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贺兰山北麓，考古队员在西夏陵区6号陵的碑亭遗址清理时，土层下露出的半张石刻人面让所有人屏住了呼吸——这张浑圆的脸庞上，粗眉如戟，双目圆睁，獠牙从紧抿的双唇间微微探出，仿佛正承受着千年重压。当整块砂岩被完整剥离时，一个跪坐的力士形象跃然而出：他裸身赤足，肌肉虬结的双臂撑在膝盖上，背部青筋暴起，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头顶的石碑顶向天际。这座高64厘米、重逾半吨的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就这样从历史的尘埃中苏醒，成为解码西夏文明的关键钥匙。
一、贺兰山麓的帝王密码：支座诞生的时代背景
西夏陵区位于银川市西约3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9座帝陵与271座陪葬墓星罗棋布，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这片陵区的营建始于11世纪初，历经近200年方才完工，其选址暗合中原风水理论——背依贺兰山如“玄武垂头”，前望银川平原似“朱雀翔舞”，两侧山势如“青龙白虎”护卫。这种“依山为陵”的布局，既延续了唐代帝王陵寝的传统，又融入了党项族对自然的敬畏。
党项族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其丧葬习俗经历了从火葬到土葬的转变。早期党项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但随着与中原文化的交融，皇室贵族逐渐采用土葬，并仿照巩县宋陵建造陵园。6号陵的主人被推测为西夏第四代皇帝夏崇宗李乾顺，其在位期间推行“汉法”，陵园建筑中大量出现中原元素，如对称的轴线布局、仿木结构的阙台等。然而，在这些“唐风宋韵”之下，党项族的文化基因依然倔强地生长——陵园中独特的陵塔（又称“灵台”）采用佛教密檐塔形制，塔身以夯土筑成，外涂赭红颜料，与中原帝陵的封土堆形成鲜明对比。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正是在这种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诞生的。它所在的碑亭位于陵城西南角，根据同出的残碑推测，这里曾立有记载墓主生平的石碑。与中原常见的龟趺碑座不同，西夏人选择以力士形象作为支座，既延续了突厥石人守护陵墓的草原传统，又借鉴了佛教艺术中力士护法的造型。更耐人寻味的是，支座顶部阴刻的西夏文铭文“志文之座”，与背部汉文“砌垒匠高世昌”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双语共存”的现象，恰似西夏王朝多元文化共生的缩影。
二、力与美的凝固：支座雕刻的艺术解析
当观众站在宁夏博物馆的展柜前，首先被震撼的是石雕力士夸张的面部表情。他的颧骨高高凸起，双眼外凸如铜铃，鼻梁短粗，两腮肌肉因用力而紧绷，两颗獠牙从嘴角探出，仿佛正在发出无声的嘶吼。这种“狰狞化”的处理并非工匠技艺的瑕疵，而是刻意为之——在西夏艺术中，夸张的面部特征往往用来表现力量与威严，类似的手法在西夏石窟造像中也屡见不鲜。
力士的身体结构同样充满张力。他的双肩与头部几乎等高，颈部肌肉隆起如铁铸，双臂肘关节后屈呈钝角，双手五指深深陷入膝盖的肌肉中，仿佛正以全身之力支撑着上方的石碑。考古人员发现，力士的背部并未完全写实，而是通过线条的疏密变化营造出“佝偻”的视觉效果，这种“以形写神”的手法，将负重者的动态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更精妙的是，工匠在力士的腹部雕刻了一个圆形肚兜，兜面上阴刻联珠纹边框，内部填充卷草纹，这种源自波斯的装饰纹样，与党项族的游牧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铭文的雕刻工艺同样值得深究。西夏文三行共15字，采用阴刻技法，笔画纤细如发丝，却又刚劲有力。考古人员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工匠在刻字前先用朱砂在石面书写底稿，再沿笔迹凿刻，这种“书丹上石”的传统技法，在西夏时期仍被沿用。背部的汉文“砌垒匠高世昌”虽仅6字，却透露了重要信息——“砌垒匠”表明高世昌的身份是石匠，而“高”姓在西夏多为汉族姓氏，这印证了文献中“西夏工匠多来自中原”的记载。
三、考古地层中的文明对话：支座揭示的西夏社会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的出土，为研究西夏社会提供了多维度的实物证据。同一遗址出土的琉璃鸱吻、迦陵频伽脊饰等建筑构件，与支座共同构建起西夏陵的物质文化体系——鸱吻的兽头鱼尾造型融合了中原龙文化与佛教摩羯鱼形象，迦陵频伽的人面鸟身则源自印度佛教艺术，而力士支座的突厥石人元素，又彰显着草原文化的底色。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西夏陵的建筑布局中同样显着：月城、陵城的轴线对称源自中原，陵塔的佛塔形制体现佛教影响，而陪葬墓中出土的鎏金铜牛，则反映了党项族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型。
支座的铭文内容更是耐人寻味。西夏文“小虫旷负”可译为“微小的虫类背负着重担”，这种自谦的表述与汉文“砌垒匠高世昌”形成互文，暗示着工匠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在西夏社会，工匠地位低下，文献中鲜有记载，但高世昌的名字却通过石刻流传千年，这或许与西夏晚期重视手工业有关——《天盛律令》中明确规定，工匠若技艺精湛可获得官爵，高世昌很可能因参与帝陵建造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更重要的是，支座的用途争议揭示了西夏文化的复杂性。一种观点认为，支座顶部的方形榫眼用于固定石碑，应属碑座；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八号陵出土的支座顶面无榫眼，推测其为立木石础。这种争议恰恰反映了西夏在吸收中原文化时的创造性转化——他们既借鉴了中原的碑刻传统，又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四、跨越时空的文化基因：支座的价值重估
在宁夏博物馆的展厅里，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与鎏金铜牛、石刻胡旋舞墓门形成奇妙的对话。铜牛体现了西夏青铜铸造的巅峰技艺，胡旋舞墓门见证了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而力士支座则以其独特的造型与铭文，成为西夏文化多元性的最佳注脚。它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打破了学界对西夏石刻艺术的刻板认知——当人们以为西夏雕刻只有粗犷豪放时，这座支座以细腻的线条、复杂的构图，证明了西夏工匠对多元艺术语言的驾驭能力。
从艺术史角度看，支座的雕刻美学极具突破性。力士的身体比例接近真人，但通过夸张的肌肉与动态，将写实与写意完美结合，这种“以形写神”的手法，在同时期的宋陵石刻中极为罕见。更妙的是，力士的跪坐姿势与石碑形成稳定的力学结构，其重心分布经过精密计算，即便在千年后的今天，仍能承受数吨重的石碑。这种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让支座成为研究古代力学与雕刻技术的活教材。
在文化交流层面，支座的存在印证了西夏“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它的突厥石人元素、佛教力士造型、中原碑座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跨文化的符号体系。正如西夏陵建筑中既有中原的飞檐斗拱，又有佛教的密檐塔，这种“混合式”的文化表达，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如今，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依然静静地立在宁夏博物馆的展柜中。当观众的目光掠过他凸起的肌肉、微张的獠牙，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凿石声，看见工匠高世昌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身影。他的存在，让西夏这个消失的王朝重新获得了鲜活的面容——那是一个善于吸收、勇于创新的民族，在贺兰山与黄河之间，用石头与青铜书写的文明史诗。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座支座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