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后世学者依据《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考证，普遍认为其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享年七十六岁，因其重要的学术贡献，被后世尊称为“董子”。
董仲舒自幼便对儒家经典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尤其痴迷《春秋》一书。《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
这段话的白话意思是：董仲舒是广川郡人。他年轻时就开始深入研究《春秋》，在汉景帝时期被任命为博士。他讲授经学时，会在室内悬挂帷幕，弟子们则根据入学先后顺序相互传授学业，以至于有些后来的学生甚至从未见过他的面。据说他曾经三年都没有向园圃看过一眼，他钻研学问的专心程度竟然达到了如此境界。
当时，《春秋》的解读流派众多，董仲舒师从齐国大儒胡毋生，专攻《公羊春秋》。胡毋生是汉初《公羊春秋》的重要传承者，董仲舒在其门下潜心学习，不仅掌握了《公羊春秋》的核心要义，还结合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他对《春秋》的解读细致入微，常常能从简短的经文里发掘出深层的“微言大义”，年纪轻轻便在学界崭露头角。
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因其学识渊博，被征召为博士。博士是当时的学术官员，负责掌管文献典籍，传授学问，为朝廷提供学术咨询。成为博士后，董仲舒的讲学活动更加频繁，他的弟子越来越多，由于弟子人数众多，他无法一一亲自授课，便采用“弟子传业”的方式，先将学问传授给资历较深的弟子，再由他们传授给新入门的弟子，许多弟子终其一生都未能见上他一面，却对他的学问深信不疑。
在担任博士期间，董仲舒不仅讲学授徒，还继续深入研究儒家思想，尤其注重将儒家经典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他常常思考如何通过儒家思想解决当时社会的治理问题，这种务实的学术取向，为他后来在汉武帝面前提出“天人三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令策问贤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参加对策，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连续三次向董仲舒提出问题，董仲舒则一一作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君臣之间的三次问答，被完整地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汉武帝的第一道策问，主要围绕“天命”与“帝王治道”展开，他问道：“听说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都是通过改革制度、制作礼乐而使天下太平和谐，后世百王都效仿他们。虞舜时期的乐舞，没有比《韶》更盛大的；周朝的乐舞，没有比《勺》更盛大的。圣王去世后，钟鼓管弦的声音并未衰减，但治国的大道却逐渐缺失，衰败到桀、纣那样的暴行，王道彻底败坏。……通过怎样的修养与整饬，才能让甘露降临，五谷丰登，德行滋润四海，恩泽遍及草木，日月星辰运行正常，寒暑变化平稳，承受上天的福佑，享受鬼神的庇佑，德泽洋溢，传播到国外，延伸到万物生灵？”
针对这个问题，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观点。他说：“我通过研究《春秋》中记载的前世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观察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的道理非常值得敬畏。国家如果将要出现衰败的征兆，上天就会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君主；如果君主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就会再出现怪异的现象来警告恐吓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国家的灭亡就会到来。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是仁爱君主的，希望阻止祸乱。”
董仲舒认为，帝王的统治必须顺应天意，施行仁政，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如果施行暴政，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这一观点既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神学依据，也对帝王的行为形成了一定的约束。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回答十分满意，随即提出了第二道策问，重点询问“帝王教化”与“人才培养”的问题。董仲舒在对策中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他说：“百姓追逐利益的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作为堤防来约束，是无法阻止的。因此，教化万民，奸邪之事就都会停止；教化废弃，奸邪之事就会出现，即便使用刑罚也无法遏制。” 他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培养贤才，选拔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担任官吏，以推行教化。
汉武帝紧接着提出了第三道策问，聚焦于“国家大一统”与“思想统一”的问题。董仲舒在对策中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春秋》所倡导的大一统，是天地之间永恒的原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如今，各家学说不同，人们的观点各异，诸子百家的主张纷繁复杂，旨意各不相同，因此君主在上无法保持国家的统一，百姓在下不知道该遵循什么。我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科目和孔子学说的，都应该阻止传播，等到邪僻的学说消灭平息后，国家的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确，百姓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系统地回答了汉武帝关于治国、教化、统一的三大核心问题，其思想既契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需求，也为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铺平了道路。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对策赞不绝口，当即任命他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辅佐江都王治理封国。
