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般胡乱想着，行了不到两刻钟，到了一座古朴庄严的宫殿前，殿门匾额上写“集英殿”三个大字。
太祖时定讲武殿为殿试处，神宗熙宁三年年改为集英殿。自此，集英殿成为了宋代殿试的专用考场。
殿试虽是皇帝主持的最高一级考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皇帝往往会临时选定一些官员来办理殿试的具体事宜，这些官员统称为殿试官。据记载，殿试官的组成主要有：编排官、封弥誊录官、对读官、初考官、覆考官、详定官……等共计三十一人。
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
进皇宫前早有禁军兵士仔细搜检，进集英殿倒是免了此节。当然，过了省试已博得了进士，没有谁会想着夹带舞弊。再者，殿试是皇帝出一道策问题，绝无泄题无能，便是想舞弊也没有路子。
集英殿并不太大，正堂大概有一个半篮球场大小，连着两旁廊道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小几。一众进士在宦官的引领下按着座号入位。
几凳稍矮，坐着极不舒服，新科进士们却不敢妄动。在如此神圣庄严之地，且有一干朝堂高官盯着，最要紧的是给大佬们留个好印象，再如何难受也得将受着。
紧张是在所难免的，这等大阵仗下还能从容淡定就不是官场菜鸟了，便是王棣也感觉到手心沁了一层细细的汗渍。这种压迫的氛围在皇帝到场时达到顶点。
“皇上驾到……”
大宋朝不像辫子朝那般在皇帝跟前动辄下跪叩首山呼万岁，但基本的礼仪还是有的。
在私下的场合，宋朝官员与皇帝见面，行揖拜礼，而非跪拜礼。如果是大朝会（通常在元旦、冬至等重大节日举行），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少不了臣向君跪拜的礼仪；但日常的常朝会，则不需行跪拜之礼。理由是《宋史·礼志》将“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入中书”等十五项行为列为失仪，“犯者夺俸一月”。由此看来，宋臣常参时并不行跪拜礼。
老百姓见了皇帝，也不一定要下跪。真宗皇帝西祀汾阴、途经泰山脚下被当地民众围观——“大中祥符间，章圣祀汾阴，至泰山下，聚观者几数万人，阗拥道路，警跸不能进”。显然，这并不是官方组织的跪迎，所以秩序非常混乱。仍是真宗，咸平四年八月，“上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都人望见乘舆，拚跃称万岁”。开封市民看到皇帝的乘舆，只是欢呼雀跃，而不是惶然跪倒。
行揖见礼罢，一个清亮的声音响了起来：“今日为国抡才，群贤毕至，联心甚慰，天下英才尽入联彀中也。”语调轻快，隐隐有雀跃欢喜之意。
王棣坐在第一排，入座时飞快地向上望了一眼，皇帝好年轻，朝气蓬勃的脸庞上仍有些许稚嫩，只是身形削瘦了些，显得营养不良。其时，皇帝恰好将目光投了过来，明亮清激，充满希冀。王棣没有躲闪，静静的与皇帝对视了须臾方落座。
赵煦在龙椅上坐了下来，压下心头的蠢蠢欲动，这可是他首次单独主持殿试，帘后无人，心头轻快呀：“李阿公，开始吧。”
李宪躬身答应，将黄帛卷轴递与身前宦官：“童贯，宣读圣题。”
王棣心下一凛，忍不住向上瞥了一眼，见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内宦，样貌很是“与众不同”。此人三十多岁，身材高大魁伟，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颐下居然生着胡须，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根本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王棣晓得他年近二十岁才净身，大概才与寻常内宦大不同。
童贯打开卷轴，声音宏亮，贯透大殿：
“尝闻汉兴四十余年，孝文专用德化，遂能移风易俗，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章帝继建武永年之政，事从宽厚，人赖其庆，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
宋代殿试策问的题目一般由皇帝亲定或由翰林学士、知制浩等官员奉命拟定，然后呈皇帝御批后执行，基本都是以皇帝的口吻向考生发问，直接反映了皇帝的意志。以提问者动机和目的划分，策问主要有以下几种：放低姿态，礼贤下士；直陈弊政，广开言路；陈时事现状，寻经世之才；抒发内心，寻求共鸣。
这道策问题便是如此，借陈述汉文帝和汉章帝的治下面貌，来表达渴求盛世之治的愿望。不一定是寻求实实在在的方略，更多是想从考生回答中得到情感上的共鸣。
少年皇帝首次主持殿试，出的策问题倒是中规中矩，这样的题目并不难答。
