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携邓艾等心腹重返荆州，并非白手起家。荆州，这片刘备集团的龙兴之地，在刘长明早年“未出茅庐，已知三分”的隆中对策时期，就已在他宏大的战略蓝图中占据核心位置。刘备初得荆州时，刘长明便在此苦心经营，梳理内政，积蓄力量，虽后来重心转向益州，但基础犹存。此次回归，他带来的不仅是汉中的成功经验，更有一支磨合成熟、理念统一的新法骨干团队，以及荆州本土望族蒯、黄、庞等家经过前期铺垫后的默许乃至有限合作。所以刘长明以惊人的效率，在短短半年内，便将荆州新政的主体框架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
1. “江陵锦”效应扩大化：荆州织造署的“分段协作”和“江陵锦”品牌效应持续发酵。订单激增，带动了江汉平原桑蚕种植的规模化发展。诸葛亮顺势在襄阳、江夏增设分坊，吸纳更多本地工匠，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丰厚的利润不仅充盈府库，也让参与其中的大族尝到甜头，反对声进一步削弱。
2. “劝农策”深化与固化： 土地清丈登记工作在关羽强有力的军管震慑和新法官吏“劝农使”的细致工作下，基本完成。大量隐匿田产浮出水面，官府掌握的税基大大增加。垦荒政策效果显着。洞庭湖畔、江汉平原边缘的无主荒地大片被开垦，吸引了豫州、扬州甚至部分北地流民前来落户，成为新的自耕农和税源。官府颁发的田契具有法律效力，“十五税一”的低税率政策稳定执行，极大激发了生产热情。利用新增税收和织造利润，在各郡县设立“常平仓”，丰年平价购粮储粮，灾年或粮价高涨时平价售出，既稳定粮价，又备灾荒，深得民心。
3. 军屯体系化与边备强化：江北和江南的军屯点连成网络，由关羽亲信将领直接管理，产出稳定可靠，成为荆州军强大的后勤保障。同时，利用屯田军民，加固了襄阳、江陵等战略要地的城防，修缮了通往北方的要道桥梁，军事防御能力显着提升。
4. 文教渗透的成果： “吏员学堂”培养的首批掌握“新算符”、“格目法”的基层吏员，开始被分配到各郡县，逐步替换部分旧吏或担任副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基层行政的运作模式。“匠作学堂”则持续为官营工坊和部分合作的大族私坊输送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黄月英主导的“私塾改良”项目，也在荆襄士林中播下了重视实务、接纳新学的种子。
5. 水运网络的整合：刘长明高度重视长江、汉水、湘水的水运能力。设立“漕运司”，统一管理官船，招募训练专业水手，优化航线，并鼓励民间商船加入漕运体系。荆州四通八达的水网成为物资流通、兵力投送的大动脉。
短短半年，荆州气象一新。府库充盈，仓廪殷实，市井繁荣，流民归附，军备整肃。关羽坐镇襄阳，北望中原，底气更足。刘长明的新政理念，在荆州这片沃土上，以其高效务实的特点，迅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政框架既成，刘长明深知自己必须尽快返回益州，那里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攻坚。然而，荆州乃天下腹心，不容有失。临行前的人事安排，至关重要。
此时，德高望重的蒯越已年逾古稀，精力不济，不宜再担重任。刘长明经过深思熟虑，并征得刘备同意，确定了以徐庶、马良为核心，关羽为军事后盾，荆州本土才俊为骨干的留守班底：
徐庶任荆州别驾，总揽民政：徐庶其才学、人品、以及与刘备、刘长明的深厚情谊，使其成为调和各方的最佳人选。他熟悉荆州情况，深谙韬略，性格沉稳练达，既能理解并贯彻刘长明的新政理念，又能以其声望和智慧，妥善处理与荆州本土势力的关系，确保新政平稳运行。刘长明将荆州民政全权托付于他。
马良任荆州治中，主管文书、财赋及新法吏员：马良出身襄阳宜城马氏，是荆州本土士族中少有的、眼光开阔、锐意进取的年轻才俊。他精通政务，文采斐然，且对刘长明的新政推崇备至，是推行新法的得力干将。其家族背景也有助于安抚本土势力。刘长明命他主管最核心的钱粮簿籍、新法官吏的考核升迁，以及新政在基层的深化落实。
荆州本土才俊也充实要职
潘濬：武陵人，以才辩知名，熟悉荆州事务，负责稳定荆州各郡，推广屯田及劝农策。
习祯： 襄阳人，习竺之侄，有干才，治江陵，确保核心区域稳定。
郝普：义阳人，原为零陵太守，熟悉地方，调任江夏太守，加强东线防御。
邓方：南郡人，为人忠勤，任荆州典农校尉，专司屯田及水利事务，是马良在农政方面的得力助手。
樊伷：南阳人，晓畅军事，任关羽帐下参军，负责军务协调与后勤保障。
此外，还有如刘邕、宗预等一批务实能干的荆州本土中青年才俊，被徐庶、马良提拔到郡丞、县令等关键岗位。他们构成了新政在荆州深入推行的中坚力量。
刘长明将邓艾暂时留在荆州，协助徐庶、马良处理屯田水利及军需转运等具体事务，也是让他进一步熟悉荆襄地理民情，独当一面。临行前，刘长明召集徐庶、马良、关羽及主要官员，殷殷嘱托：“荆州乃国之根本，内安黎庶，外御强敌，责任重于泰山。新政已成根基，望诸君同心戮力，持之不懈。内政以元直、季常为纲，军务仰赖云长虎威。务使荆襄富庶强兵，以待王师北定中原之日！”众人肃然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