江都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性格骄横勇猛，早年曾参与平定七国之乱，立下战功，因此颇为自负。汉武帝将董仲舒派到江都国，一方面是看重董仲舒的学识，希望他能教化江都王，另一方面也有让董仲舒历练的意思。
董仲舒到任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辅佐江都王治理地方。他常常引用《春秋》中的道理，为江都王分析政事，提出建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有一次，江都王刘非向董仲舒请教：“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伐吴，终于灭掉了吴国。孔子称许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寡人认为勾践君臣也可以称为三仁了。先生以为如何？” 董仲舒听后，说道：“我才智愚钝，不足以回答这么重要的问题。听说过去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到家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攻打别的国家，不应该询问仁人，这句话为什么会问到我这里来呢！’他只是被询问而已，尚且感到羞耻，更何况是设下计谋去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个仁人。” 他通过这个例子，委婉地劝谏江都王不要崇尚权谋诈术，而应施行仁政。刘非听后，虽然心中不悦，但也不得不佩服董仲舒的胆识与学识。
董仲舒在江都国担任国相期间，始终坚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廉洁奉公，体恤百姓。他积极推行教化，兴修水利，鼓励农桑，使得江都国的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当地百姓对他十分爱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善举。有传说称，董仲舒在江都国时，曾遇到一场大旱，田地干裂，庄稼枯萎，百姓们焦急万分。董仲舒按照自己的阴阳理论，举行了隆重的求雨仪式，关闭城门，禁止一切属阳的活动，祭祀水神。没过多久，天空果然降下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们纷纷称赞他“能通天际”，将他奉为神明。
然而，董仲舒的直言敢谏也为他招来不少麻烦。当时，汉武帝重用外戚田蚡，田蚡凭借姐姐王太后的势力，专权跋扈，结党营私。董仲舒对田蚡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曾多次在私下批评他。后来，田蚡得知此事，便对董仲舒心怀怨恨，伺机报复。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辽东高庙发生火灾，不久后，高园便殿又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汉武帝的警示，于是连夜写下一篇奏疏，引用《春秋》中关于灾异的记载，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认为这与汉武帝重用田蚡等奸佞之臣有关，建议汉武帝疏远小人，任用贤才。
汉武帝看后大怒，下令将董仲舒逮捕入狱，定为死罪。后来，汉武帝冷静下来，想到董仲舒的学识与忠心，又觉得他的言论虽然尖锐，但也是出于对国家的担忧，于是下令赦免了他的死罪，将他贬为中大夫，留在京城，不再让他担任封国的国相。
被贬为中大夫后，董仲舒深知自己在朝堂上已难以施展抱负，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着书立说中。他在京城的家中开设讲堂，继续招收弟子，传授《公羊春秋》中的学问，许多官员和学者都慕名而来，他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时，汉武帝虽然没有正式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但在实际政治中，已经开始重用儒家学者，推行儒家政策。朝廷遇到重大的礼仪、制度问题，常常会派人向董仲舒咨询。《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有一次，汉武帝因为立太子的问题犹豫不决，便派张汤去请教董仲舒。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立嫡以长”，遵循儒家的宗法制度，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刘据为太子。还有一次，匈奴派人来汉朝请求和亲，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有人主张攻打匈奴，有人主张和亲。汉武帝又派张汤去问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匈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攻打匈奴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其苦，不如采取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同时加强边境防御，这才是长久之计。
晚年的董仲舒，潜心着述，完成了《春秋繁露》一书。这部书是董仲舒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十七卷，八十二篇，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了阴阳五行、黄老之学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天人感应”“大一统”“三纲五常”等重要理论。书中既有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也有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探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
除了《春秋繁露》，董仲舒还着有《举贤良对策》《春秋决狱》等作品。《春秋决狱》是董仲舒用儒家思想来解释法律的着作，他主张“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判定罪责，这种思想对汉代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长安家中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他去世后，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广川安葬。据说，董仲舒的墓地选址十分特别，位于广川镇的高地上，墓地周围种植了许多松柏，远远望去，庄严肃穆。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墓地旁边修建了一座“董子祠”，常年供奉香火。
汉宣帝时期，儒家思想正式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此后历经两千多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