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范围]起自戊申年【着雍滩】，止于壬辰年【柔兆执徐】，共九年。?
汉武帝元光二年（戊申年，公元前133年）?
冬季十月：汉武帝巡幸至雍城（今陕西凤翔），祭祀五帝（祭祀五位天帝的祠庙）。
李少君与求仙：?
方士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以求长生不老的方术谒见武帝，武帝非常尊重他。李少君原是深泽侯赵修的舍人（门客），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和籍贯，凭方术游历诸侯国，没有妻子儿女。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神和长生不死，争相赠送财物，使他常有富余的钱财和衣食。人们都认为他不经营产业却生活富足，又不知他来历，更加相信他，争着侍奉他。李少君善于在细微处巧妙地做出预言（巧发奇中）。一次随武安侯田蚡饮酒，在座有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曾与他祖父在某处游玩射猎；这位老人小时候跟随过祖父，记得那地方，满座宾客都大吃一惊。李少君对武帝说：“祭祀灶神能招致神灵（致物），招致神灵就能将丹砂炼成黄金，炼成黄金用来制作饮食器具就能延年益寿，就能见到蓬莱岛的仙人；见到仙人后，再举行封禅大礼就可以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臣曾游历海上，遇见仙人安期生，他给我枣吃，那枣大得像瓜。安期生是仙人，来往于蓬莱仙境，与凡人投缘就现身相见，不投缘就隐去。”于是武帝开始亲自祭祀灶神，并派遣方士到海上寻找蓬莱仙岛和安期生之类的人物，同时开始尝试把丹砂等各种药剂炼成黄金。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了，武帝却认为他是羽化登仙了（化去）；此后沿海地区燕、齐等地方士中那些怪异荒诞的方术之士，更多前来谈论神仙之事。
亳县人谬忌（方士名）上奏建议祭祀天神中最尊贵的“太一神”。他的方法是：“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神的辅佐神是五方天帝（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于是武帝下令在长安东南郊建立祭祀太一神的祠庙。
马邑之谋：?
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的豪强聂壹（也作聂翁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与汉朝和亲，亲近信任边境居民，可以利用财利引诱他们深入，埋伏军队发动袭击，这是必定能击败匈奴的办法。”武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王恢说：“臣听说战国时代国存在时，北面有强大的匈奴为敌，国内还有中原各国的战事牵制，尚且能供养老人、抚育幼儿，按时耕作，仓库常满，匈奴不敢轻易入侵。如今凭借陛下的声威，天下统一，然而匈奴仍不断入侵掳掠，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感到恐惧罢了。臣私下认为应该出兵攻击。”韩安国反驳道：“臣听说高皇帝（刘邦）曾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七天吃不上饭；解围回朝后，却没有愤怒报复之心。圣人以天下大局为重，不会因个人私怒损害天下安定，所以派遣刘敬去缔结和亲，至今已为五代人带来好处。臣私下认为不应出击。”王恢说：“不对。高皇帝亲自披甲执刃征战，经历近十年，他之所以不报平城之仇，并非力量不足，而是为了安定天下人心。如今边境屡遭惊扰，士兵死伤，内地运送棺木的车络绎不绝（槥车相望），这是仁人志士所痛心的（隐，痛心）。所以说应该出击。”韩安国说：“不对。臣听说用兵之道，应以饱食之军等待饥饿之敌，以政治清明之军等待混乱之敌，以安营扎寨之军等待奔走疲劳之敌；这样交战才能歼灭敌军，攻占敌国城邑，常常能稳坐而使敌国疲于应付（坐而役敌国），这才是圣人的用兵之道。如今要轻装疾进（卷甲轻举），深入敌境长途奔袭，很难成功；纵队行军（从行）易遭胁迫，横队行军（衡行）易被截断，进军太快则粮草不继，进军太慢则丧失战机（后利），行军不到千里，人马就会断粮。《兵法》说：‘把军队送给敌人，必被俘虏（遗人，获也）’。所以臣认为不应出击。”王恢说：“不对。臣现在所说的出击，并非要求大军深入敌境。而是顺应单于的贪欲，将他引诱到边境，我们则挑选精兵猛将暗中埋伏设防，周密控制险要地形严加戒备。我方态势部署完毕，或攻其左翼，或攻其右翼，或正面阻挡，或截断其后路，这样单于就可擒获，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百全必取）。”武帝采纳了王恢的建议。
