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反诘与方言的抵抗》
——论树科《丛林度嘅文明》中的语言政治与存在焦虑
文\/诗学观察者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空中，粤语诗歌犹如一颗独特的脉冲星，以方言的节奏不断向中心话语体系发射批判性能量。树科的《丛林度嘅文明》正是这样一首充满爆破力的作品，它以粤语这一边缘语言载体，对这一宏大概念进行了彻底解构。全诗仅有六行，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循环：从文明类型的枚举（炎黄文明同乜乜文明\/仲有大而化之嘅人类文明），到文明本质的揭露（嘟噈喺冇边冇际嘅丛林文明），继而以三个惊心动魄的反问撕开文明虚伪的面纱，最后以近乎绝望的呼吁收束。这种结构让人想起艾略特《荒原》中的碎片化叙事，但树科的批判更为直接，更具地域文化的针对性。
诗歌开篇即以炎黄文明与模糊指代的乜乜文明并置，这种刻意的不对称命名方式，暗含对文明等级论的嘲讽。大而化之嘅人类文明大而化之是点睛之笔，粤语中这个成语带有明显的贬义，暗示所谓普世文明不过是粗糙的概括。诗人将所有这些文明类型统统归结为丛林文明，完成了第一次概念颠覆。值得注意的是在粤语语境中的特殊含义——它不仅指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更暗指香港这座钢筋水泥的石屎森林，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殖民的精神荒原。这种地域性隐喻与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理论不谋而合，在语言杂交中产生新的批判维度。
三个反问句构成了全诗的高潮，每个问号都像一把匕首刺向文明的心脏。丛林嘟有文明？从根本上质疑文明定义的合法性，当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成为潜规则，文明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法则嘟嗌文明？进一步揭露权力话语如何将暴力规则美化包装，这里的（粤语）字尤为传神，暗示所谓文明不过是强势者的单方面宣告。最震撼的是第三问文明嘅文明残食文明？，这个无限递归的悖论式质问，直指文明的自噬本质。在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往往呈现为关系，强势文明吞噬弱势文明，而所谓文明对话不过是弱肉强食的修辞修饰。这三个问句的排比递进，恰似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基督教文明的三重解构，只不过树科使用的是充满市井智慧的粤语语法。
末段的呼告文明啊文明\/我哋速速谂返文明\/文明唔文明……呈现出深刻的语言自觉。（粤语重新思考）不仅是内容的反思，更是形式的反抗——当普通话成为官方标准语，用粤语思考本身就是对文化霸权的抵抗。重复出现的一词在声音上形成回环（粤语中读作man4 ming4，双唇音产生封闭感），却在语义上不断消解自身，最终以文明唔文明的悖论作结。这种解构策略与德里达的概念异曲同工，在能指与所指的裂缝中揭示真理。
从诗学传统看，树科延续了岭南文学以俗抗雅的传统。清代粤讴《解心事》就善用方言俗语解构正统道德，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开创了我手写我口的方言实验。现代诗人梁秉钧（也斯）的《雷声与蝉鸣》更将粤语思维融入现代诗创作。树科的创新在于，他将这种语言政治提升到了存在论高度——当成为丛林法则的遮羞布，方言写作便成了抵抗异化的最后堡垒。诗中、、等粤语特有语气词的运用，不仅构成声音纹理，更是文化身份的宣示。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对诗中批判的文明残食文明现象最有力的回应。
在更广阔的比较文学视野中，此诗与非洲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的《theme for English b》形成跨时空对话。休斯通过黑人英语质疑白人中心的文明观，树科则通过粤语解构中原中心的文明叙事。二者都证明：边缘语言往往能更清晰地看见中心的荒诞。法国诗人夏尔在《愤怒与神秘》中写道：我们居住的词语比我们居住的房子更重要。树科的粤语诗歌正是这样的词语居所，在全球化同质化的飓风中，为地域文化身份提供最后的栖身之所。
《丛林度嘅文明》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是文化批判的利刃，更是存在困境的镜照。当诗人揭示所有文明都是丛林法则的变体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问题：在价值真空中，人如何自处？诗中反复出现的一词愈显空洞，愈反衬出个体的孤独与焦虑。这种感受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尤为尖锐——当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时，文化认同将何去何从？树科没有给出答案，但他的方言写作本身，或许就是最诗意的回答：在语言的多样性中，保存人性的丰富可能。
这首短诗之所以能承载如此厚重的思考，正因其完美实现了诗与思的辩证统一。从诗艺上看，粤语特有的入声字（如、）创造了急促的节奏感，模拟了文明批判的紧迫性；重复与排比的结构则形成思想的螺旋式深入。从思想上看，诗人将后殖民批判、语言哲学与存在主义焦虑熔于一炉，却始终扎根于岭南生活的具体经验。这种小方言大思考的结合，恰是当代诗歌突破困境的可能路径。
在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树科的粤语诗歌像一盏岭南灯笼，用方言的光照出了普世价值的暗角。当他说文明唔文明时，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对虚伪文明的控诉，更是对真正文明的渴求——那种能够容纳多样性、尊重差异性的文明。也许，这就是方言诗歌在当代最重要的意义：它证明真正的文明，恰恰存在于对的不断质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