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一支断了头的圆珠笔，在一张牛皮纸背面，写下了那17个编号。
我和林澈围坐在宿舍破桌前，他低声道：“这纸不能出门，不然你明天就上广播了。”
我问：“广播里说什么？”
“说你跳楼，说你精神失常，说你涉嫌暴力煽动，说你伪造身份，说你从未存在。”他一口气说完，手指在桌面轻轻点着，像在敲死人头。
我笑了：“你这像背经文。”
他摇头：“这是我记的‘编号者后遗言’，每一条都是真的。”
“他们都说过这些？”
“不，是厂方替他们说的。”林澈咬了下嘴唇，声音压到极低，“你能想象吗，一个人死了，他的最后一句话，不是他自己说的，是系统代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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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独自前往南境档案临时登记站，那是城中村合规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表面处理无证打工者的数据整理，实则是一次“身份捡漏”——谁有空号，谁抢得快。
我排在第七个。
前面一个头发斑白的工人，小声对窗口的人说：“我儿子死了，但他身份证还在，我用他的。”
工作人员连头都不抬：“关系？死亡证明？授权书？”
那人哆哆嗦嗦掏出一张褪色红本子。
“下一个。”窗口冰冷作响。
轮到我。
我递上临时工工卡，压低声音：“我想登记一份旧编号的人名。”
窗口女人抬头：“什么叫‘旧编号’？”
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厂里，有过编号，但被注销了。”
她盯着我几秒，伸手按了一个键。隔壁柜台走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微笑着邀请我去隔间里“协助理解登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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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房间里，我坐在铝合椅子上，对面是那人和另一个身穿便服但带厂徽的青年。
“你怎么知道他有过编号？”
“我在堆料山捡到编号卡。”我坦白。
“你想给他登记实名？”
“是。”
他们对视一眼，那青年轻声说：“你知道，系统默认‘编号注销’即代表——人已废。”
我看着他：“可他还活着，他在疯者组。”
他冷冷一笑：“你说你是谁？”
我沉默。
中年人叹了口气：“我们理解你有同理心，可有时候——给死人起名，就是谋杀。”
“什么意思？”
他一字一句：“系统设有安全清除机制。若一个‘注销编号’的人，被主动实名登记为在世，将自动触发排查机制——他，会被再次清除。”
我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坐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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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起名，是救命。”我低声说。
那青年淡淡答：“不许你叫他的名字，是为了让他活着。”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疯者们为何一直不敢说自己是谁。他们怕的不是忘记自己，而是有人突然记起。
记起，等于叫醒系统。
而系统，一旦觉醒，就会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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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宿舍，林澈正趴在地上画地图。他仰起脸：“你去了？”
我点头。
“结果呢？”
我坐下，脱口而出：“我什么也没登记。”
“对。”他拍了拍地，“你做对了。”
“可我觉得，我像个懦夫。”
“懦夫才会活。”他忽然笑了，“疯者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个系统里，你不是疯了，而是太清醒。”
我闭上眼，想起老六在风口边说的那句：“你要翻身，得先变成‘他们’。”
可我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敢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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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宿舍外响起警报声，是厂区高层布控的巡逻车在搜人。
林澈拉着我钻进下水井。
水井黑得像死人眼，我背靠潮湿的水泥壁，耳边是他喘息的声音。
“还记得刘乾吗？”
“记得。”
“如果你去登记他，他会死第二次。”
我闭上眼，想起那天在冷库门口写下的那句：“我看见你了。”
那不是解救，那是暴露。
我低声说：“我们该怎么办？”
林澈从怀里掏出一小块铭牌碎片，上面模糊可见两个字母：“q—”
“我们给他们一个不被识别的新编号。”
我看着他：“你是说？”
“编号，不是系统的专属。我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编号系统——一个只在地下存在、没有数据联通、无法匹配查杀的体系。”
我看着那片碎金属，仿佛看见一群不肯死的人在沉默中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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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们回到宿舍。他把一张破桌推翻，在桌面背后写下：
地下编号工程 · 第一版
起始编号：x-00001
命名者：净空／林澈
我们决定——从此刻起，为每一个“活着但不能叫名字的人”，起一个新编号。
他们不能实名，那我们就给他们匿名的光。
那光，是我们手写的，是不会被系统识别的，是不会触发杀机的。
那光，是在垃圾山里爬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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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在那张表下写下一句：
我们不是想对抗整个世界，我们只是想让一些人，活着被记得。
那一夜，我终于睡得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