夏季六月：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协调诸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统领伏兵），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领步兵），率领战车、骑兵、步兵共三十多万，埋伏在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就全力出击。同时暗中派聂壹充当间谍，逃入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杀掉马邑县的县令、县丞，献城投降，城里的财物你们可以全部拿走。”单于贪利轻信，认为可行便答应了。聂壹于是弄来几个死囚犯，砍下他们的脑袋悬挂在马邑城下，向单于的使者展示，表示已经动手，说：“马邑的主要官员已经死了，你们赶快来吧！”于是单于率领十万骑兵穿过边塞，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走到距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时，看见牲畜遍野却无人放牧，感到奇怪。便攻打一处边防哨所（亭），俘获了雁门郡的尉史（低级军官），要杀他，尉史就告诉了单于汉军埋伏的地点。单于大惊道：“我本来就怀疑有诈！”于是率兵撤退，出塞后说：“我能抓到尉史，真是天意啊！”便封尉史为“天王”。边塞传报单于已经退走，汉军追到边塞，估计追不上了，只好全部撤军。王恢负责的任务是从代郡出击匈奴的辎重部队，听说单于撤回，且兵力强大，也不敢出击。
武帝对王恢十分恼怒。王恢辩解道：“当初约定，匈奴单于进入马邑城，大军与其交战，臣则袭击他们的辎重，这样就能获取胜利。现在单于没到马邑就撤回去了，臣只有三万人马，寡不敌众，出击只会白白受辱。臣知道回来会被处斩，但总算保全了陛下的三万士兵。”于是将王恢交给廷尉（最高司法官）审判。廷尉判决：“王恢临阵畏缩观望（逗桡），应处斩首。”王恢暗中送给丞相田蚡千金，田蚡不敢直接向武帝求情，就对王太后（武帝生母，田蚡同母姐）说：“马邑诱敌计策是王恢最先提出的，如今行动失败就杀王恢，这等于替匈奴报了仇。”武帝朝见王太后时，太后把田蚡的话告诉了武帝。武帝说：“最先提出马邑计划的是王恢，所以才调集天下几十万大军，按他的建议行动。即使抓不到单于，王恢率部攻击匈奴的辎重，多少还能有所收获以告慰将士之心。如今不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交代。”王恢得知后，便自杀了。从此以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关系，经常攻击交通要道上的边关要塞，入侵汉朝边境掳掠的次数不可胜数；不过匈奴仍然贪图边关贸易（关市）的便利，喜好汉朝的财物；汉朝也没有断绝边关贸易，以迎合匈奴人的心意。
汉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年，公元前132年）?
春季：黄河改道，从顿丘（今河南清丰）向东南方向流去。
夏季五月丙子日：黄河再次在濮阳县瓠子堤（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洪水注入巨野泽（山东巨野北古湖泽），连通了淮河、泗水，泛滥区域波及十六个郡。武帝派汲黯和郑当时征调十万士兵堵塞决口，但堵好不久又被冲垮。这时，丞相田蚡的封地在鄃县（今山东夏津）。鄃县在黄河以北，黄河决口向南泛滥，鄃县就不会有水灾，封地收成反而增多。田蚡便对武帝说：“长江、黄河决口都是天意（天事），不容易凭借人力强行堵塞，堵塞决口未必符合天意。”那些观察天象和讲求术数的人（望气用数者）也附和田蚡的看法。于是武帝很长时间不再治理黄河。
窦婴、田蚡与灌夫恩怨：?
当初，汉景帝时，魏其侯窦婴任大将军，武安侯田蚡那时只是个普通郎官，在窦婴面前侍奉宴饮，跪拜起立如同子侄。后来田蚡日益显贵得宠，当上了丞相。窦婴失去权势后，门客越来越少，唯独从前的燕国丞相、颍阴县人灌夫不肯离去。窦婴于是厚待灌夫，两人互相倚重援引，往来如同父子。灌夫为人刚强正直，好借酒使性（使酒），对那些权势地位在自己之上的人必定要凌辱；多次在酒后冒犯田蚡。田蚡便上奏弹劾：“灌夫家族在颍川郡横行乡里（横颍川），百姓深受其苦。”于是逮捕灌夫及其宗族成员，都被判了斩首示众（弃市）的罪名。窦婴上书竭力营救灌夫，武帝下令让窦婴和田蚡在东宫（王太后居所）朝廷上当众辩论。窦婴和田蚡因此互相攻击指责。武帝问朝廷大臣：“这两人谁对？”只有汲黯认为窦婴是对的，韩安国认为两人都有道理；郑当时起初支持窦婴，后来不敢坚持。武帝生气地斥责郑当时：“我要把你们这帮人全砍了！”随即宣布罢朝。武帝起身入内，到王太后那里进餐。太后怒气冲冲，不肯吃饭，说：“现在我还在世，人家就都敢作践（藉，践踏）我弟弟；等我死了，岂不是要把他当鱼肉宰割（鱼肉之乎）了！”武帝不得已，便下令将灌夫满门处斩（族灌夫）；又命令主管官员查办窦婴，判了斩首示众（弃市）的罪。
汉武帝元光四年（庚戌年，公元前131年）?
