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住院手续，仿佛打完一场艰苦的战役，身心俱疲。吴小梅被护士带往病房，吴普同和父母跟在后面，穿过长长的、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走廊。走廊两边的墙壁是那种陈旧的、略带灰暗的绿色，仿佛将外界鲜活的光彩都隔绝开来。偶尔有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人面无表情地走过，或是独自呆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虚空，他们的存在无声地提醒着这里的不同寻常。
病房是六人间，拥挤但却异样地安静，只有仪器偶尔的滴答声和某个病人无意识的呓语。吴小梅的床位靠窗，这算是一点小小的慰藉，至少能透进些天光。她似乎对刚刚注射的药物有了反应，不再激烈地挣扎和胡言乱语，只是蜷缩在床上，眼神茫然地盯着天花板，像一只受惊后耗尽力气的小兽，只剩下细微的颤抖透露出内心的恐惧。
李秀云坐在床边的方凳上，紧紧握着女儿的手，仿佛一松开就会失去她。吴建军则站在窗边，望着楼下院子里几棵稀疏的冬青树，背影僵硬，一言不发。沉重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
“爸，妈，”吴普同看了看窗外渐晚的天色，打破了沉默，“这边……暂时安顿下来了。我……我得先回学校了，明天还有课。”他说得有些艰难，在这种时候离开，让他感到一种近乎背叛的内疚。
李秀云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无力地点点头：“哎，回去吧，好好念书，别耽误了。这儿……有我和你爸呢。”她的声音干涩沙哑。
吴建军也转过身，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他挥了挥手，声音低沉：“去吧，路上小心。学校里……别跟人说太多。”他顾虑着女儿的名声，也顾虑着可能存在的异样眼光。
吴普同心里一酸，重重地点了点头：“我知道。我明天下午没课，再过来看小梅。”他又俯身看了看妹妹，轻声说：“小梅，哥明天再来看你，你要听医生和爸妈的话。”吴小梅没有任何反应，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怀着复杂的心情，吴普同离开了第六医院。门口的5路公交车摇摇晃晃，载着他从那个充满压抑和未知的世界，驶向相对熟悉的大学校园。窗外的街景流转，华灯初上，城市的夜晚喧嚣而充满活力，却无法驱散他心头的阴霾。他感到自己像被撕裂成了两半，一半必须留在那间绿色的病房里，分担父母的忧愁，守护生病的妹妹；另一半，则要挣扎着维持学生的身份，应对学业和责任。
回到316宿舍，已是晚上。宿舍里亮着灯，李政和康大伟正在讨论着什么社团活动，梁天赋戴着耳机在看小说，李学家依旧在床上躺着。一切仿佛如常，充斥着大学男生宿舍特有的散漫气息。
“哟，普同回来了？家里没事吧？”康大伟见他进来，随口问了一句。
吴普同心里咯噔一下，父亲“别跟人说太多”的叮嘱在耳边回响。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含糊地应道：“嗯，没事，就是……一点小事情，处理完了。”他不想，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同学们解释妹妹的病情，那太复杂，太沉重，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他放下简单的行李，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疲惫。去水房用冷水狠狠冲了把脸，冰凉的水刺激着皮肤，让他暂时清醒了一些。看着镜中自己同样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眉宇间化不开的忧虑，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夜，他睡得极不安稳，梦里尽是妹妹惊恐的眼神和医院那片望不到头的绿色走廊。
周一的课程照常而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着讲台上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解着《家畜解剖学》的复杂结构，吴普同却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黑板上的解剖图、老师的声音，似乎都隔着一层无形的薄膜，模糊而遥远。他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保定的另一端，那家安静的、过于安静的医院。小梅今天怎么样了？药效过了吗？还会不会害怕？父母在那样的环境里，能撑得住吗？
笔记记得断断续续，心思明显不在课堂上。康大伟碰了碰他，低声问：“普同，你没事吧？看你脸色不太好。”
吴普同猛地回过神，摇了摇头：“没事，可能……昨晚没睡好。”他无法多言，只能将所有的担忧和焦虑强行压在心底。
从这一天起，吴普同的生活节奏彻底改变了。他不再是那个规律地穿梭于教室、食堂、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好学生。只要下午没课，或者上午的课程一结束，他就会立刻背上书包，匆匆赶往公交车站，乘坐那趟熟悉的5路车，奔向第六医院。
病房成了他第二个，或者说，在情感上更为重要的“课堂”。
最初几次进入病房，他都需要暗自深呼吸来克服那种不适感。这里的气息是独特的，混合着消毒水、药物、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属于精神痛苦的味道。他目睹了人生百态中最为沉重和扭曲的一面。
斜对面床位是一个总是喃喃自语的老太太，她反复诉说着几十年前的往事，声音时高时低，时而哭泣时而咒骂，完全活在自己的时间河流里。靠门的那张床上是个年轻男子，有时会突然对着空气愤怒地咆哮，挥舞拳头，需要护士和护工赶来安抚；有时却又安静地缩在角落，用被子蒙住头，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还有一个中年女人，总是不停地整理床铺，将被子叠了又叠，床单捋了又平，仿佛要通过这种极致的秩序来对抗内心的混乱。
这些景象起初让吴普同感到恐惧和无所适从，但渐渐地，一种深切的悲悯取代了最初的震惊。他意识到，这些行为怪异的病人，和他妹妹一样，都是被某种无形的疾病攫住了灵魂，他们同样在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他看着护士们如何耐心地、有时也不得不强硬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看着医生每日查房时冷静而专注地询问病情、调整用药。他开始明白，这里并非妖魔之地，而是一个与病魔艰苦斗争的战场。
