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城丞相临时府邸内，烛火常明至深夜。刘长明深知，武力可征服土地，然欲真正收服江东人心，使其成为北伐坚实基业，非推行仁政、迅速恢复民生不可。他汲取在汉中、荆州、益州推行新政的成功经验，结合江东实际情况，与陆逊、张昭、顾雍等反复商议后，一套系统而高效的新政方略迅速出台。然而，政策的制定仅仅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这片刚刚经历战火、势力盘根错节的土地上将其推行下去。
《均田令》与流民安置，这是艰难的第一步，此策旨在解决根本的土地问题，却触碰了最敏感的利益神经。
该法的政策核心为清查田亩，刘长明任命以刚正不阿着称的董允为巡田使，率精干吏员及一队士卒，分赴吴、会稽、丹阳等郡，实地丈量土地。明确区分“无主荒地”，比如原孙氏公田、战死逃亡者之田、还有罪产，比如支持孙氏负隅顽抗被清算的豪强之田与“私产”比如受保护的士庶合法土地。
然后就是按照标准授田了，规定“丁男授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奴婢、耕牛亦可有差授田，但限制数量以防豪强钻空子，所授之田不得买卖。” 同时规定，若原有土地不足此数者，由官府补足；超出部分，若为合法所得，暂不追究，但需按章纳税。
为了防止很多流民，贫民有田却没有钱买种子，于是刘长明推行了贷种助耕，由官府设立“常平仓”，向授田农户贷发稻种、农具，甚至提供官牛租赁。并明确免除三年赋调，田租、户税皆免，三年后则采用“租庸调制”，税率较孙权时期降低一成。
再就是因为战乱从北方大量逃来的流民了，很多流民占据山林成为了强盗，刘长明为了解决这个隐患，决定化盗为农，于是他颁布《赦盗令》，言明“既往之咎，尽于今日”。只要山泽之民愿下山登记户籍，接受授田，便一律视为良民。由徐盛率军于各山区要道设立招抚点，提供下山初期的口粮。
土地改革最初依旧面临很多困境：
士族豪强的软抵抗：以吴郡朱氏、张氏部分人为代表，暗中串联，或隐瞒田产，或驱使家奴、宗族子弟冒充流民多占名额，或将贫瘠山地充作良田上报，甚至散布谣言，称“诸葛亮的田契如同废纸，待魏军打回，皆成罪证”。
流民的疑虑：许多流民和退伍吴兵对官府缺乏信任，担心这是圈套，旨在登记造册后加重徭役兵役，或秋后算账。观望情绪浓厚。
执行官吏的掣肘：部分留用的旧吴官吏与地方豪强有千丝万缕联系，执行不力，阳奉阴违，丈量土地时故意疏漏，或拖延发放农具粮种。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刘长明早在汉中、荆州推行土地法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很快就给出了破解之道：
雷霆手段立威：刘长明授意陆逊，以“阻碍国策、欺瞒官府”之罪，雷厉风行地查处了会稽郡两家情节恶劣、杀鸡儆猴的豪强，将其田产全部没收，家主流放，并将其土地优先分给当地无地佃户。此举极大震慑了观望者。
树立典型示范：刘长明自过问，在丹阳郡选取一处皇庄开辟为“示范田”，由官府直接管理，采用新式农具和耕作技术，收获颇丰。然后当众将这片丰产田分给最先响应授田的流民和退伍士兵，并兑现免税承诺，让百姓亲眼见到实惠。
强化监督体系：启用邓芝等年轻干练的官员为“观风使”，密布各郡，直接对丞相府负责，监督政策执行，并鼓励百姓举报官吏不法行为。同时，严惩了几个贪墨粮种、办事拖沓的旧吏。
土地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水利问题了，江东之地，水利问题可谓是重中之重，刘长明委任邓艾为“督水使者”，总管江东水利。重点疏浚太湖入江水道（荆溪、胥溪等），修复鉴湖堤坝，开凿数条连接太湖与长江的灌溉渠。
在沿海的广陵、海盐等地，试验“蓄淡洗盐”之法，开挖深沟排碱，引入江水灌溉，试种耐盐碱的“赤稻”。
并于设立“工官”，于吴郡仿制并推广曲辕犁、龙骨水车，官府补贴售价，鼓励农户购买或租赁。
