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是废了，革新派也被撵出京城了，但是国家的弊病是一个没少还摆在那里，现在的国库都空得见底了。怎么办呢，有病那就还得治，就这样，皇帝再开了天章阁，召集来了群臣，一脸悲戚地说道：“国家现在的问题我也都明白，养军、养官的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支出难以支撑，而且承平日久，官员人浮于事，整个行政体系效率低下，改革是必然的，诚恳向大家问计。”
然而见过了范仲淹们的下场，此时新的执政团队哪里还敢拿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但是皇帝又在后面逼着，最后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翰林学士张方平憋了好几个月，最后拿出了一个裁军的计划，把改革的利刃举向了最底端的士卒们。
在接下来的皇佑初年，朝廷下诏裁汰河东、陕西、河北等多路冗兵，“超龄、力弱者遣回乡务农”。这次的重开天章阁，朝廷的最大收获就是成功裁掉了七万多士卒，“岁省缗钱二百四十五万”，让财政稍微省了点钱，但这只是隔靴搔痒的短暂措施，国家本质的积弊依然都还在。
整个皇佑年间，黄河在多处发生决口，朝廷不得不花钱赈灾；转眼到了至和三年，黄河这位祖宗又在六塔村撕开个血盆大口，朝廷赈灾的银子跟倒进无底洞似的。等到嘉佑元年，赵祯终于悟了：这个国家已经容不得再得过且过地混下去了，必须要拿出有力措施，予以整治。
于是乎，史上最豪华的补锅天团闪亮登场：富弼当了宰相，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韩琦拜为枢密使，包拯任为御史中丞。
要论行为艺术，还得看咱们鼎鼎大名的包拯断案。京城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来都是难以治理，但咱包老黑根本不在乎谁是谁的谁谁谁。某日某皇亲的马车在马路上横冲直闯，老包二话不说抡起铡刀就要表演现场执法，吓得围观群众直呼：\"包大人，使不得！这人可是皇帝家亲戚！\"老包眼睛一瞪：\"本府铡的就是这号人！\"从此开封府的交通秩序好得能让现代交警羞愧辞职。
宰执班子里还有参知政事王尧臣、曾公亮，枢密副使程戡、张昇，这些人也都是当时公认的能臣干臣，嘉佑年间的人才之盛，让历代史家都赞不绝口。当时人们都说朝中有“四真”，富弼是“真宰相”，欧阳修是“真翰林学士”，包拯是“真中丞”，胡瑗是“真先生”。
此时，治理国家弊病的重任就落在 “真宰相”富弼的身上。这时候的富弼不再是庆历时期那个三十来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而是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
在多年郁郁不得志的外放生涯里，每个寂寥的深夜里，富弼都在秉烛沉思、在一点点感悟着，慢慢地，他领悟清楚了四个字——“因势而变”的道理。
上一次的失败宛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让富弼彻底清楚了，要想大刀阔斧地建设一个理想的大宋，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坚定不移地支持，而自己的君主只是个懦弱的人。皇帝想要的不是一个能开天辟地、继往开来的大宋，而只是一个能维持运转下去的国家而已，那么现在自己所能做的，也顶多是个帝国的修补匠。
他的新搭档韩琦，此时也和他有着同样想法。随之改变的是两人的性格，他们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急躁冒进、锐气凌人。在以前的庆历年间，富弼、韩琦是高高在上、“礼绝百僚”，而现在的他们都是平易近人、“折节下士”。
嘉佑之治的国家治理，不像庆历新政的铺天盖地般的声势浩大，也从来没有什么体系和纲领，而是哪坏修哪、零零散散，低调得都几乎没有引起史学家的关注。
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朝廷出台了限制通过祖辈补荫来获得官位的新办法，“自是每岁减入流者无虑三百员”，这实际上就是范仲淹“抑侥幸”的细则化。
嘉佑二年（1057年），朝廷正式颁布了针对转运使、提刑官等地方官吏的年度考核办法。这是对范仲淹“明黜陟”的具体实践。
嘉佑二年（1057年）十二月，朝廷下诏，以后的进士录取人数减半，且对考试科目进行改革，增加了时政策论和经义理解的内容，更加突出实用化、突出考查学生能力，这其实就是范仲淹“精贡举”的科举考试改革内容。
嘉佑三年（1058）十一月，朝廷诏令全国各路转运使详细筛查出可以减免的徭役，加以统计后进行了全面减免，光嘉佑四年一年就“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三人”的徭役人数，很好地减轻了百姓的差役负担。这正是范仲淹的“减徭役”新政的实践操作。