吴小梅的情况在药物作用下，有了一些缓慢的变化。最初几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嗜睡和茫然的状态，醒着的时候也依旧沉默，对外界的反应迟钝。李秀云和吴建军轮番守着她，喂她吃饭，扶她上厕所，帮她擦洗身体。吴建军的话更少了，常常只是默默地做着事，或者坐在那里，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李秀云则变得有些絮叨，不停地跟女儿说话，哪怕得不到回应，她也坚持说着村里的事，说着哥哥在学校的事，说着等病好了带她去哪里玩……仿佛要用声音织成一张网，将女儿从那个孤立的世界里拉回来。
吴普同的到来，会给沉闷的病房带来一丝微弱的变化。他会坐在妹妹床边，给她读一会儿从学校带来的报纸，或者讲讲大学里无关紧要的趣事。
“小梅，我们学校有个湖，虽然不大，但里面有鸭子，还有鸳鸯，可漂亮了。等你好了，哥带你去看看，好不好？”
“今天我们上微生物实验课，在显微镜下面看东西，可神奇了……”
“王小军，就那个小时候老跟我们一块玩的，他上周来学校找我了，还请我吃了饭……”
他说的这些，吴小梅大多没有反应，只是偶尔，当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的眼球会微微转动一下，似乎捕捉到了某个熟悉的词汇，比如“王小军”，比如“鸭子”。这种极其微小的反应，总能给吴普同和父母带来莫大的鼓舞。
“你看！小梅听到了！她听到了！”李秀云会激动地压低声音，眼里闪着泪光。
一个周末，吴普同全天都待在医院。下午，阳光透过窗户，在病房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吴小梅难得地没有睡觉，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焦躁，只是安静地靠在床头。吴普同打来温水，用毛巾仔细地给她擦脸和手。
动作间，吴小梅的目光似乎短暂地聚焦在了吴普同的脸上，非常短暂，像风中即将熄灭的火星。她的嘴唇嚅动了一下，发出一个极其微弱、几乎听不清的音节：“……哥……”
吴普同的动作瞬间僵住了，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猛地松开。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猛地抬头，紧紧盯着妹妹的眼睛：“小梅？你……你叫我？”
然而，那点微光很快又熄灭了。吴小梅的眼神重新变得涣散，恢复了之前的茫然，仿佛刚才那一声只是幻觉，或者是不受控制溜出唇边的无意识音节。
但吴普同确信他听到了。那一刻，巨大的酸楚和微小的希望同时涌上心头，让他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转过头，掩饰性地继续着手上的动作，声音却有些哽咽：“没事，小梅，哥在呢，哥在呢……”
坐在旁边的李秀云也听到了那一声，她用手死死捂住嘴，眼泪无声地滑落。连一直沉默的吴建军，也别过头去，用力眨了眨眼睛。
这短暂的一瞬，像黑暗隧道尽头闪过的一丝微光，虽然微弱，却足以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它证明小梅的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对亲人的感知，她并非完全迷失。
半个月的住院时间，在焦虑、期盼、失望与微茫希望的交替中，缓慢而坚定地流逝着。吴普同穿梭于校园和医院之间，感觉自己迅速成熟起来。他不再是那个只需埋头读书、对未来怀着简单憧憬的大学生。家庭的重量，责任的实感，从未如此清晰地压在他的肩头。他目睹了父母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日渐憔悴，也亲眼看到了疾病如何残酷地剥夺一个人的清明。他深知，妹妹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照顾，而这个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承受力，都已接近极限。
这半个月，他很少去自习室，笔记靠借同学的来抄，课余时间几乎都耗在了医院。他感到学业上有些吃力，但与妹妹和家庭面临的困境相比，那些暂时落后的课程似乎都变得不那么紧迫了。他深刻地体会到，有些课堂，不在明亮的教室，而在充满药水味的病房；有些责任，重于书本上的公式定理。
半个月后，经过评估，医生认为吴小梅的急性症状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情绪趋于稳定，幻觉和妄想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可以出院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了。但医生也严肃地告诫他们，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出院不代表痊愈，必须坚持按时、按量服药，定期回医院复诊，绝对不能擅自停药，否则极易复发，而且每次复发都可能加重病情。
出院那天，天空有些阴沉。吴小梅穿着干净的衣服，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里那种骇人的惊恐已经消退了不少，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沉默和反应迟钝，但至少能听从简单的指令，也能自己进行一些基本的活动了。
吴普同帮着父母办理出院手续，拿着医生开具的长长的服药说明和注意事项，以及一大包需要带回家继续服用的药物。那些白色、黄色的小药片和小胶囊，在吴普同看来，沉重无比，它们是维系妹妹现状的希望，也预示着未来漫长而艰辛的守护之路。
看着父母带着妹妹坐上返回县城的长途汽车，吴普同站在车站，久久没有离去。汽车卷起的尘土渐渐散去，他的心却依然沉甸甸地挂在那辆远去的车上。他知道，家庭的命运已经改变，而他的肩上，从此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无法推卸的责任。象牙塔的光，依然吸引着他，但光影之下，现实的阴影已然如此清晰而深刻。他转身，再次融入了保定城的人流，脚步却比来时更加坚定，也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