水利工程的最初依旧面临很多困境，比如水利工程需大量徭役，易引发民怨。邓艾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招募流民和贫民，不仅管饭，还支付少量工钱，并将工程区域周边整理出的新田优先分给参与工程的民夫，民众积极性高涨。
还有新技术推广缓慢，农民保守。邓艾亲自下田示范，并在每个乡设“农师”，由老农担任，负责教导新技术。在邓艾的治理下，所有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还有最重要的，安抚士族，唯才是举，刘长明承认并保护士族合法产业，邀请张昭、顾雍主持修订《吴科》，融入汉律精神，过程中尊重江东习惯法，一国两制，暂时也不是不可以，等一统天下了，在全面推行汉律，法律的推动还是要更多的时间，现在先暂时这样。
刘长明还在建业设立“东观”，实为高等学府，由张昭任祭酒，招收士族子弟入学，优异者可直接授官。同时，下令各郡县设“官学”，开放招收寒门子弟。定期举行“策试”，无论士庶，均可凭才学入选为郡县吏员，特别优秀者可荐至中央。
办学刚开始的时候士族对寒门进升仍有抵触。刘长明采取渐进策略，初期重要职位仍多由士族或其推荐之人担任，但同时将马谡、董允等心腹安排于吏部要职，逐步提拔如胡综、是仪等出身相对较低的江东才俊，潜移默化地改变格局。
陆逊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以其威望和信誉向士族担保新政并非要摧毁他们，而是“共襄盛举，以保江东桑梓永固”，有效缓解了士族的焦虑。
等到各项政策都缓慢推进后，就可以减轻赋敛，发展工商，与民休息了，刘长明严格执行免赋一年政策，并派姜维巡行各郡，弹劾胆敢提前征税或加派杂役的官吏。刘长明还降低了关津税，鼓励商人将益州的井盐、蜀锦，荆州的漆器、铜铁运至江东，换回吴地的粮食、布匹、海盐。由官营作坊主导造船业和冶铁业，同时允许民间参与，收取税费。
新政的推行，每一步都伴随着争议与阻力。若非陆逊倾力支持，难度将倍增。他不仅是在口头上赞同，更是在行动上成为刘长明的“江东盾牌”。
他亲自回到吴郡陆氏宗族，劝说族人率先配合“度田”，交出部分隐匿的佃户，按新制纳税，为全江东豪强作出表率。
当江北魏军张合部趁江东内部调整之机南下骚扰时，陆逊亲率精兵迎击，小挫其锋后稳守营垒，成功击退魏军，确保了新政推行所需的稳定外部环境，也用军功证明了支持新政的江东将领的价值。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和私人聚会中强调：“曹魏占天时，地广人众。我江东欲存续乃至北上争衡，非变法图强不可！丞相之法，非为削我江东，实为强我江东！诸君莫要自误！” 他的态度，争取了大量江东中层士族和武将的支持。
两年的呕心沥血，两年的艰难推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田野之变：广袤的江东大地上，曾经荒芜的田地再次被禾苗染绿。来自广陵的捷报尤为振奋人心——经过反复试验，盐碱地亩产竟能达到普通良田的六成以上！数以十万计的流民和退伍士兵安家落户，盗匪几乎绝迹。“诸葛犁”、“邓公车”成为农家宝贝。
仓廪之实：免税期结束后，恢复征收的赋税因生产恢复、户口增长和吏治清明，第一年入库的粮帛就超过了孙权时期鼎盛年份的水平。建业、京口的大型官仓再次堆满。
市井之荣：吴郡的织坊日夜不息，商船往来如梭，长江水道前所未有的繁忙。一个新的、连接益荆扬交的庞大商业网络正在形成。
人心之附：江东百姓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日益增强。他们开始相信，这位丞相带来的不是征服和掠夺，而是秩序、土地和希望。民间甚至流传起“刘皇叔，诸葛相，分田地，免钱粮；陆都督，保家乡，日子越过越亮堂”的歌谣。
刘长明与陆逊站在建业城头，望着这片焕发新生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更沉重的责任感。江东已然巩固，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之柱石”。下一步，便是将这积蓄的力量，导向那最终的目标——北定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