嘉佑四年（1059）八月，针对普遍存在的征收田赋不均问题，朝廷诏令各州县重新丈量土地，然后根据各户实际所占土地亩数调整税额，但很快受到了部分朝臣和大量富户的反对。最后这项诏令只在部分州县推行，并未在全国进行大范围的实施。
这其实就是嘉佑之治的特点，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只要阻力稍大就会立即停止；而对于一些牵涉各方利益太深、太广的“择官长”“均公田”等内容，富弼的宰执班子从来不去碰触。
值得一提的是嘉佑年间对法令重新梳理和建立，这其实是范仲淹“重命令”新政的延续。比如嘉佑元年的《嘉佑禄令》，确定了每一级别官员的工资待遇，以法条的形式防止官员多拿多占。
嘉佑二年五月，修订出台了《殿前马步军司编敕》，这是一部关于军事司法的法律，有效防止了出现问题以后军官的扯皮推诿。
嘉佑二年八月，在韩琦的提议下，朝廷对全国的法律法令进行了统一梳理，并颁布了统一施行的刑法典《嘉佑编效》、民法典《续附令敕》、继承法条《遗嘱法》，同时废掉了大量过时的法律，让全国人民真正有法可依。
除此之外，嘉佑时期的朝廷还颁布了关于武将如何升迁的《三班院编敕》，关于规范考试的《科举条制》、关于公务怎么报销的《嘉佑驿令》等多条法律。
这些措施是切中时弊的好手段，富弼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智者，年届花甲的他既不热血沸腾叫嚣重来庆历新政，也没有气馁地放弃曾经的理想，他只是安静地做着事情。
他当然知道这个世界就应该变成好兄弟范仲淹描绘过的那个宏大蓝图里的样子，但是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残酷。那个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不光他自己做不到，而且其他任何人也实现不了。而如今，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他带领着他的团队，尽了最大的力。
宋朝这座四处漏风、风雨飘摇的房子，经过富弼这些泥瓦匠的修修补补，终于又能立起来遮风挡雨了。
嘉佑年间富弼团队的有效治理，又让大宋重新绽放出活力，全国达到1246万户，比起真宗时期人口净增长379万户，这增长的户数几乎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而这段时间就是被后人广为赞颂的“嘉佑之治”。
与此同时，新一轮变法也在其中萌芽着。嘉佑三年（1058年），年轻的王安石进京述职，他结合自己在鄞县、舒州、常州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作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激进的变法主张。他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所有积弊，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全面变法。
毫不出乎意料的是，咱们的皇帝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是宰相富弼很是喜欢这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请他来中央工作，但都被王安石推辞了。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哪知道王安石是个“倔千里马”，他知道现在的朝廷并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不遇真正懂自己的伯乐绝不出山。
就在赵祯执政的这个关键时期，大宋的北方边境上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幸运的是，我们的皇帝和富弼的宰执团队很好地做出了应对。
党项人从最一开始的夏州附近的一小块地方，一点点慢慢扩张，直到疆域足够大到占据住了整个西北，终于让宋朝人发现了他们的狡诈图谋——收关税，卡死关口征收那些本属于宋朝人的钱。
不像后面明清的闭关锁国，赵祯时期的思想是极为开放的，打开国门、包容并蓄的重商文化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这让宋朝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逐渐摆脱了农业的束缚，毫无争议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1990年的美元基准，宋朝的人均Gdp在 600美元，这项世界纪录一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后才被打破，保持了五百年之久。