冬季十二月三十日（晦）：在渭城（今陕西咸阳）处决了魏其侯窦婴。
春季三月乙卯日：武安侯田蚡也去世了。后来等到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武帝得知田蚡曾收受过刘安的黄金，还说过大逆不道的话（不顺语），说道：“假使武安侯还活着，就该灭族了！”
夏季四月：降霜冻死了庄稼（杀草）。
御史大夫韩安国代理丞相职务（行丞相事），一次引车上车时跌倒，摔伤了腿（蹇）。
五月丁巳日：任命平棘侯薛泽为丞相，韩安国因病免职。
发生地震。大赦天下。
九月：任命中尉（京城治安长官）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腿伤痊愈后，重新担任中尉。
河间献王刘德：?
河间王刘德（景帝子），钻研学问，喜好古籍，讲求实事求是（此成语最早出处），用金银布帛招求四方收藏的珍贵书籍，所得书籍数量之多，几乎与朝廷藏书相当。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喜好藏书，但他招集来的学者大多浮夸善辩。河间献王所得的书籍，都是秦朝以前的古文抄本旧书（古文先秦旧书），他搜集整理古代的礼乐制度事迹，逐渐增补编辑成五百多篇。他的日常穿戴、起居举止（被服、造次）都遵循儒者规范，崤山以东（山东）的儒生大多追随他学习。
汉武帝元光五年（辛亥年，公元前130年）?
冬季十月：河间王刘德来京朝见，进献了古代雅乐（周代宫廷祭祀音乐），并回答了关于三雍宫（明堂、辟雍、灵台）制度以及武帝诏书策问的三十多个问题。他的对答，推阐儒家道德学术（推道术），切中事理（得事之中），文字简约而旨意明确（文约指明）。武帝下令让掌管音乐的太乐官（太乐官）经常演习河间王所献的雅乐，逢年过节作为备用节目，但并不经常演奏。
春季正月：河间王去世，中尉常丽向朝廷报告说：“大王品德端正，行为严谨，性情温厚仁爱，谦恭俭朴，诚恳恭敬，爱护臣属，明察事理，惠及鳏夫寡妇（惠于鳏寡）。”大行令上奏：“根据谥法：‘聪明智慧曰献（聪明睿知曰献）。’应谥为献王。”
班固评论（班固赞曰）：?
从前鲁哀公说过：“我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从不知什么是忧愁，从不知什么是恐惧。”这话说得真对啊！这样的人即使不想陷入危亡，也不可能啊！所以古人把安逸享乐视为毒药（宴安为鸩毒），没有德行而身处富贵叫做不幸。汉朝建立，到孝平帝时，诸侯王数以百计，大多骄奢淫逸，丧失正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沉溺在放纵恣肆的环境中，所处的权势地位造成的啊。普通人尚且被习俗所束缚，何况鲁哀公那种人呢！“只有那些才德高尚的人（夫唯大雅），才能卓然独立，与众不同（卓尔不群）”，河间献王刘德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了。
唐蒙通西南夷：?
