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冬天，武汉像是被塞进了冰窖。鹅毛大雪从清晨一直下到黄昏，把俄租界的红砖洋房、江汉关的钟楼都盖了层白被子。我叫楚明，汉口警察局的探长，正缩在警局值班室的煤炉旁烤火，指尖夹着支“大前门”香烟，烟雾在玻璃灯罩下打旋。纪白穿着件旧棉袍，趴在桌上改学生的解剖图，眼镜片上蒙着层水汽。
“这雪再下下去，平汉铁路该断了。”纪白头也不抬，笔尖在图上画出肋骨的弧线，“上午听卖报的老王说，长江码头停了三艘英国火轮，乘客都挤在租界旅馆里。”
我弹了弹烟灰，望着窗外被雪压弯的树枝。保定军校肄业那几年，我见过北方的大雪，但武汉这场雪透着股湿冷，能钻进骨头缝里。桌上的马蹄表刚敲过九点，突然“叮铃铃”的电话响了，把纪白吓了一跳。
“楚探长？”电话那头是平汉铁路警务处的老周，声音带着急促的电流声，“出事了！头等车厢‘楚豫号’在孝感站抛锚，富商林伯年死在包厢里，门从里面锁着！”
林伯年？我皱起眉。这名字在汉口响当当，开纱厂、跑航运，听说去年还跟军阀做过军火生意。纪白放下笔凑过来，眼镜在灯光下闪了闪：“林伯年？就是那个被工人贴了满墙‘打倒资本家’的家伙？”
“先别管那些，拿上勘查箱，跟我去孝感。”我掐灭烟，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呢子大衣。纪白麻利地收起图纸，从床底下拖出个牛皮箱——里面装着他的解剖工具和我的放大镜、指纹粉。
警车在雪地里开得像头老牛，车轮打滑时，纪白就下车去推。路过“老通城”豆皮摊时，摊主老王隔着风雪喊：“楚探长！来份热豆皮暖暖身子？”我摆摆手，心里惦记着案发现场。纪白却停下脚步，买了两个裹着糯米的豆皮，用油纸包着塞进我口袋：“路上吃，别饿死在半道。”
孝感站的灯光在风雪中像团模糊的光晕。“楚豫号”黑黢黢地停在铁轨上，车头还冒着白气。铁路警察围了一圈，见我来了，赶紧掀开警戒线。头等车厢的暖气开得足，与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两个世界，空气中混着雪茄味、香水味和若有若无的血腥气。
林伯年的包厢在车厢中段，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铜牌。我戴上手套拧动门把手，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纪白跟着我进去，立刻蹲下身检查尸体。林伯年仰躺在丝绒沙发上，穿着件绣金的丝绸睡衣，胸口插着柄匕首——柄上雕着缠枝莲纹，刀刃没入心脏，血浸透了睡衣前襟，却没流到地毯上。
“密室。”纪白指了指门窗。窗户插销从内侧扣死，门上的锁舌也卡得严丝合缝，唯一的通风口巴掌大，栅栏锈得拧都拧不动。我掏出放大镜，仔细看锁孔：“内侧有划痕，像是用细铁丝之类的东西撬过。”
纪白翻开死者眼皮，又摸了摸脖颈：“瞳孔散大，尸僵初现，死亡时间不超过六小时。除了匕首伤，颈部有极淡的勒痕，像是被细绳勒过。”他打开勘查箱，用棉签蘸取死者唇边的残留物，“床头柜有个空茶杯，杯底有参茶沉淀，杯沿……”他突然停住，举起棉签对着灯光，“有口红印，颜色很艳，不像男人用的。”
我拿起茶杯闻了闻，参味里混着点奇怪的甜腻味。沙发旁的痰盂里有半张烧焦的纸，我用镊子夹起来，凑到车厢顶灯底下看——残留的字迹是毛笔写的，“…三十年血债…必报…”后面的字都烧成了灰。
“楚明，你看这个。”纪白从死者睡衣口袋里掏出个皮夹，里面除了银票，还有张折叠的纸条，上面用钢笔写着：“12月24日夜，小心暗箭。”落款是个看不清的符号。
这时，车厢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狐裘大衣的年轻人走进来，脸色苍白：“我是林先生的秘书，赵文轩。先生他……”他看到尸体，猛地后退一步，扶住门框才没摔倒。
“你最后一次见林伯年是什么时候？”我问道。
“昨晚十点半，我给他送完睡前喝的参茶就离开了。”赵文轩的手指绞着狐裘领口，“先生说今晚要处理重要文件，不让任何人打扰。对了！睡前他收到一封匿名信，看完后脸色很难看，把信揉成一团扔了，可能就是痰盂里那些……”
我点点头，示意纪白记录。这时，包厢外陆续来了几个人：戴金丝眼镜的女医生、满脸横肉的北方壮汉、抱着古琴的清瘦男人……楚豫号头等车厢总共十三名乘客，除了死者，其余十二人都在门口探头探脑，眼神里有惊恐，也有藏不住的好奇。
雪还在敲打着车窗，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看着林伯年死不瞑目的眼睛，又摸了摸口袋里那半块冷掉的豆皮——这案子，恐怕比这武汉的雪还要冷，还要复杂。纪白递来一张乘客名单，我扫了一眼，目光停在“苏曼卿”“张武”“陈锡九”这几个名字上，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把所有人带到餐车，我要逐一询问。”我对铁路警察说，然后转头看向纪白，他正对着那柄雕花匕首出神，镜片上的水汽不知何时已经干了。车厢里的暖气依旧很足，但我突然觉得后背发凉，仿佛有十三双眼睛，正透过风雪，盯着这个被锁在包厢里的死亡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