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严的相印被收回尚书台时，诸葛亮在成都官仓里摸到那些发霉的旧粮簿，突然想起前世高中历史课本里用朱笔圈出的“阶级局限性”五个字——而刘禅正将《蜀科》轻轻放在益州豪族献上的万亩田契之上：“相父，这次让阳光照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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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城外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但战争的阴霾已被天子亲临、兵不血刃的传奇一幕所驱散。投降的叛军士卒们惴惴不安地跪伏在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他们中大多是被裹挟或被豪强利益所诱的普通兵士，此刻心中充满了对朝廷律法的恐惧，以及对天子那句“既往不咎”的渺茫希望。
刘禅立于临时搭建的简易高台上，龙纹铠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年轻的面庞上已褪去了冲锋时的激昂，多了几分沉静的威仪。他看了一眼身旁的诸葛亮，得到后者微微颔首后，深吸一口气，用清晰而稳定的声音向全场宣布：
“朕，承天命，继大统，言出必践！此前阵前有言，放下兵器者，既往不咎！此言，永为大汉铁律！”他的声音传遍四野，如同给数万降卒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许多人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了生的光芒。
“然，”刘禅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尔等随从叛逆，惊扰地方，其行可恕，其迹需改！自即日起，所有降卒，依原籍、原建制进行整编登记！愿归田者，发放路费，登记造册，返回原籍，安心务农，永为良民！愿继续效力军中者，需经过严格审查甄别，打散编入各地戍卫部队或预备役，戴罪立功！”
命令下达，由王平、张翼等将领负责具体执行。整个过程公开、有序，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清算或屠杀。对于那些主动放下武器、甚至暗中提供帮助的降卒，还给予了适当的奖励。此举迅速安定了降卒之心，也向天下彰显了季汉朝廷的宽仁与信用。
然而，宽仁并非毫无原则。针对那些在叛乱中活跃、为李严提供了大量钱粮和支持的地方豪强，朝廷的处置则要严厉得多。
诸葛亮亲自审定名单，雷厉风行。这些豪强，其家族田产、商铺、宅院、浮财，凡与支持叛乱相关者，尽数抄没，充入国库！诏书中明确指出，这些财产将用于赔偿叛乱中受损的平民、修复被战火摧毁的房屋道路、以及填补此次平叛的军费开支。
不过，与历朝历代动辄株连九族的残酷清算不同，诸葛亮并未大规模伤及性命。除了少数几个证据确凿、直接参与军事策划的核心豪强首领被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外，其余大多数豪强及其家族成员，只是被剥夺了财产和原有的政治特权，并未肉体消灭。他们被允许保留基本的生活资料，但其家族势力经此一役，已是元气大伤，再也难以形成对抗中央的资本。
诸葛亮内心：呼……抄家真是个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既要达到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目的，又不能逼得他们狗急跳墙。不杀人，只夺产，算是最大限度的仁慈了吧？毕竟这些钱本来就是民脂民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毛病。
这一系列组合拳下来，既彰显了朝廷的威严与律法的无情，也体现了其节制与理性，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并未引起更大的动荡。益州士民，尤其是底层百姓，对于清算这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豪强，更是拍手称快，认为丞相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也迅速抚平着战争带来的创伤，也让益州百姓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王师”与“叛军”的天壤之别。
叛乱的核心人物，自然无法轻易放过。
对于那些积极参与叛乱、提供钱粮支持的地方豪强，诸葛亮的处置手段堪称雷霆万钧，却又精准地控制在“律法”框架之内。
他并未沿用过去常见的株连九族、血腥清洗的方式，而是组建了由陈震、董允等精通律法的官员组成的特别法庭，依据《蜀科》及相关律令，对涉案豪强进行公开审讯。