当初，王恢讨伐东越（闽越）时，曾派番阳县令唐蒙去委婉地告知南越朝廷军事行动。南越人用蜀地出产的枸酱（一种酱料）招待唐蒙，唐蒙询问这酱料从哪里来的。南越人说：“是从西北方向的牂柯江运来的。牂柯江宽好几里，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后，询问蜀地的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枸酱，很多人偷偷携带出去卖给夜郎国。夜郎国紧靠牂柯江，江面宽一百多步，足够行船。南越常用财物拉拢控制夜郎，势力向西延伸到桐师（今云南保山一带），但也无法让夜郎真正臣服。”唐蒙于是上书劝武帝：
“南越王使用天子的车驾仪仗（黄屋左纛），占据东西万余里的土地，名义上是朝廷的外臣，实际是南方的霸主。现在如果从长沙、豫章（江西）出兵讨伐，水路大多断绝，很难通行。我私下听说夜郎能出动十万精兵，如果乘船沿牂柯江南下，出其不意，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凭借汉朝的强盛，巴蜀的富饶，打通去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非常容易。”
武帝同意了唐蒙的计划。
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领一千人的使团，携带大量粮食辎重及运输人员一万多人，从巴蜀两郡经筰关（今四川汉源一带）进入夜郎，见到了夜郎侯多同。唐蒙送给多同丰厚的礼物，向他宣扬汉朝的威势恩德，约定在当地设置官吏，并让多同的儿子担任县令。夜郎附近的小国都贪图汉朝的丝绸布帛（缯帛），又认为通往汉朝的道路艰险，汉朝终究不可能真正统治他们，于是暂且接受了唐蒙的盟约。唐蒙回朝报告，武帝在该地区设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征调巴、蜀两郡的士兵修筑道路，从僰道（今四川宜宾）通向牂柯江。筑路的士兵有几万人，很多人因劳累、疾病或恶劣环境而死（物故），也有人逃亡。官府动用战时法令（军兴法）诛杀逃亡者的首领，巴、蜀两郡的百姓大为惊恐。武帝听说后，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等人，并借机告知巴蜀百姓这不是皇帝的本意；司马相如完成任务后回朝复命。
这时，邛都（今四川西昌）、筰都（今四川汉源一带）等地的部落首领，听说南夷（夜郎等）与汉朝通好，得到很多赏赐，大多也想请求做汉朝的内臣（内臣妾），请求朝廷派官吏管理，待遇参照南夷。武帝询问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说：“邛都、筰都、冉駹（今四川茂汶一带）这些地方靠近蜀郡，道路也比较容易开通。秦朝时曾在那里设置郡县，到汉朝建立后才废止。现在如果真能重新开通，在那里设置郡县，比经略南夷（夜郎）更有价值。”武帝认为有理，于是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天子的符节（建节）出使，副使王然于等人乘坐驿车（乘传），利用巴蜀两郡的官吏和财物去笼络西夷各部。邛都、筰都、冉駹、斯榆等地的首领都请求归顺做汉朝的内臣。于是汉朝拆除了与这些地区原有的边关；新的边关向外拓展（关益斥），西边到沫水（大渡河）、若水（雅砻江），南边以牂柯江为界（为徼）；开通了零关道（今四川芦山一带），在孙水（安宁河）上架桥直达邛都；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都尉和十多个县，隶属于蜀郡。武帝非常高兴。
下诏征调士兵一万人，修筑雁门关的险要关塞。
秋季七月：刮起大风，树木被连根拔起。
陈皇后巫蛊案：?
女巫楚服等人教导陈皇后（阿娇）进行祭祀和施行诅咒（祠祭厌胜），玩弄以邪术迷惑皇帝的妇人之道（媚道）；事情败露，武帝派御史张汤彻底查办。张汤深挖其党羽，受牵连被处死的有三百多人，楚服被斩首后悬首示众（枭首于市）。乙巳日，武帝下诏收回陈皇后的皇后册书（赐皇后册，此处意为下达废后诏书），收缴她的皇后印玺（收其玺绶），罢黜皇后之位，退居长门宫。窦太主（武帝姑母兼岳母，馆陶公主）感到羞愧恐惧，向武帝叩头谢罪（稽颡）。武帝说：“皇后的行为违背了国家大义（不轨于大义），不得不废黜。姑母您应当遵循正道自我宽慰，不要听信虚妄之言而产生疑虑恐惧。皇后虽然被废，日常供奉仍按法度进行，长门宫与皇后宫（上宫）的待遇没有区别。”
董偃事件：?
