，实在是不胜其烦。
昨日“连续作战”，直到李师师加入，气氛更是达到了高潮。也不知究竟喝了多少酒，即便“千杯不醉”的他也是喝的差不多了，虽未尽醉亦不远也。倒是这具年轻的躯体素质不错，晨练半时辰，洗漱罢便恢复了七七八八。
提前到达汴京，年前年后这三个月，除了读书温课，还得去拜访亲友故旧。
王安石二度拜相，虽然得罪了大多数朝臣，但也收获了不少拥趸，其中不乏重臣要员，即便因政治诉求不同站在对立面的“政敌”私底下也是钦佩其为人（才干）。时下旧党执政，新党纷纷被罢黜问责，但王安石的人脉毕竟仍未散尽。就算人走茶凉，也还有王安礼的人际网络呢。这王氏兄弟，可真会玩呐。
王安礼早前列过一张单子，详细列举了拜会对象，远近亲疏一一排列，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唐代的科举在考试之外实行“行卷”与“公荐”。“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创作的诗文，选出最优秀的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呈给当时的名公世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目的是求得赏识，以便在同僚间制造声誉，或者向主考官推荐；“公荐”，就是一些名公世卿及文坛名宿，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
王维行卷于太平公主而高中进士第一名。白居易也因“行卷”得以脱颖而出。李白携《蜀道难》晋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大人读过之后，惊呼：“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直接推荐给玄宗。
宋代科举则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皇帝三年一次亲自殿试成为常制，由此考生一律成为天子门生，避免了考生和主考官之间结为同党。
如此一来，“行卷”之风彻底湮灭，貌似更加公平、公开、公正了。不过，也不尽然。毕竟，还有“圈子”在。
纵观古今，只要有人处便有圈子，一圈套一圈，大圈小圈，圈圈相扣。一言以概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没有背景靠山，无人提携简拔，想要白手起家、出人头地，真的太难。
王棣倒是不反感圈子文化，真正有能力的可藉此少走弯路，碌碌之辈终是烂泥糊不上墙壁。大浪淘沙，能笑到最后的才是成功者。
倒是他看王安礼列写的那份名单，不由得苦笑不已。那上面除了王氏一干姻亲，如王安石的女婿、工部侍郎吴安持。
王棣的这位大姑父也是出身不俗，其祖父是前礼部侍郎吴侍问，父亲吴充继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伯父是参知政事吴育，兄长吴安诗是中奉大夫左司谏，可谓是满门高宦。
又有右司员外郎章楶、集贤院学士章衡与王家颇多往来，当登门拜访。
除此之外，名单上便是王安礼的亲朋好友，几无熙宁变法时的新党人员。
王棣倒是能理解王安礼，着实煞费苦心了。
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却颇多短视。他在建立“新党”时提拔任用新人，但却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考核，导致变法派中小人颇多。
其时变法主要参与者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这些人尽是奸邪小人，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宋史》的奸臣册中，尤其是蔡京堪称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熙宁七年，王安石在保守派攻击和变法派倒戈中伤下，第一次罢相。宋神宗提拔吕惠卿继任宰相。吕惠卿乃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但他拜相后，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遂与另一改革派大臣邓绾合谋，将王安石牵入谋反案中，欲置之于死地。王安石得知后，赶往京城向神宗申辩，澄清了事实，后又查出吕惠卿敲诈商人五百万钱的重罪。由此，王安石重新为相。但吕惠卿心有不甘，竟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神宗。由于王安石把吕惠卿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字样，这就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政治生涯就此完结。
再说邓绾，此人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为了快速升官，他对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由此被破格提拔，同乡骂他无耻，他竟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等以取谀王安石。
章惇，此人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他心胸狭窄阴鸷，排斥异己不择手段。章惇为相后，复行新法，对反对变法的诸臣大肆报复，手段过激，事同弄权。
当初，司马光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也争得面红耳赤，但其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纯粹是君子之争，不存一己私利。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还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得势后，评价王安石只是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此时双方在政治斗争上都没有落井下石。但章惇得势后，立即把改革变成激烈的清算，使国家的有限力量都在党争中消耗殆尽。
此外，曾布、蔡确、杨绘、刘挚等都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然而这些人为谋私利，迅速变成了反对改革的骨干力量……
当然，这与《宋史》对王安石评价过低有关。《宋史》修于元代，“王安石传”的底本是洪迈等人的《四朝国史》，而《四朝国史》又取材于《神宗实录》。《神宗实录》是谁修的？这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了——神宗实录前后修过五次！五次！神宗死后司马光主持修过一次……好了，真相大白。
不过，即便王安石被刻意黑化，但其识人不明、用人不当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安礼知晓其中内情，自然不会让王棣等人再去招惹那些旧党大佬，避之唯恐不及呢。
王棣并未多说什么，在原本那个时空，王安石可是被足足黑了八百年之久，就现今而言，想为其翻案并无可能。好在旧党多君子，即便对王安石百般攻击，也不会祸及妻儿，倒是大概率不会遭受池鱼之灾。
虽然那份名单并无李格非，但先前约定今日过府拜会，自是不会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