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抵抗与自我的救赎》
——论树科粤语诗《揾返己己》的本土意识与现代性困境
文\/元诗
在普通话日益成为文学创作唯一合法语言的当代诗坛，树科的《揾返己己》以纯粹粤语方言的书写姿态，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抵抗。这首诗表面浅白如童谣，内里却暗藏玄机，通过方言特有的韵律和词汇，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人身份焦虑的隐喻空间。全诗以\"嘢\"这个粤语核心词汇为诗眼（出现达十次之多），在看似重复的日常絮语中，完成了对物质主义时代个体存在价值的深刻质询。当我们细读\"人哋嘟有嘢\/己己有冇嘢\"这样的句子时，不仅能感受到粤语特有的音韵节奏，更能触摸到诗人对\"拥有\"与\"存在\"这对哲学命题的方言式思考。
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审视，《树科诗笺》标注的创作地点\"粤北韶城沙湖畔\"具有特殊意义。韶关作为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处，其语言本身就承载着文化杂交的痕迹。诗人选择在此地用粤语写就关于\"己己\"（自我）寻找的诗篇，无形中赋予了作品文化认同的象征维度。粤语中\"己己\"的发音比普通话的\"自己\"更显稚拙，这种刻意为之的\"不标准\"恰构成了对抗主流话语的诗学策略。诗中\"卜嘢\"（找东西）、\"正嘢\"（好东西）等方言词汇的密集使用，形成了一种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迫使读者在普通话的思维定势外，重新思考词语与存在的关系。
诗歌形式上，树科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手法。前两节以三字句的排比罗列现代生活碎片：\"学嘢，做嘢，食嘢\/睇嘢，卜嘢，正嘢……\"，这种蒙太奇式的呈现恰似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眼中的世界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动作的宾语都是\"嘢\"——这个在粤语中既可指具体物件又可指抽象事物的多义词，构成了对物质文明的隐喻。第三节突然转入五字句的哲学诘问：\"要嚟有乜嘢？\/有乜嘢好嘢……\"，节奏的变化暗示着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跃升。这种形式上的断裂恰恰模仿了现代人思维过程的非连续性，与艾略特《荒原》中的碎片化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嘢\"的哲学意涵值得深入剖析。在粤语语境中，\"有嘢\"既可指拥有物品，也可指\"有料\"（有能力），更可引申为\"有存在价值\"。诗人通过这个多义词，巧妙地质疑了消费社会将人的价值物化的倾向。当他说\"人家乜嘟有\/己己乜嘟冇\"时，表面的物质比较背后，暗含着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思——在\"人人都有\"的喧嚣中，\"己己\"是否真正\"存在\"？这种思考令人想起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叩问：\"我们，这些消耗物，何时存在？\"树科用方言的质朴力量，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存在之思本土化为岭南日常经验。
诗歌后半部分的语义转折耐人寻味：\"好嘢唔好嘢\/靓相唔靓相……\"。这里\"好嘢\"（好东西）与\"唔好嘢\"的并置，解构了消费社会的好坏二元标准。而\"靓相\"（漂亮照片）的提及，则暗指社交媒体时代的形象焦虑——当生活沦为精心修饰的\"靓相\"，真实的\"己己\"何在？这种对虚拟身份的怀疑，与拉康的\"镜像理论\"形成对话：人们追逐的不过是他人眼中的幻象。树科用粤语特有的\"A唔A\"句式（好唔好，靓唔靓），构建了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这种方言思维本身就对普通话的确定性逻辑构成了挑战。
从文学传统看，《揾返己己》延续了岭南文学\"以俗为雅\"的美学追求。清代粤讴《解心事》就有\"心事恶解，都要解到分明\"的俗语入诗传统。树科的创新在于，他将这种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荒诞意识相结合。诗中重复出现的\"嘟\"（都）、\"乜\"（什么）等语气词，制造出卡夫卡式的悖论效果——在看似明白如话的表述中，隐藏着存在的迷津。这种创作路径与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一脉相承，都是用方言的日常性来消解宏大叙事的沉重。
诗歌标题《揾返己己》（找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宣言。\"揾\"（找）在粤语中比普通话的\"找\"更具动作性和生存紧迫感，重复的\"己己\"则强化了寻找对象的自我指涉性。这让人想起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寻找传统，但树科将之降格为市井白话，这种\"降格\"恰恰体现了当代诗的平民意识。全诗看似简单的问答结构（\"有冇嘢？\"—\"乜嘟冇\"），实则模仿了禅宗公案的机锋，在否定之否定中接近存在的本相。
从接受美学角度考量，这首诗的方言特性制造了特殊的阅读体验。对于粤语读者，文字的声音形象会直接唤起生活经验；而对非粤语读者，则需要通过注释进入文本，这种\"隔\"反而强化了诗作关于\"沟通困境\"的隐喻。诗人刻意保持的童谣体风格，与内容上的存在主义思考形成张力，这种\"简单的复杂\"正是现代诗的高明之处。就像保罗·策兰用德语写作《死亡赋格》一样，树科用粤语写就的这首短诗，在方言的土壤里长出了普世性的思想之花。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揾返己己》可视为方言写作抵抗文化同质化的典型案例。当普通话写作越来越趋向同一的\"标准\"时，方言诗以其\"不标准\"守护着文化的多样性。诗中\"己己\"的寻找，某种意义上也是粤语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自我寻找。阿多诺曾说\"在错误的生活里没有正确的生活\"，树科的诗则告诉我们：在别人的语言里找不到自己的语言。这种方言自觉，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斯·格丽克用英语改写希腊神话异曲同工，都是用语言的重构来找回被遮蔽的自我。
诗歌结尾的留白尤具深意。省略号暗示的未竟之思，为读者预留了参与解读的空间。这种开放结构呼应了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理论，邀请每位读者用自己的语言完成\"揾返己己\"的旅程。在抖音短视频吞噬一切注意力的时代，树科用一首看似\"冇嘢\"（没什么）的方言小诗，完成了对存在本质的深刻追问。这首诗的价值，恰在于它用最本土的语言，说出了最普世的困惑——当所有人都忙着拥有\"嘢\"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己己\"，正在何处流浪？
《揾返己己》的艺术成就，在于它将方言的抵抗性转化为诗学的建设性。在\"乜嘟有\"与\"乜嘟冇\"的辩证中，树科用粤语特有的节奏和思维，为我们这个物质过剩而精神匮乏的时代，写下了一则关于寻找自我的寓言。这首诗证明，真正的现代性不在语言的\"标准\"里，而在思想的自由中；不在\"人家\"的评判里，而在\"己己\"的觉醒中。当最后一行的省略号悬置在空中时，每个读者都将听见自己方言的回响——那或许就是\"己己\"最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