当时，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人们需要大量进口宋朝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商队从茫茫戈壁而来，穿过狭长的河西走廊，再渡过黄河，就来到了大宋境内采买货品。一直以来大宋倡导自由贸易，主要靠卖商品赚了不少钱，但是这到了赵祯执政的后半段，事情慢慢就发生了变化。
嘉佑时期，随着西夏向西向南的扩张，不断侵占吐蕃和回鹘的地盘，党项人逐步全面占领了河西走廊，在宋夏交界处设置了西平军司设卡收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设置了黑水镇燕军司，在宋辽夏交界的地方设置了黑山威福军司，彻底卡死了这段沟通东西的商路。
商队想绕过去是不可能的，这片区域南面是缺氧的青藏高原，北面是风沙万里的戈壁无人区，欧洲人、阿拉伯人也只能拿出相当一部分货款去缴了关税，剩下的钱才能用来购买货品，这就导致宋朝在贸易上赚的钱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后世总有人说西夏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拦路抢钱团伙，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咋办呢？赵祯和富弼很快就找到了办法——打开海路，开启“大航海时代”。西夏这招\"陆路卡脖子\"反倒成了历史的神转折点:就像被强敌硬逼下崖壁的雏鹰，突然发现大海才是星辰所在。富弼捋着胡须笑道：\"他们堵了河西走廊，咱们就开条海上天路！\"从此，大宋的商船不再与骆驼较劲，转而与鲸鲨共舞。
朝廷在广南、福建、两浙三个区域设立多个港口，形成了完备的多层次的出口运输体系，广州、泉州后来逐步成为了名震世界的超级港口。为了更好地做好管理，朝廷分别在各港口设置了市舶司、市舶务这样的专门机构，还设置了海军，为船只的近海航行提供安全保障。
宋朝人不仅卖货给外来的商旅，他们自己也造船做起了远洋生意。宋代的造船业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造船技术远远走在世界前列，那时候福州等地的造船工坊能建造五千料的大船，载重量可达数万斛，而且速度快，船身稳，能抵御强烈的海风，给了宋朝远洋的货轮们极大的航行保障；指南针、隔水舱技术的发明也都在这个时候，其中一些造船工程原理至今仍在使用。
最绝的是船舱里的\"黑科技套装\"：能预测风暴的观天铜仪，可保鲜三年的腊肉窖藏，甚至还有专门培育豆芽的温室——这是宋朝的\"海上菜篮子工程\"。当阿拉伯船长还在为坏血病发愁时，宋船医官早已备好陈皮姜茶，这波\"中医护航\"让外商们直呼内行。
当泉州港的晨雾中升起千帆，广州港的灯塔彻夜不眠，德化的白瓷与波斯的琉璃竞艳，蜀锦与天竺的香料共舞，大宋的市舶司官员们俨然成了古代版投行精英。他们左手握着算盘计算关税，右手挥动令旗指挥船队，腰间还别着《海事法典》——这可是大宋版的\"国际贸易规则\"，连阿拉伯商人都得竖起大拇指：\"宋人的契约精神，比《古兰经》羊皮卷还可靠！\"
着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此开启，当时与中国进行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高达50多个，航线最远到达非洲和埃及的开罗。
1987年，考古队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宋代的沉船“南海一号”，为我们见证了宋朝海路的繁荣，整艘“南海一号”船长30.4米，宽9.8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可能近800吨。
“南海一号”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包括有大量的瓷器、钱币、丝绸、金银铜锡器物、竹木漆器。其中，已出水的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州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着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阿拉伯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一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当西夏人在河西数着铜板时，大宋的商船早已在七海播撒文明。这场被迫的\"战略转身\"，竟让中华文明比西方提前六百年触摸海洋时代——赵祯恐怕想不到，他无奈开辟的海路，会成为比丝绸之路更璀璨的文明纽带。正如南海一号沉船中那盏永不熄灭的航行灯，照亮的不只是商路，更是文明突围的智慧之光。
这种在困境中开新天的气魄，或许就是华夏文明绵延千年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