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车碾过坑洼的土路，卷起干燥呛人的黄尘。余建国找的这位专跑乡里白事的李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黑瘦汉子，手脚却麻利得很。车头绑着褪色的白纸花，一路低鸣着开进余家村时，暮色正沉沉地压下来。村口老槐树下，几个探头探脑的影子飞快地缩了回去。
母亲枯瘦的身体被小心地抬下来，裹着厚厚的白布，放在祠堂正中临时架起的门板上。一盏长明灯，豆大的火苗在粗瓷碗里跳跃，映着灵前供桌上简单的几样果品和母亲那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带着一丝早已被病痛磨蚀殆尽的温和笑意。
余建国眼睛红肿，嗓子哑得快说不出话，对李老板连连作揖：“李哥……多亏有你……不然我真不知道……”
李老板摆摆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一种见惯了生死的麻木：“份内事。后面席面、道士、抬棺的人手，我都安排好了，按老规矩来，放心。” 他的目光扫过余建国身边那个同样眼睛肿得核桃似的女人——春桃，又落在祠堂角落里默默跪坐着的余小麦身上。她穿着一身粗糙的麻布重孝，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像一尊没有生气的石像，只有偶尔眨动的眼睫证明她还活着。李老板没多问，只是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支，走到祠堂门口蹲下，烟雾很快被晚风吹散。
夜，死寂。祠堂里只有长明灯燃烧时细微的哔剥声，还有春桃压抑不住的、断断续续的抽泣。余建国红着眼，机械地往火盆里添着黄纸。纸灰打着旋儿飞起来，粘在余小麦惨白的脸上，她也浑然不觉。
“姐……” 余建国终于忍不住，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你……吃点东西吧？春桃熬了点粥……”
余小麦缓缓抬起头，目光穿过跳跃的灯火，落在门板上那覆盖着白布的轮廓上。她的嘴唇干裂，动了动，发出的声音轻飘得如同呓语：“……妈走的时候，疼吗？”
余建国鼻子一酸，眼泪又涌了出来，他别过头，用力抹了一把脸：“……后来打了针，好些了……就是……就是一直张着嘴……想吸口气……” 他说不下去了。
余小麦闭上了眼，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那些被巨大悲痛暂时压下的、母亲最后时刻痛苦挣扎的画面，又血淋淋地撕扯着她的神经。过了许久，她才重新睁开眼，那双眼睛里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哀恸。
“建国，” 她的声音依旧很轻，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力量，“对不起。”
余建国一愣，茫然地看着姐姐。
“对不起……” 余小麦的目光终于转向他，那里面盛满了无法言说的歉疚和痛苦，“……他……回不来了。” 她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像在切割自己的喉咙。“他在北京……不能回来……送妈最后一程。”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焦灼，“小川需要他……李局长的情况，也离不开人守着……一步都走不开……” 她几乎是用气声补充了最关键的一句，“……外面还有人……在盯着他，想要他的命！他不能离开那个地方（指国家研究院），一步都不能离开！”
余建国完全呆住，嘴唇哆嗦着：“姐？你说啥？他……他……” 信息量太大，他一时无法消化。那个姓陆的，在北京？小川需要他？李局长需要他？还有人要杀他？不能离开北京？这一切都像一团乱麻，让他本就因悲痛而混沌的脑子更加混乱。一股被排斥在外的委屈和愤怒猛地窜了上来：“啥事比送咱妈走还重要？！他是你男人！是咱家女婿！爬也该爬回来磕个头！他……”
“建国！” 余小麦厉声打断他，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和一丝被逼到绝境的恐惧。她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是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却也燃烧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坚持。“别说了！你不懂！他有他的命！回不来就是回不来！那些人……那些人就在外面等着！他一露头，命就没了！小川怎么办？李局长怎么办？” 她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压下翻腾的情绪，声音又陡然低落下去，带着无尽的疲惫和哀伤：“……就当……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替我们……送妈了。” 最后一个字落下，她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肩膀塌了下去，重新变回那尊沉默的麻衣石像。只有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的手，泄露着内心翻江倒海的痛苦。父亲佝偻着背，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浑浊的老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无声滚落，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他什么也没问，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余建国看着姐姐这副模样，看着她眼底深不见底的哀伤和那份不容置疑的坚持，一肚子的话和愤怒堵在喉咙口。姐姐口中的“命”、“杀他”、“小川”、“李局长”这些字眼，像冰冷的石块砸在他心上，让他隐隐感到一种超乎寻常的沉重和危险。他最终只能化作一声沉重的、带着浓浓不解和委屈的叹息。他颓然坐回火盆边，抓起一把黄纸狠狠地塞进火里，火焰猛地蹿高，映亮了他同样写满痛苦和困惑的脸。
祠堂里只剩下火焰吞噬黄纸的噼啪声，以及角落里父亲那压抑到极致的、破碎的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