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统的提示音最后一次响起，丁义珍盯着手机屏幕，确认最后那家企业撤回了提现申请。他把手机翻过来，面朝下扣在桌面上，没说话，也没动。
办公室的灯亮着，窗外的夜色压得很低，远处工地的塔吊还在转，红灯一闪一闪，像城市没睡的眼睛。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刚送来的信访简报。翻了两页，眉头慢慢皱起来。
“东区化工厂异味投诉，单日接到三十七起？”他自言自语，“环保局监测数据呢？”
电话拨通环保局值班室，对方回答：当天空气质量正常，硫化物、pm2.5均未超标，厂区周边巡查无异常排放。
丁义珍挂了电话，又调出网络舆情日报。屏幕上，“南湖拆迁补偿不公”“老城区改造十年无进展”几个词条热度上升，集中在几个本地社区论坛，发帖时间集中在凌晨一点到三点，内容高度雷同，语气激动，但用词像是抄的。
他点开其中一篇，标题是《我们不是被遗忘的人》，正文列举了五项“政府失信行为”，每一条都带着情绪，但没有新信息，更像是把过去几年的旧账翻出来重新编排。
更奇怪的是，这些帖子的转发路径很集中——几乎都是从一个叫“京海民生关注组”的微信群扩散出来的，而这个群，不在任何公开社交平台能搜到。
他拿起座机，拨通王大陆的号码。
“老王，最近三天，东区和老城有没有人组织居民开会？特别是关于拆迁、污染这些事的？”
王大陆在那边翻了翻记录：“有两个社区报上来，说有居民自发聚在广场讨论，社区干部去劝过，没闹事，就散了。”
“自发？”丁义珍问，“谁组织的？有没有登记？”
“没登记，说是街坊拉街坊，聊两句就走。”
“车呢？有没有陌生车辆在附近停留？”
王大陆愣了一下：“这……得查监控。”
“去查。”丁义珍声音不高，“特别是那种没挂牌的商务车，或者车窗贴深膜的。盯一下他们是不是提前到，发完东西就走。”
电话挂了，丁义珍转身走到墙边的电子屏前，调出城市监控系统。他让技术员把过去七十二小时里，所有在社区公告栏、广场、菜市场附近停车超过十分钟的车辆标记出来。
筛选条件加了三条：无牌、遮挡号牌、车窗贴膜过深。
结果跳出来：三起。
第一起，前天晚上九点，一辆银色商务车停在东区胜利路菜市场外，一名穿灰色夹克的男子下车，在公告栏贴了两张纸，十分钟后离开。车没挂牌，但监控拍到副驾位置放着一个印有“宏远物业”字样的文件袋。
第二起，昨天下午四点，同一辆车出现在老城区解放街社区活动中心外，夹克男再次下车，这次他没贴东西，而是和几个老人说话，手里拿着一叠纸，像在发传单。五分钟后，车迅速驶离。
第三起，今天凌晨一点十五分，车停在南湖街道办门口，夹克男把一叠材料塞进信访信箱，然后离开。
丁义珍盯着屏幕，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技术组，把这辆车的行驶轨迹调出来，重点看它从哪来，回哪去。另外，把夹克男的脸部图像提出来，做模糊比对，看看有没有在其他敏感区域出现过。”
“要不要通知辖区派出所查一下？”技术员问。
“不。”丁义珍摇头，“现在打草惊蛇，后面就难挖了。这车敢这么干，背后一定有人撑腰。先盯，不跟，不查，只记。”
他回到办公桌前，打开公安内网的信访登记系统，输入“东区化工厂”“异味投诉”等关键词，筛选近三天的来电记录。
三十七起投诉，三十一起是不同号码打给环保局，五起打给市长热线，一起打给纪委，举报“相关部门包庇污染企业”。
他一条条看，发现三十一起环保投诉中，有二十八个号码是虚拟运营商号段，注册地在外省，且多数号码只打过这一次电话。
“不是群众自发。”他低声说，“是有人统一买号，统一拨号，统一话术。”
他合上电脑，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
上一次，赵家玩的是资金和舆论，这次换了个打法——用民生问题当刀，拿群众情绪当火，一点一点烧政府的公信力。
手法更隐蔽，风险更低，一旦闹大，还能装无辜：“我们只是关心百姓疾苦。”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拨通钟小艾的号码。
“小艾，帮我查一下赵立冬最近两周的私人会客记录，特别是非工作时间见的‘老朋友’。有没有约在茶楼、会所，或者他家附近的咖啡馆？”
钟小艾在那边问：“需要走正式流程吗？”
“不走。”丁义珍说，“你私下问，别留痕迹。查到了先别动，等我下一步指示。”
电话挂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赵家未罢休，换刀了——从金融到民生，从网络到街头。”
然后又补了一句：“问题不在问题本身，而在谁在提问题。”
他盯着这两行字，忽然笑了下。
笑完，他起身走到文件柜前，取出一个灰色加密档案袋，把刚才的监控截图、信访记录、舆情数据全部打印出来，装进去，封好，在封口处签了名，写上“内部备查，限阅三人”。
他把档案袋锁进抽屉，重新坐回椅子上。
手机震动，是王大陆回信。
“丁市长，查了。那辆商务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城西停车场，车牌还是没挂。但有个细节——车尾贴着一张年检贴纸，日期是去年十二月，检测站是‘京北机动车检测中心’。”
丁义珍眼神一动。
京北检测中心，是赵立冬表弟开的公司下属单位。
他没立刻下令，也没再打电话。
而是打开市委近期会议纪要，翻到赵立冬的发言记录。
上周的常委会上，赵立冬说：“我们要高度重视群众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总用‘发展’两个字压住‘公平’。老百姓等了十年，不能再等了。”
当时听起来，像是在呼吁民生，现在看，更像是在铺路。
丁义珍把会议记录关掉，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他知道，这波风不是自然刮起来的。
是有人蹲在暗处，拿旧伤疤当鼓，一下一下敲，等着鼓破人散。
但他也清楚，现在还不能动。
动得太早，打草惊蛇，幕后的人会缩回去，换个更难查的法子。
等他们再出一次手，等证据链再长一截，等时机再准一点。
他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下四个字：**赵家新计**。
然后把纸条压在台历下面。
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墙上的钟指向十一点四十七分。
他没关电脑，也没起身。
就坐在那儿，盯着屏幕右下角不断跳动的时间。
下一秒，手机又响了。
是王大陆。
“丁市长，刚接到东区派出所报上来的消息——今晚八点，有十几个人在化工厂门口举横幅，说要‘讨个说法’。人不多，也没堵门，就是站着，举着。派出所去了人，对方说‘合法表达诉求’，不吵不闹，问名字不给，问组织者说‘大家自愿来的’。”
丁义珍没说话。
王大陆在那边补充了一句：“带队的是个穿黑夹克的，四十岁左右，外地口音。厂门口监控拍到了，他手里拿着一叠百元钞票，发给每个人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