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戊午，曹奂又做出了一项重要任命，将中抚军司马炎提拔为抚军大将军。司马炎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大。
辛未日，曹奂再次下诏，目光中透露出对远方局势的关注：“东吴贼寇施政严苛，刑罚暴虐，赋税征收毫无节制。孙休派遣邓句，命令交址太守将百姓锁拿押送，强征为兵。吴将吕兴顺应民心的愤怒，又得知我朝大军平定巴蜀的消息，于是纠集当地豪杰，诛杀了邓句等人，驱逐了太守及各级官吏，安抚百姓，等待我朝的命令。九真、日南郡听闻吕兴弃暗投明，也纷纷响应，与吕兴齐心协力。吕兴还向日南州郡传递书信，表明大义，率领军队抵达合浦，向众人晓以利害。他派遣都尉唐谱等人前往进乘县，通过南中都督护军霍弋向朕上表，表达自己的忠心。交址的将吏们也纷纷上表，称‘吕兴开创义举，众人皆听从他的命令。郡内有山寇，与周边诸郡勾结，我们担心他们另有图谋，人心有些动摇。为了稳定局势，恳请陛下任命吕兴为督交址诸军事、上大将军、定安县侯，给予褒奖，以安抚边疆’。从他们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忠诚与诚意。昔日仪父朝见鲁君，受到《春秋》的赞美；窦融归附汉朝，得到了特殊的礼遇。如今我朝国威远扬，安抚天下，正要统一四方。吕兴率先向往王化，率众归服，不远万里表达忠义，请求成为我朝的官吏，为朝廷效力。对于这样的忠义之士，应当给予优厚的待遇，提升他的爵位。这样既能让吕兴等人心怀忠诚，感恩喜悦，也能让远方之人听闻后，纷纷效仿。朕任命吕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定安县侯，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策，先行事再上奏。”然而，命运却充满了无常。还没等朝廷的策命到达，吕兴就被手下人杀害。
冬十月丁亥，洛阳城的宫殿中，曹奂端坐在龙椅之上，目光坚定而深邃，扫视着殿下的群臣，缓缓开口：“往昔，圣明的帝王平定乱世、拯救苍生，守护国家、成就大功。虽文治与武功途径不同，但所建立的功勋同样卓着。他们有的舞动干戚，以仁德训诫不来朝贡的诸侯；有的则陈兵示威，用武力威慑残暴傲慢之人。而爱护百姓、保全国家，让百姓安居乐业，必定是先推行文治教化，展示礼仪规范，实在不得已才动用武力，这是历代圣德之君的共同之处。”
曹奂微微顿了顿，继续说道：“过去，汉朝末年分崩离析，天下大乱，刘备、孙权趁机作乱。我朝三位先帝忙于平定中原，日理万机，致使那些叛逆余党历经数世仍在僭越称逆。幸而仰仗宗庙的威灵庇佑，以及诸位辅政大臣的忠诚英武，发动四方力量，开拓平定了庸、蜀之地。此次出征时间不长，一战而胜。近来，江东的吴国日益衰败，政治昏暗，刑罚混乱。如今巴、汉已被平定，吴国孤立无援。交址、荆州、扬州、交州等地，都已纷纷向往我朝的德政。如今，交址的伪将吕兴已率领三郡民众，不远万里前来归顺；武陵邑侯相严等人纠集五县百姓，请求成为我朝的臣民；豫章、庐陵的山民也聚众叛吴，以‘助北将军’为号。加之孙休病死，吴国主政之人更换，国内人心背离，人人各怀心思。伪将施绩，虽为吴国名臣，却遭到猜忌，被人厌恶。如今的吴国，众叛亲离，人心惶惶，从古至今，还从未有过像这样明显的亡国之兆。”
“若我朝出动大军，南下临江、汉之地，吴会地区的百姓必然会扶老携幼，迎接我朝王师，这是必然的道理。”曹奂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许，“然而，兴师动众难免劳民伤财。所以，应当先宣扬我朝的威德，展示仁信，让吴人知晓归顺的好处。相国参军事徐绍、水曹掾孙彧，之前在寿春被我军俘获。徐绍原本是吴国的南陵督，才能出众，性情豪爽；孙彧是孙权的亲属，为人忠诚，明于事理。朕决定派遣徐绍南归吴国，让孙彧作为副手，去宣扬我朝的命令，告知吴人实情。若他们能够觉悟，便可不损我朝征伐的大计，这也是自古以来克敌制胜的长远谋略。朕任命徐绍兼任散骑常侍，加奉车都尉，封都亭侯；孙彧兼任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关内侯。徐绍等人留在此地的妾室、子女及家人，都可随他们一同前往，以此彰显我朝的恩德。即便他们不返回，也无妨，以此展现我朝的宽宏与诚信。”
丙午日，曹奂又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世子。这一任命，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司马家族在魏国的地位，也让众人看到了魏国未来权力交接的走向。
这一年，魏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朝廷废除屯田官，将典农都尉等官职改为太守、令长，使政务和劳役更加均衡合理。同时，为了促进蜀地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朝廷鼓励招募蜀人内迁，给予他们两年的粮食供应，并免除二十年的赋税徭役。此外，安弥、福禄县都传来了嘉禾生长的消息，在当时，这被视为祥瑞之兆，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春，二月甲辰，朐忍县的百姓捕获一只灵龟，并进献给相国府。这只灵龟的出现，再次为魏国增添了祥瑞的色彩。庚戌日，曹奂想起了虎贲张修，他曾在成都策马疾驰，前往各营通报钟会谋反的消息，最终不幸丧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曹奂赐张修的弟弟张倚为关内侯。