当初，武帝曾在窦太主家设宴，太主让她宠爱的卖珠宝的董偃拜见武帝，武帝赏赐他衣帽，尊重他而不直呼其名，称他为“主人翁”，让他陪侍饮酒；从此董偃得到显贵宠幸，天下无人不知。他常跟随武帝在北宫游玩，在平乐观参加斗鸡、踢球（鞠）的聚会，赛狗、赛马，武帝非常喜欢和他玩乐。
武帝为了窦太主在宣室殿（未央宫正殿，处理大典政事之所）设宴，派谒者引导董偃入殿。这时，中郎东方朔手持戟（陛戟）守卫在殿下，他放下戟上前阻拦道：“董偃有三条该杀的大罪，怎么能进来呢！”武帝问：“哪三条？”东方朔说：“董偃以臣民身份私下侍奉公主，这是第一桩罪。败坏男女风化，扰乱婚姻礼法，损害国家制度（王制），这是第二桩罪。陛下年富力强（富于春秋），正应专心钻研《六经》，董偃不但不遵循经典劝勉学习，反而推崇奢侈华丽的生活（靡丽为右），追求穷奢极欲（奢侈为务），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乐，放纵耳目的欲望，这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人主之大蜮），这是第三桩罪。”武帝沉默不语，过了很久才说：“我已经设下酒宴，以后改正就是了。”东方朔说：“不行！宣室殿是先帝处理国家正事的地方，不符合法度的事情不得入内。所以淫乱的苗头，发展下去就会导致篡逆。因此竖貂淫乱而引发易牙作乱（齐桓公宠臣），庆父死了鲁国才得以保全（鲁国内乱）。”武帝说：“讲得好！”于是下诏停止在宣室设宴，改在北宫摆酒，让董偃从东司马门（非正门）进入；并赏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董偃的宠幸从此日渐衰退。此后，公主、贵人们多有逾越礼法的行为。
武帝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同制定各项法律条令（诸律令），力求条文严峻苛刻（务在深文）。他们制定“见知法”（官吏见知他人犯法而不举报，与犯法者同罪），使官吏互相监视举报（吏传相监司）。法律日益严酷就从这时开始。
八月：发生蝗灾（螟）。
这一年：朝廷征召官吏和百姓中通晓当代政务、熟悉先圣治国方法的人（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由沿途各县依次供给饮食（县次续食），让他们随同“上计吏”（向朝廷报告地方政绩的官吏）一同进京（令与计谐）。
公孙弘对策：?
菑川（今山东寿光）人公孙弘在策问中答道：
“臣听说上古尧、舜时代，不看重爵位赏赐而百姓自然向善，不加重刑罚而百姓不犯法，是因为君主以身作则（躬率以正），取信于民（遇民信也）。到了末世，虽然看重爵位厚加赏赐百姓却不被勉励（不劝），加重刑罚奸邪却不止息，是因为君主自身不正，失信于民（遇民不信也）。丰厚的赏赐和严厉的刑罚，不足以勉励善行禁止恶行，关键在于有令必行（必信而已矣）。所以依据才能任用官员，就能职责分明；清除无用的空谈（去无用之言），就能抓住事情的实质；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能减少赋税；不耽误农时（不夺民时），不耗费民力，百姓就能富裕；有德行的人得到提拔，无德行的人被罢黜，朝廷就能尊贵；有功的人升职，无功的人降职，群臣就能懂得进退之理（逡，意为退让）；惩罚与罪行相当，奸邪就会止息；奖赏与贤能相称，臣下就会受到勉励。这八条，是治国的根本（治之本也）。对于百姓来说：让他们有产业就不会争斗（业之则不争），公正处理纠纷就不会怨恨（理得则不怨），遵守礼义就不会凶暴（有礼则不暴），爱护他们就会亲近君主（爱之则亲上），这是治理天下的当务之急。礼义，是百姓愿意遵循的；再配合赏罚得当，百姓就不会触犯禁令了。
“臣听说：气场相合便会呼应（气同则从），频率相同就会有共鸣（声比则应）。如今君主在上推行和谐仁德（和德于上），百姓在下和睦相处（和合于下），所以内心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则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则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便会应和。因此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登），六畜兴旺（蕃），祥瑞的禾穗出现（嘉禾兴），红色的瑞草生长（朱草生），山不秃（童），泽不干（涸），这就是和谐的极致了（和之至也）。”
当时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太常（掌管礼仪祭祀）将公孙弘的答卷评定为下等。对策呈送武帝后，武帝却将公孙弘的对策提拔为第一，任命他为博士，在金马门待诏（等候皇帝召见）。
齐地人辕固，九十多岁了，也以贤良身份被征召。公孙弘斜着眼睛（仄目）恭敬地侍奉辕固。辕固对他说：“公孙先生，一定要用正统的学问来立论（务正学以言），不要曲解学问来迎合世俗（无曲学以阿世）。”一些儒生很嫉妒诋毁辕固，辕固便以年老为由被免职回乡了。
公孙弘的得宠：?