对于有资格参加殿试的考生来说，掌握策文的格式来写作并不难。难的是在策文中既要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又要对皇帝及朝政进行歌颂和赞美。说白了就是让皇帝觉得你既有真才实学，又对他非常的欣赏和尊重。因字数有限，所以其中的尺度分寸不宜把握，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所以，殿试时考生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毕竟圣心难测。
王棣之前做过不少功课，请教了科场前辈如王安礼、苏辙、李格非关于殿试答题的要诀。殿试嘛，写给皇帝看的，当然要迎其所好，但也需方式方法。
在殿试的策问中拍皇帝马屁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将皇帝与古代圣君贤主相类比；夸大皇帝治国理政的实绩；言语中刻意自谦，以强化君尊臣卑的关系。当然，全文中不可能尽是拍马说好话，如何能做到即直言不讳之后又不至于冒犯圣上呢？玄机自是有的，譬如：可以是先从总体上颂美皇帝，然后再批评其具体政策；或者是将皇帝与时弊加以区隔，强调治国难度，委过他人；还有就是在直言刺君、针砭时弊之后请求宽恕……等等。
只要能做到这些，那一定是龙颜大悦的，一甲不是梦啊。
赵煦出的这道策问极为空泛，可供发挥空间极大。当然，首先得拿出实际东西，泛泛之谈是要不得的，得言之有物。
王棣慢慢的研墨，脑子飞快转着，思索着答题方向。
忽地灵光一闪，咦，可巧了，还真有一篇策论文谙合此次殿试之问，且是一篇状元卷。
心有定计，他拿镇纸压住答卷纸，不紧不慢的开始答卷。
自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端拱二年，频频举行科举考试，且多以最先交卷者为状元。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沿用了三十年，共产生了二十二位状元。杨砺、宋准、王嗣宗、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灏、陈尧叟等都是大宋前期着名人物，他们皆因抢先交卷而成了状元。其中杨砺、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后来还成了颇有政绩的掌权人物。
太宗皇帝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便立即改变做法，决定不再以行文的迟速作为决定名次的标准。
淳化三年二月，又要举行会试了，太宗还采纳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制定了“糊名考校”的办法。这科应试者共一万三千余人，这不但是宋代开国以来的空前盛况，也是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太宗深感这是个扭转风气的好机会，就命令考官们仔细阅卷，认真治一治争先交卷、草率成文的浮华之徒。
不过，人那么多，总还有快手。年仅十七岁的江南考生钱易，不到中午已经做完答卷，第一个出了场。这次，他可撞在枪口上了。考官们心照不宣、矫枉过正地连卷子都不看，用红笔一抹，当作废卷子抛弃在一旁，并取消了他参加第二、三场考试的资格。
会试的结果是：一位已经颇有些名气但文思相对迟涩的河南举子孙何当了“省元”。快手钱易被黜落，而速度较慢的孙何反而受重视，一些向来以快为荣的考生都还只当是偶然现象，根本没有料到这是太宗有心要惩治单纯求快的人。因此，以李庶几为首的一批通过了会试的高手们对孙何夺取省元很不服气。他们特意聚集在京城一个着名的饼子店里进行写作比赛。扬言谁在厨师烙好一张大饼的时间内完成一韵诗，谁就是高手。吵吵嚷嚷，呼呼叫叫，旁若无人。
待到殿试时，太宗亲自拟了一道更为冷僻的题目，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个字作为赋题，决心再给快手们一点厉害瞧瞧。
殿试开场了。李庶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题意，就急急忙忙胡乱凑了一篇，别人还在冥思苦想之时，他已抢先交了卷。他的同伙们一见，也就不敢细想，一个个随意乱扯，纷纷成篇出场。李庶几满以为这回状元是稳拿了。他的崇拜者也跟着一味地吹捧，更使他自我陶醉。还没等传胪、张榜，他就让仆人大肆张罗，为庆贺自己状元及第做准备。在确定名次时，朝臣们将他们在饼店搞比赛的事一五一十对太宗说了。太宗大怒，下令将他黜落，并且罚他两科之内不许参加殿试。最后的结果是：抢先交卷者纷纷落榜，“文思苦迟”而“文理可观”的孙何又中了状元，而且在宋代状元中首创了连中“三元”的奇迹。从此，以答卷的迟速决定名次的办法也就取消了，这一改革是合理的。
王棣当然不想成为钱易、李庶几，不快不慢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