夏四月，南深泽县又传来甘露降临的喜讯。与此同时，吴国派遣使者纪陟、弘璆前来求和。
五月，曹奂端坐在朝堂之上，神色庄重，扫视着殿下的群臣，缓缓开口颁布诏书：“相国晋王司马昭，心怀神明般的谋略，他的恩泽遍布四海。在武功方面，他的威名震慑远方的蛮荒之地；在文治方面，他的教化广施，没有一处不受到影响。他怜悯江东百姓，一心想要救助他们，收起武力，崇尚仁德，向天下展示我朝的威德。他发布的文告，让人心生向往，吴国因此派遣使者前来进献珍宝，表达归顺之意。那些奇珍异宝，都是他们诚心的体现。然而，晋王太过谦让，将这些进献之物都登记造册后送了回来，这实在不符合抚慰新归附之人、顺应他们诚意的做法。孙皓所进献的物品，都应送还给晋王，这才符合古人的道义。”司马昭依旧坚决推辞，经过一番周折，此事才暂且搁置。
随后，曹奂又下诏，给予司马昭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待遇：允许晋王使用冕旒十二旒的冠冕，建立天子规格的旌旗，出入时清道戒严，乘坐金根车，用六匹马驾车，配备五时副车，设置旄头、云罕等天子出行的仪仗，享用八佾乐舞，在宫殿中设置钟虡宫县的乐器。同时，将晋王的王妃晋封为王后，世子司马炎立为太子，王子、王女、王孙的爵位名号，都按照旧有的礼仪制度确定。癸未日，为了庆祝这一系列的大事，也为了彰显新的气象，曹奂宣布大赦天下。
时光悄然流转，到了秋八月辛卯，一个沉重的消息在朝堂上炸开——相国晋王司马昭薨逝。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整个朝堂陷入了悲痛之中。司马昭在魏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离世，意味着魏国的权力格局即将迎来重大的变化。
次日壬辰，晋太子司马炎继承了司马昭的爵位和职位，开始总揽朝政大权。他所使用的器物、礼仪典册，都与司马昭在世时一样。就在这个月，襄武县传来一则奇闻：有人声称看到了一位巨人，身高三丈有余，脚印长三尺二寸，白发苍苍，身着黄色单衣，头戴黄巾，拄着拐杖，还呼喊着百姓王始，说道：“如今太平将至。”这一奇闻在民间迅速传开，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新的祥瑞之兆，也有人暗自揣测其中的深意。
九月乙未，为了稳定人心，曹奂再次宣布大赦天下。戊午日，司徒何曾被任命为晋丞相，成为司马炎身边的重要辅臣。癸亥日，朝廷对重要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命，骠骑将军司马望升任司徒，征东大将军石苞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征南大将军陈骞则担任车骑将军。乙亥日，司马昭的葬礼隆重举行，魏国的君臣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送别了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相国。
闰月庚辰，康居、大宛等国听闻司马昭去世的消息，为了表示对魏国的尊重和友好，特意献上名马，这些名马被送到相国府，彰显了魏国在外交上的影响力以及各国对魏国的尊崇。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二月壬戌，魏国的命运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此时，天象示警，似乎预示着魏国的国运已到尽头，而晋朝承接天命的迹象愈发明显。曹奂深知大势已去，无奈之下，他下诏让群公卿士在南郊准备仪式，设置祭坛，派遣使者捧着皇帝玺绶和册封文书，按照汉魏禅让的旧例，将皇位禅让给晋嗣王司马炎。甲子日，使者正式宣读策书，完成禅让仪式。曹奂随后离开皇宫，迁居到金墉城，最后在邺城居住下来，此时他年仅二十岁。《魏世谱》记载，曹奂被封为陈留王，五十八岁时在大安元年去世，谥号为元皇帝。
后世之人评价这段历史时说道：“古代以天下为公，只推举贤能之人治理国家。到了后世，实行世袭制，立嫡长子为继承人；如果嫡长子无法继承，就应该选取旁系亲属中贤明的人，就像汉朝的汉文帝、汉宣帝那样，这是不变的准则。魏明帝却没有遵循这一准则，他因个人私情，抚养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将皇位传给他，而且托付辅政大臣时不够专一，还让宗室成员参与其中，最终导致曹爽被杀，齐王被废。高贵乡公曹髦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喜好辩论，颇有文帝的风采；然而他性格急躁，行事冲动，最终给自己招来大祸。陈留王曹奂在位时，恭敬无为，将朝政大权交给辅政大臣，遵循前代的制度，最终以禅让的方式结束了魏国的统治，自己也被封为大国之王，在晋朝享有尊贵的地位，与汉献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相比，所受的恩宠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