这时，巴、蜀等四郡正开山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千余里的道路上，戍守和运送粮饷的士兵络绎不绝（戍转相饷）。几年过去了，道路仍未修通，士兵疲惫饥饿、因瘴气湿热而死（离暑湿死者）的很多；西南夷又多次反叛，朝廷发兵镇压，耗费巨万却不见成效。武帝很忧虑，下诏派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回朝报告，极力贬低开通西南夷毫无用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武帝没有采纳。公孙弘每次在朝廷会议上议事，总是陈述几种可能的方案（开陈其端），让皇帝自己选择，不肯在朝廷上当面反驳和激烈争辩（面折廷争）。于是武帝观察到他行为谨慎忠厚，善于辩说（辩论有馀），熟悉法律条文和政务（习文法吏事），能用儒家学说来修饰自己的主张（缘饰以儒术），非常喜欢他，一年之内就将他提升为左内史（京畿地区长官之一）。
公孙弘奏事时，遇到皇帝不同意的事情，他不在朝廷上争辩。经常和汲黯私下请求召见（请间），汲黯先提出问题，公孙弘随后加以阐释补充（推其后），皇帝常常很高兴，他们的建议都被采纳，公孙弘因此日益受宠信显贵。他曾与其他公卿大臣事先约定好某个建议（约议），但到了皇帝面前，却完全背弃（倍）之前的约定而迎合皇帝的旨意。汲黯在朝廷上质问公孙弘：“齐地人多半狡诈而不诚实（多诈而无情实）。当初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全都反悔了，这是不忠！”武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武帝认为公孙弘说得对。武帝身边的宠臣常常诋毁公孙弘，武帝却越发厚待他。
汉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年，公元前129年）?
冬季：开始向商人征收车船税（初算商车）。
郑当时建议开漕渠：?
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开凿一条连通渭水的运河（穿渭为渠），向东通到黄河，这样运输关东的粮食路程短而便捷（漕关东粟径易），又可以灌溉运河两岸一万多顷民田。”第二年春天，武帝下诏征调几万名士兵开凿水渠，按郑当时的方案进行；三年后修通，人们都感到便利（人以为便）。
汉匈战争开端：?
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怀来一带），杀害掳掠官吏百姓。武帝派遣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兵，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郡（今山西右玉一带）出兵，各率一万骑兵，在边关贸易点附近攻击匈奴。
卫青打到龙城（匈奴单于庭，今蒙古境内），斩杀俘获匈奴七百人；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被匈奴打败，损失七千骑兵；李广也被匈奴打败。李广被匈奴活捉（生得），把他放在两匹马之间的网兜里躺着（络而盛卧）。走了十几里地，李广装死，突然跃起跳到一个匈奴少年的马上，夺下他的弓箭，策马向南飞奔，得以逃脱回到汉营。
汉朝将公孙敖、李广送交司法官审判（下吏），依法当斩，两人缴纳赎金后免为平民（赎为庶人）；只有卫青被封为关内侯。卫青虽然是奴隶出身（奴虏），但善于骑马射箭，勇力过人；对待士大夫讲究礼节，对士兵有恩德，大家都乐意为他效力，他有将帅之才，所以每次出征都能立功。天下人从此佩服武帝知人善任（服上之知人）。
夏季：大旱，发生蝗灾。
六月：武帝巡幸至雍城。
秋季：匈奴多次侵犯边境，渔阳郡（今北京密云一带）受害最严重。武帝任命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率军驻守渔阳。
汉武帝元朔元年（癸丑年，公元前128年）?
冬季十一月：武帝下诏说：
“朕屡次诏令有关官员（执事），要推举孝子和廉吏（兴廉举孝），希望形成风气，继承发扬先圣的伟业（绍休圣绪）。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必定有忠信之人（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做我老师的人（厥有我师）。现在有的郡竟然一个人才也不推荐（阖郡而不荐一人），这说明朝廷的教化未能深入民间（化不下究），而德行深厚的君子（积行之君子）被阻滞，无法让朝廷知晓（壅于上闻）。况且推荐贤人应受上等赏赐，埋没贤人应公开处死（蔽贤蒙显戮），这是古代的原则。你们讨论一下，对不举荐人才的二千石（郡守、国相）官员应如何定罪！”主管官员（有司）上奏：“不推荐孝子，就是不奉行诏令（不奉诏），按‘不敬’罪论处；不发现廉吏，就是不称职（不胜任也），应当免官。”武帝批准了这一奏章（奏可）。
十二月：江都易王刘非去世。
卫子夫立后：?
