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三年的冬至，洛阳城的雪下得细碎，像揉碎的盐粒，落在青砖地上，没一会儿就积起薄薄一层白。可街上的热闹劲儿半点没被冻住——断云票号的伙计小张正蹲在街角，手把手教王老汉数银元。老汉枯瘦的手指捏着锃亮的银元，边缘的齿纹硌得指腹发痒，他咧开没牙的嘴笑：“这圆片片真能换两斤羊肉？”小张拍着胸脯：“王大爷您放心，咱云朝的银元，到哪都认！您看那西域来的商队，不就揣着这玩意儿换咱的茶叶呢？”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铁路站台上正忙着卸货。几个戴头巾的西域商人踮脚往车厢里瞧，驼队卧在旁边打盹，驼铃偶尔响一声，混着搬运工的号子，像支乱糟糟的歌谣。一个穿羊皮袄的西域商人举着银元，对记账先生比划：“要二十箱龙井，三十匹云锦，剩下的换你们的‘铁牛’——就是能自己走的犁。”记账先生笑着点头，笔尖在账本上划过，留下“西域商队，货值银三百两”的字样，墨迹很快干了，像从没晕染过。
学堂的孩子们早忘了先生布置的描红，攥着木炭在雪地上写字。“云”字的横折总写得太弯，“朝”字的“月”旁总像个歪脑袋的小人。先生站在廊下，呵着白气笑：“慢点写，把‘云’字的横写平喽——那是咱的天；‘朝’字的‘月’得站直了，那是咱的人。”孩子们嗷地应着，炭笔在雪地上划出沙沙声，把“云朝万岁”四个字写得东倒西歪，却在雪光里闪着亮，比窗台上的腊梅还精神。
城头的风比别处硬，卷着雪沫子打在脸上。曹林裹紧了身上的棉袍，秦先生递来的报捷文书还带着墨香，字里行间都是热乎气——“江南平叛大捷，首恶林匪伏法”“蜀地土司遣三子入太学”“陇海铁路通至兰州，沿途设三十处驿站”。他的指尖落在“西域商队求通铁路”那行字上，突然想起五年前在北境，老牧民扎木合握着他的手说：“草原的风，吹了千年，只吹得动马队，吹不动粮车。”
“陛下，”秦先生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这声“陛下”在喉咙里滚了三年，今天才敢轻轻吐出来，“您看那雪地里的字，孩子们都认得‘云朝’了。”
曹林没回头，目光越过城墙，落在远处的农田里。雪地里，几个农夫正扛着草木灰往田里撒，黑色的粉末落在白雪上，像给大地撒了把芝麻。农技官老李正蹲在田埂上，拿着小本子记着什么，嘴里念叨：“每亩撒三斗，开春翻土时再拌点骨粉，保准麦苗能抗冻。”去年他带的“冬肥法”在北境试种成功，今年就推到了中原，连最固执的老农都学着撒草木灰，说“比烧纸钱还灵”。
“还记得刚入北境那年不？”曹林突然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扎木合的孙子发烧，咱们连块退烧药都没有，只能用烈酒擦身子，看着那孩子烧得直说胡话。”
秦先生点头。怎么会忘？那年他们刚收编了北境的散兵，帐篷漏着风，粮食只够喝稀粥。扎木合带着部落来投，怀里抱着烧得滚烫的孙子，跪在雪地里求他们：“给口药，给口药，我把羊群都给你们！”最后还是曹林把唯一的棉被拆了，裹着孩子跑了三十里，找到传教士留下的药箱。
“现在不用了。”曹林望着城楼下新开的药铺，伙计正往橱窗里摆药瓶，标签上“退烧药”三个大字清清楚楚。“上个月扎木合来信，说部落里盖了学堂，孙子在学算学，还说要考太学。”他从怀里掏出那本磨破了角的《云朝法典》，指尖抚过“民为邦本”四个字，纸页上还沾着当年的药渍，“那时觉得，能让孩子不发烧、能让牧民吃饱饭，就是天大的事。”
秦先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药铺旁的铁匠铺正叮叮当当打农具，铺子里的“新式犁”比旧式的轻一半，犁头闪着钢光。街对面的布庄挂着西域的绸缎、江南的棉布，掌柜的正用算盘算账，旁边的小伙计捧着《商律》，说要学“新式记账法”。雪落在这些屋顶上，像给好日子盖了层棉被，暖烘烘的。
“陛下，”秦先生轻声说，“您当年在北境说的‘天下’，就是这样了吧？”
曹林终于转过身，雪落在他的眉梢，没化。他望着远处雪地里的孩子们，炭笔还在动，“云朝万岁”四个字被描了又描，变得胖乎乎的。“不，”他摇摇头，声音里带着笑意，“这只是开头。”
正说着，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响亮，像从地心钻出来的春雷。那是陇海线的第一列客运火车，载着西域的商人和蜀地的学子，正往洛阳来。车窗里探出几张笑脸，挥着帽子，像在跟这座城打招呼。
孩子们被汽笛声吸引，扔下炭笔往铁路那边跑，雪地上的字被踩得乱七八糟。先生在后面追，喊着“慢点跑”，自己却笑得直不起腰。曹林看着这一切，突然觉得怀里的《云朝法典》不再沉甸甸的——那些条文、那些规矩，终究是长出了血肉，变成了孩子们的笑声，变成了铁匠铺的叮当声，变成了火车轮轨的撞击声，在这个冬至的雪天里，活得热气腾腾。
秦先生望着他的侧脸，突然明白——所谓“新篇”，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豪言，是藏在老人捏银元的指缝里，在孩子踩乱的雪字里，在火车汽笛与驼铃声的和鸣里，一点一点，铺成了脚下的路。
雪还在下，可谁都不觉得冷了。城头上的风卷着雪沫子，像是在唱一支歌，唱给那些曾在寒夜里奔波的人，唱给那些正在雪地里奔跑的孩子，也唱给往后的日子——那些被期待着、被创造着、热气腾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