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岁之前，赵顼就一直随着父亲生活在宫外。在市井街巷，他经历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不用像爷爷赵允让那样担惊受怕，也不用像父亲赵曙那样谨小慎微的患得患失，他可以大胆的挥洒天性，和胡同里的孩子们一起追狗捉鸟、小溪戏水。
他最爱的还是去街角茶馆里听评书，每当说书先生说起大汉的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大唐的李靖李绩追亡逐北的故事，就是他最兴奋的时候。他也曾多次放出豪言“要是让我有一天执掌大权，一定要灭西夏、破契丹，扬我大宋国威”，但赵顼知道，自己没有权力，这也只能是在脑子里想想过过干瘾而已。
直到有一天，父亲赵曙真的当上了皇帝，赵顼的地位也随之升迁，嘉佑八年被封为光国公，治平元年被封为颍王，治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顼发现，他终于可以亲手去实现以前的梦想了。
然而遗憾的是，他爹赵曙的皇位定的太晚、去世的又太早，赵顼还没来得及接受多少正经的帝王教育就登基做了皇帝。
以上就是赵顼前二十年的大致人生经历，这是个有着一腔热血的有志皇帝，却也是个没读过多少书、能力有些不济的少年天子，以至于后世经常用“好高骛远，满腹草包”来形容他。
他太想做成一番大事了，在后面执政的十几年里，他总是摆出一副虚心的姿态，广泛接受大家来提建议，但他又不具备正确决断的头脑，感觉人家说得有点道理就立马变主意，所以政策总是左摇右摆，这也被后人评价为“软耳朵”“没定力”。
就在这个公元1067年的正月，他刚刚即位的两天后，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桃色炸弹，御史蒋之奇弹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和儿媳私通！
这时候，又有一大堆朝臣立马出来帮腔造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起要求把欧阳修逐出朝堂。
很明显，这就是大臣们对韩琦、欧阳修这伙人的打击报复。韩琦这伙人以前只知道去围着前任领导赵曙转，一门心思去搞什么升格“皇考”，丝毫不顾及群众基础；之前还有老皇帝护着，一帮大臣不敢瞎搞，现在老皇帝一死，这些人就马上开始造谣生事了。
为了维护朝廷形象，赵顼很快就查清了事实，发布通告说明了欧阳修的清白。但对于这种桃色花边，人们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朝野上下相信欧阳修爬灰儿媳妇事情的是大有人在。
自古以来，不管是高居庙堂的政府单位，还是街角巷尾的家长里短，男女绯闻这种东西就最具备传播学的特质，附耳过来的私密传播方式，说的还是共同认识的人，顿时就能激发出彼此羡慕嫉妒恨的感情共鸣，既能树立自己无所不知的权威，又能打击到绯闻当事人。生活本就乏味，何不在别人身上找些乐子呢？
听绯闻的人也乐于二次传播这样的事，他们就是要过过嘴瘾，从品鉴中获得一种代入式的快乐。在诉说中，潜意识把自己变成男女主人公，还要附带着说，要是我就会怎样怎样，好像在看颜色小说、颜色小电影，借此来获得强烈的精神刺激。
在坊间，欧阳修的爬灰版本也是衍生了无数个，什么夜间是三人同床，什么孙子其实是他儿子，什么两人经常在寺庙里过夜，等传到欧阳修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是不忍直视了。
欧阳修明白，继续留任宰执只会招惹更多是非，于是赶紧连上三道奏折，请求外任。赵顼见状也只得同意，让欧阳修到亳州任知州。
很快，针对宰执班子的新一波弹劾接踵而至。大臣们又联合状告首相韩琦，说他做事飞扬跋扈，堪比汉朝弄权的霍光，请求皇帝严惩。
御史王陶的弹劾奏章是一封接着一封，而且一上朝就指着韩琦骂，折腾得韩琦连班都没法上。
这时候韩琦的老朋友参知政事吴奎看不下去了，他趁着散朝，偷偷跑去皇帝边上递了小话：“不可疑大臣、信群小。”哪知道这话让太监给传出去了，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台谏官们一下子都炸了毛——正想弹劾你呢，你倒自己跑出来了，居然还敢说我们是“群小”？
侍御史吕景、吴申等人立即加入到了弹劾宰执的队伍，一时间是弹劾的奏章满天飞。韩琦是个识时务的，他一看形势明显不对，知道是时候急流勇退了，于是上交了辞呈，坚决请求外放。
