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国寺的晨钟，今日敲得格外滞重。当第一缕熹微的晨光穿透薄雾，未能驱散禅房内凝固的黑暗，反而照亮了地板上那片惊心动魄的暗红。智明禅师，这位以解经精妙、德高望重而闻名汴京的高僧，没有如往常般在蒲团上静坐，而是俯卧在冰冷的地面。他的生命，如同燃尽的灯烛，已然熄灭。但真正让闻讯赶来的僧众与随后而至的包拯感到刺骨寒意的，并非这圆寂本身，而是智明禅师以最后力气，用指尖蘸着自身鲜血，在地板上一笔一划留下的四个歪斜却如刀劈斧凿的大字——
伪经乱法。
血字在青灰色的地砖上蜿蜒，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又像一声来自幽冥的、最严厉的控诉。禅房内檀香未散，与血腥气诡异地交织，墙壁上悬挂的“静”字条幅，在此刻显得无比苍白而讽刺。包拯蹲下身，官袍的下摆拂过那尚未完全干涸的血迹，他的指尖并未触及血液，却仿佛感受到了那股源自生命尽头的、灼热而愤怒的呐喊。这不再是寻常的生老病死，这是一场发生在青灯古佛下的、针对思想与信仰的谋杀。
智明的大弟子，一个面容悲戚的年轻僧人，双手颤抖地捧着一部装帧精美的经书，呈到包拯面前。“包大人，”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这是师父近日正在研读的新译《华严经》，由…由王文纯王学士作序推崇。师父曾说，此经译文华美，似乎…似乎能安抚躁动之心，可他也时常对着经书蹙眉，总觉…总觉哪里不对，仿佛字里行间，藏着…藏着别的东西。”
包拯接过经书，指尖拂过光滑的封面。经文本身看似无瑕，甚至辞藻比旧译更为优美流畅。但“伪经乱法”四个血字，如同诅咒，萦绕在心头。
变故接踵而至。包拯尚未离开大相国寺，又一则噩耗如同冰锥，刺入他的耳膜——名满天下的大儒程颐，被发现在自家书斋外的莲花池中投湖自尽。捞起时，他怀中紧紧抱着一部《春秋》，那部承载着微言大义、被历代儒者奉为圭臬的经典。然而，当包拯赶到程府，小心掰开程颐僵硬的手指，取出那部湿透的《春秋》时，他的心再次沉入谷底。书页间，密密麻麻布满了朱笔批注，那些批注并非阐发圣贤之理，而是以一种极其隐蔽却又系统性的方式，篡改、扭曲着《春秋》的核心义理，将“尊王攘夷”悄然替换为“天下共主”，将“华夷之辨”模糊为“文化融合”，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消解华夏正统的寒意。
一日之内，佛门高僧血书示警，儒家泰斗抱经沉湖。两起看似独立的死亡，却因“被篡改的经典”这一条无形的线，死死缠绕在一起，勒得包拯几乎窒息。他站在程府那片残荷凋零的池塘边，看着水中自己微微晃动的倒影，那倒影扭曲，仿佛象征着此刻他内心认知的崩塌。
他们不再刺杀官员，不再颠覆府库。他们换了更隐蔽、更致命的武器。他们开始刺杀思想，毒害文明的源头活水。包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沉重，这沉重远超他以往面对的任何一桩命案。消灭一个肉体，只需刀剑；消灭一个概念，却需要扭曲无数人的心灵。这是最高明的谋杀，无声，无痕，却能斩断一个民族的根脉，比消灭一个人，要致命千百倍。
他闭上眼，智明禅师的血字，程颐怀中湿冷的《春秋》，王文纯那德高望重的面孔，贾米尔商队中隐约传来的异域香料气味……这些碎片在他脑海中疯狂旋转，碰撞。他猛地睁开眼，眼底那惯常的冷静被一种锐利的、如同寒冰般的光芒取代。
“公孙先生，”他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彻查所有与王文纯、贾米尔相关的经籍刊印、流通。展护卫，加派人手，我要知道王文纯近三个月来所有公开、私下的言论，接触过的人。雨墨，留意市面所有新奇的学说、仪轨，尤其是与那两部经书批注思想相近的。”
他不再将这视为简单的案件，而是视为一场战争。一场发生在书籍扉页、讲学舌端、心灵深处的，关乎文明存续的暗战。
他低头，看着自己摊开的双手，这双手曾持律法之剑，斩奸除恶。而如今，他要握住的，是一支更为沉重、用以勘验人心、辨别思想真伪的笔。
“他们的刀，藏在墨迹里。”包拯抬起头，目光穿透程府的高墙，望向汴京那片看似澄澈，实则暗流汹涌的天空。
“那我们的盾，”他轻声自语，仿佛立下誓言，“也只能筑在文脉之上。”
第一滴血，已染红经卷。而真正的较量，刚刚揭开帷幕。水下操纵一切的阴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收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