审讯过程，罪证确凿。这些豪强或抗税、或隐匿田亩、或煽动民变、或资助叛军，桩桩件件，记录在案。最终判决：首恶者，如吴方等直接参与军事叛乱者按律处斩，家产抄没；其余主要参与者，视情节轻重，或流放边地，或禁锢终身，其家族财产，除保留基本生活所需外，尽数充公！
这道命令，如同一场无声的风暴，席卷了益州豪强阶层。无数世代积累的田产、宅院、店铺、金银被登记造册，收归国有。这些巨额财富，被诸葛亮明确指定用于几个方面：填补此次平叛的军费开支；赔偿受战火波及的百姓损失；作为在益州进一步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增设官学医馆的专项资金。
这一手，既彻底铲除了叛乱的经济基础，又用豪强的钱办了对百姓有利的事，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更让其他心怀不满的豪强势力噤若寒蝉，再不敢轻举妄动。诸葛亮用行动宣告：新政的推行，不容阻挡！与民争利？不，是与豪强争利，而惠及于民！
而对于这场叛乱名义上的领袖——李严，刘禅和诸葛亮的处置则更为复杂和审慎。
李严被带上来后，只见他褪去了官袍，身着囚衣，发髻散乱，神色憔悴，但腰杆却依旧挺得笔直。他走到殿中，目光扫过御座上的刘禅，又落在旁边的诸葛亮身上，复杂难明。最终，他缓缓跪倒在地，以头触地，声音嘶哑却清晰：
“罪臣李严……叩见陛下。”然后，他转向诸葛亮，同样叩首，“……拜见丞相。”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直接认罪：“臣……辜负先帝托付之恩，轻信奸人蛊惑，纠结党羽，擅启兵衅，致使益州动荡，百姓罹难……罪无可赦，请陛下、丞相……依律处置，臣……绝无怨言！”
这番认罪，看似彻底，然而，当刘禅按照惯例，带着一丝痛惜询问他“可曾悔悟”时，李严抬起了头，眼中却燃起了不甘的火焰。
“陛下！”他声音提高，带着一种积郁已久的愤懑，“臣认罪，是认举兵造反、祸乱国家之罪！然，臣之心，未必全错！”
他豁出去了，目光直视诸葛亮，话语如同连珠箭般射出：
“丞相！您扪心自问！自您执政以来，大力推行新政，劝农重工，看似利国利民，然其手段是否过于酷烈？！清查田亩，抑制兼并，官营工坊，控制商路……此举确实充盈了国库，却也实实在在地触动了益州、乃至荆州无数士族豪强的根基！他们亦是陛下子民，亦是国之基石！如此盘剥打压，岂能尽数归咎于其贪得无厌？若非心存怨望，臣又如何能轻易煽动？！”
他顿了顿，继续控诉，矛头直指诸葛亮的用人政策：
“再者，丞相口口声声‘唯才是举’！然观我季汉朝堂，掌军权者，关平、张苞、魏延，几近皆为荆州旧部！掌机要者，蒋琬、费祎、董允，亦多出自荆襄！便是丞相身边最受重用的姜维、邓艾，亦是降臣！而我益州才俊，如吴懿、杨洪，乃至罪臣，虽有名位，可曾真正执掌核心权柄？可曾得丞相倾心相待，委以方面之任？！”
“北伐！如此关乎国运之战！丞相宁愿用那降将，用那曾有前科之刘封、孟达，甚至让年轻气盛之张苞独当一面！可曾想过用我李严？！可曾给过我等益州官员，建功立业、证明忠诚与才能的机会？！”
李严的声音在殿中回荡，带着悲凉与质问：“丞相！您是否……早已因昔日旧事，对我等心存偏见？是否觉得我等益州之士，才不堪用，德不配位？故而处处提防，刻意压制？！”
“如此用人，如此施政，纵然初衷再好，又岂能不让益州上下，心生寒意，渐生离析？！”
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敲击在诸葛亮的心头！
诸葛亮沉默地听着，没有立刻反驳。李严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内心深处一些连自己都未曾仔细审视的角落。
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我是不是真的因为知道历史上李严拖过后腿，就带着有色眼镜看他了？姜维、邓艾我知道是牛人，所以拼命提拔。可李严……历史上能力也不差啊，统兵内政都拿得出手，就是性格坑爹。这一世，我是不是因为怕他坑，就干脆不用，直接把他逼到对立面去了？
他想起自己看史书时，对诸葛亮事必躬亲、导致蜀中无大将的惋惜。而自己重生以来，看似在改变，实则不也是陷入了另一种“唯史书论”的窠臼吗？知道谁未来厉害就重用谁，对于有“前科”或者性格有缺陷的人才，便下意识地排斥、防备。
唯才是举，固然正确。但因噎废食，预设立场，难道就不是一种偏执和失误吗？
李严的叛乱，司马昭的蛊惑是外因，但自己长期以来的冷漠、猜忌与刻意压制，难道不也是将他推向深渊的重要推手吗？治理一个国家，平衡各方利益，调和不同矛盾，或许比单纯地“碾压”、“推行”更需要智慧和耐心。
看着眼前这个形容憔悴、却仍在为自己“理念”辩护的失败者，诸葛亮心中第一次对李严生出了一丝复杂的、近乎于“愧疚”的情绪。这场叛乱，李严罪无可赦，但他诸葛亮，这位总揽朝政的丞相，难道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带着这份反思，诸葛亮与刘禅进行了深入的商议。
刘禅虽然年轻，但经历此次叛乱，尤其是亲自阵前冲阵后，心智成熟了许多。他听了诸葛亮的分析，也认为对李严的处置，需格外慎重。
“相父，李严虽大逆不道，然其终究是父皇托孤之臣，若处以极刑，恐寒了益州士人之心，亦显得朕与相父不能容人。”刘禅沉吟道，“然其罪确凿，不能不罚。”