不久后，赵顼批准了韩琦的请求，顺势也把吴奎等一批宰执调离了中央，并且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员任职中枢。这些老臣的离去，代表着英宗时代的终结，而新皇帝赵顼也将培育出自己的人马，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赵顼踌躇满志地想要大有作为，却突然发现自己接手的帝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在农村，纳税的土地就只有四百四十万顷，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三成，而剩下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手里，这些人都拥有免税的特权，不用交税。
另外，各地还普遍存在隐瞒不报耕地的现象，导致国家的税收负担集中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的加速兼并，严重的贫富差距直接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山崩之势危矣”。
而在城市，资本的集聚则更为严峻，有一半的商业财富集中在大商人手中，他们垄断货源、控制物价，导致物价波动剧烈、市场极为混乱。
朝廷财政极为空虚，三司使韩绛提交了一份收支报告，第一句话赫然就是“百年之积，唯存空簿”，当年国库亏空1750万贯，连给老爹宋英宗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韩绛无奈地提出了建议：“不以小吝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意思就是不要因为小节约省不了多少钱就不节约，也不要因为小花费花不了多少钱就不节制。韩琦也建议，皇帝以后对臣子的赏赐要降低标准，心意到了就行了。
面对这种“国库枯竭”的现状，赵顼只能无奈下令将老爹下葬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一，而没能风风光光地安排父亲后事，也成了赵顼刻骨铭心的人生遗憾。
如果说，老爹的葬礼只是让赵顼感到了委屈，那么下面发生的事情更是让这个青年皇帝感到耻辱。
治平四年的六月，陕西转运使薛向、青涧城守将种谔千里传来捷报，说他们击退了四万多西夏军队，招降了党项大贵族嵬名山，新纳入三万多边民、一万余蕃兵，还占领了军事重镇绥州。
对于已经久被西夏袭扰、忍辱多年的大宋来说，这太振奋人心了，我们的青年皇帝也是非常激动，要下旨嘉奖，但是立马被一堆大臣给阻止住了。翰林学士司马光反复向皇帝陈述攻占绥州的后患：“国家穷、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支撑军队打仗。”枢密使文彦博、副使邵亢等人也纷纷建议惩罚“挑起事端”的种谔，以平息西夏人的愤怒。
现实困窘如此，无奈的赵顼长叹一口气，只得下旨连降种谔四级官职以示惩处，再给西夏“封赏”加以抚慰，这才换来了暂时的和平。
一次又一次的憋屈激发了这个青年皇帝，他立志要重振朝纲。怎么样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怎么样平定西夏和幽云十六州？他向天下发布了问贤令，急切地想要找到振兴大宋的方法。
现实却是让赵顼异常失望，所有人都在说些废话套话，吴奎在奏折里老生常谈的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翰林学士张方平上书建议皇帝节俭，其他的大臣也都是些选贤任能、爱惜百姓、德育天下的空洞言论。
眼看这些大臣实在是说不出什么新意，赵顼转头就去求教了老臣富弼，面对着这么一个血气方刚、不知世间艰难的皇帝，富弼语重心长地送出了“安内为先”的忠告和“二十年不言兵事”的劝诫。而此时的赵顼一心只想“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根本无法理解富弼话中的深意和远见，于是他失望地离开了富弼府邸，他不知道后来正是由于自己的年轻气盛，让大宋耗尽国力、误入了一条改革歧途。
就在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些呼吁改革的大臣向皇帝极力推荐了王安石，他们认为只要王安石出山，天下大事就可定了。
当时谁都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召见将开启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号称是中华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经济改革、最具“理想主义”的社会工程、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创新，但也是最具“分裂性”的政治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