皇子刘据（太子刘据）出生，他是卫夫人（卫子夫）的儿子。第二年三月甲子日（公元前128年），武帝册立卫夫人为皇后，大赦天下。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匈奴入侵与李广、卫青反击：?
秋季，匈奴出动两万骑兵入侵汉朝，杀害了辽西太守，掳掠两千多人，包围了韩安国的营垒（壁）。匈奴骑兵又入侵渔阳、雁门两郡，在每郡都杀害掳掠了一千多人。
韩安国率军向东转移到更远的北平郡（今辽宁凌源一带）驻守（屯）；几个月后，他病逝了（病死）。武帝于是再次召回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郡（郡治在平刚，今内蒙古宁城）太守。匈奴人称李广为“汉朝的飞将军”，避开他防守的区域，多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郡出击，将军李息从代郡出击；卫青斩杀俘获匈奴数千人。
东夷归附与代价：?
东夷薉貊部落首领南闾等人率领部众共二十八万人归降汉朝，汉朝在其地设置苍海郡（约在今朝鲜半岛北部）；然而，迁移安置这些人口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比照开通南夷夜郎时的情况，导致燕、齐（今河北、山东）一带社会动荡不安（靡然骚动）。
这一年，鲁共王刘余、长沙定王刘发都去世了。
主父偃、严安、徐乐上书：?
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主父偃和严安，以及无终（今天津蓟州）人徐乐，都向武帝上书议论国事。
主父偃上书（节选）：? 主父偃在上书中重点劝谏不要轻易讨伐匈奴：
开头引用《司马法》的兵法原则：“国家再强大，好战必亡；天下再太平，忘记战备必危。”愤怒是违背仁德的（逆德），兵器是凶险的器具（凶器），争斗是下策（末节）。一心追求战争胜利、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后悔的。
回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欲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行：匈奴居无定所，迁徙如飞鸟，难以制服。轻兵深入则粮草断绝；若随军运粮则行动迟缓。得到他们的土地无利可图，得到他们的民众难以统治。战胜后只能屠杀，这不是仁君所为。耗尽国力只为对付匈奴，绝非长久之计（长策）。秦始皇不听，派蒙恬攻占河套地区（辟地千里）。但这片土地盐碱沼泽遍布（沮泽、咸卤），无法耕种。又征发全国壮丁戍守北河（黄河河套段），军队暴露于荒野十多年，死者无数，却始终无法渡河北进。这不是因为人力不足或武器不完备，而是形势不允许！再让百姓从遥远的东部沿海郡县（东陲、琅邪）运送粮草供给北河前线（转输北河），运送三十钟（约合一百八十石）粮食往往只能送达一石（极言损耗巨大）。男子拼命耕作也供不上前线军粮，女子不停纺织也供给不了军帐帷幔，百姓极度困苦，孤寡老弱无人供养，倒毙路旁的人随处可见，天下人开始背叛秦朝。
至高皇帝（刘邦）平定天下后，欲攻打聚集在代谷（今山西大同东北）外的匈奴。御史成进谏言：匈奴习性如同鸟兽聚散无常，追击他们如同捕捉影子。刘邦不听，北上代谷，果然遭到平城之围。高皇帝非常后悔，于是派刘敬前去缔结和亲之约，此后天下得以远离战争。
总结道：匈奴难以制服，由来已久；掠夺骚扰是他们的天性（所以为业也）。从上古虞、夏、殷、周各朝，都不把他们当作臣属百姓来治理约束（弗程督），而是当作禽兽看待（禽兽畜之）。陛下若不借鉴古圣先王的做法（上不观虞、夏、殷、周之流），反而沿袭近代（秦、高祖）的失误，这正是臣最大的忧虑，也是百姓深以为苦的事情。
严安上书（节选）：? 严安主要抨击奢侈风气和过度扩张：
指出当今社会奢侈成风：人们在车马、衣裘、宫室等方面竞相攀比修饰（竞修饰）；音乐追求繁复韵律（调五声使有节族），服饰追求华丽花纹（杂五色使有文章），饮食堆满面前（重五味方丈于前），以此炫耀欲望。民众看到奢华就羡慕，这是诱导人们奢侈。奢侈无度导致物资无法满足需求（不可赡），百姓就会放弃农业（本）去追逐工商业（末）。工商业的利益不能凭空得来，于是官吏不惜欺诈（缙绅者不惮为诈），豪强以杀人抢劫炫耀（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社会风气败坏却不知羞愧，犯罪的人越来越多。
他建议：制定制度约束奢靡之风，使贫富差距不至于过分悬殊（贫富不相燿）以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盗贼就会消失，刑罚减少，阴阳调和，万物繁盛。
以秦始皇为例：野心膨胀（意广心逸），想威震海外。北派蒙恬攻匈奴，南派尉屠睢率水军攻百越。当时秦朝北方受困于匈奴，南方受阻于越人（南挂于越），军队长期驻扎在无用的地方，进退两难。持续十多年，壮丁披甲作战，壮女运输粮草，民不聊生；路边树上常见自缢而死的人（自经于道树），死者无数。秦始皇一死，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断绝祭祀（灭世绝祀），这都是穷兵黩武的祸患。周朝灭亡在于衰弱，秦朝灭亡则在于过分逞强（强），都是未能适时调整治国方略的恶果（不变之患也）。