诸葛亮点头：“陛下所虑极是。李严之罪，在于举兵反叛，动摇国本，此乃十恶不赦之罪。然，其言虽偏激，却也暴露了新政推行中臣未能周全考量之处，于国事而言，并非全无警示。且其最终未负隅顽抗，避免了更多流血。”
最终，经由朝议，刘禅下旨，对李严做出了如下判决：
“废李严为庶人，褫夺一切官爵封号，其家产充公。念其曾为先帝托孤之臣，略有微劳，特赦其死罪，禁锢于梓潼故宅，非诏不得出。其子李丰，虽有牵连，然未直接参与逆谋，且素有才名，着其革职留任，降级使用，观其后效。”
这份判决，可谓宽严相济，仁至义尽。既严厉惩处了李严的叛乱行为，彰显了国法威严，又保留了其性命，甚至允许其子继续在朝为官，给了李家一线生机，也向益州乃至天下士人展示了朝廷的胸襟与气度。
消息传出，益州舆论普遍认为天子仁德，丞相大度。许多原本担心遭到清算的益州官员也稍稍安心。
处理完梓潼的善后事宜，刘禅与诸葛亮率领得胜之师，启程返回成都。
此时的成都，已从最初的恐慌中恢复过来。天子御驾亲征、阵前降服数万叛军的传奇事迹早已传遍全城。当刘禅和诸葛亮的仪仗进入成都时，迎接他们的是万民空巷的欢呼与跪拜。“陛下万岁！”“丞相千岁！”之声不绝于耳。
刘禅与诸葛亮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深知，叛乱虽平，但益州内部的隐患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抵达成都后，他们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旨在稳固人心、凝聚力量的行动。
首先，大赏功臣，安抚官员。刘禅在成都皇宫举行盛大朝会，对在平定叛乱中表现出色的文武官员进行封赏。王平、张翼等将领加官进爵自不必说，对于留守成都、稳定后方的蒋琬、费祎、董允等文臣，以及许多虽然未直接参与平叛、但始终忠于朝廷的益州籍官员，也皆予以厚赏和提拔。尤其注意平衡了荆州派与益州派的比例，释放出团结一致的明确信号。
其次，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步——为昭烈皇帝刘备立庙。
刘禅下诏，于成都南郊择吉地，兴建汉昭烈庙。他亲自参与选址和规制设计，要求庙宇庄严肃穆，以彰显先帝创业之艰难与仁德之浩荡。
庙成之日，刘禅率领诸葛亮及所有在成都的文武百官，身着朝服，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
祭祀现场，旌旗招展，礼乐庄严。刘禅作为主祭，亲手将写有祭文的玉版奉于刘备灵位之前。他回想起父皇一生颠沛流离、百折不挠，终创下这季汉基业，不禁悲从中来，泪洒衣襟。
“父皇！”刘禅哽咽道，“儿臣不肖，未能守成，致有益州之乱，惊扰父皇在天之灵！幸得相父辅佐，将士用命，叛乱已平！儿臣定当励精图治，与相父及众卿家同心协力，匡扶汉室，克复中原，以告慰父皇之灵！”
诸葛亮亦率群臣跪拜，朗声道：“臣亮，谨率文武百官，祭告先帝！必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辅佐陛下，光复汉室，还于旧都！”
群臣齐声附和，声震殿宇。这场祭祀，不仅仅是对刘备的追思，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宣誓，极大地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与凝聚力，也将“匡扶汉室”的核心目标再次铭刻在每一个人心中。
经此一系列举措，益州局势彻底稳定下来。豪强势力遭到重创，难以再掀风浪；官员队伍得到整顿和激励，更加团结；百姓对朝廷的信心空前高涨。李严叛乱带来的阴霾被彻底扫清，甚至可以说，这场危机反而成了巩固季汉统治、深入推进新政的一个契机。
处理完成都诸事，刘禅与诸葛亮启程返回长安。
车驾行驶在熟悉的金牛道上，山川依旧，心境却已不同。
龙辇之内，刘禅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轻声道：“相父，经此一事，朕方知治国之难，平衡之道，远胜于阵前冲杀。”
诸葛亮轻摇羽扇，目光悠远：“陛下能如此想，实乃大汉之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臣……此前或许也过于执着于‘效率’与‘结果’，忽略了过程中的‘人情’与‘平衡’。李严之叛，臣，亦有失察之责。”
诸葛亮内心：看来以后用人不能光看历史战绩了。得像搞项目管理一样，既要发挥牛人的长处，也得想办法管住有潜力但性格有坑的成员。平衡啊平衡，真是门艺术。
他顿了顿，继续道：“然，新政利国利民，方向绝不可动摇。只是推行之法，或可更加圆融，予地方士绅一些转型之机与参与之道。譬如这工商之利，未必全由官营，亦可引导民间贤达，依律参与，共享其利。”
刘禅点头：“相父所言甚是。打压不如疏导。只是这尺度拿捏，还需相父多多费心。”
“臣，责无旁贷。”
车驾辚辚，向着北方那座象征着天下中枢的长安城驶去。一场内乱平息了，但未来的路依然漫长。朝堂的平衡，新政的深化，北方的强敌……无数的挑战仍在等待着这对年轻的帝王与他那肩负着跨越时空使命的丞相。
但经此一役，他们更加成熟，更加团结，也更加清晰地知道，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