批评当下朝廷政策：如今朝廷经营西南夷，迫使夜郎朝拜，招降羌人、僰人，攻略薉貊设郡，建立城邑；又深入匈奴境内，焚烧其圣地龙城（燔其龙城）。议论者（大臣们）赞美这些行动（美之）。但这只是对大臣们个人有利（人臣之利），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策（非天下之长策也）。
徐乐上书（核心论点）：? 徐乐提出“土崩瓦解”的治国警示：
“臣听说国家的祸患在于底层‘土崩’，而不在于上层‘瓦解’，古今道理相同。
什么是‘土崩’？秦朝末年就是。陈胜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千乘之尊）、广袤的领土（疆土之地），自身不是王公贵族、名门望族之后，在乡里也没有什么声誉，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范蠡）、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街陋巷奋起（起穷巷），挥舞着简陋兵器（奋棘矜），振臂高呼，天下人便闻风响应。原因何在？在于百姓极度困苦而君主不体恤（民困而主不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情（下怨而上不知），风俗败坏而朝廷不整治（俗已乱而政不修）。这三条，就是陈胜得以利用的条件（资），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国家的祸患在于‘土崩’。
什么是‘瓦解’？汉初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实例。七个诸侯国谋划反叛（谋为大逆），都是号称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万乘之君），军队几十万（带甲数十万），他们的威势足以震慑境内（严其境内），财力足以激励军民（劝其士民）；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汉朝一寸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朝廷擒获（身为禽于中原），原因何在？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比平民还小，军队比陈胜还弱。那是因为当时文帝、景帝的德政根基深厚（先帝之德未衰），安于本土、乐享生活的百姓众多（安土乐俗之民众），所以诸侯们得不到境外的支持（无竟外之助），这就叫‘瓦解’。所以说国家的祸患不在于‘瓦解’。
这两种现象（土崩瓦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安危之明要），是贤明君主必须特别留意并深入考察的（贤主之一留意而深察也）。
近来，关东地区连年粮食歉收（五谷数不登），收成尚未恢复（年岁未复），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战事负担（重之以边境之事）。按照常理推断（推数循理而观之），民众本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不安现状就容易骚动（易动），骚动就是‘土崩’的苗头啊！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独观万化之原），明了安危的关键（明于安危之机），在庙堂之上修明政治来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销未形之患），其根本目标就是确保国家不出现‘土崩’的趋势（使天下无土崩之势）。”
上书结果：?
奏书呈上后，武帝召见了主父偃、严安、徐乐三人，对他们说：“你们几位都在哪里？为何我与你们相见如此之晚啊！（何相见之晚也）”都任命他们为郎中（皇帝侍从官）。
主父偃尤其受到武帝亲近宠信（亲幸），一年之内四次升迁，成为中大夫（皇帝高级顾问）。大臣们都畏惧他的言词（畏其口），纷纷向他行贿，累计达千金之多。有人对他说：“你也太横行了！（太横矣）”主父偃说：“我活着如果不能用五鼎（诸侯礼制）享用美食（吾生不五鼎食），死了就用五鼎被烹煮好了（死即五鼎烹耳）！”
汉武帝元朔二年（甲寅年，公元前127年）?
冬季：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几杖），特许他不必入京朝见（毋朝）。
主父偃献策“推恩令”：?
主父偃向武帝献策：“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诸侯不过百里），这样中央容易控制诸侯的强弱形势（强弱之形易制）。如今诸侯的封地有的连城数十座，土地纵横千里。他们平时骄奢淫逸（缓则骄奢），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易为淫乱）；一旦朝廷要削夺他们的权力（急），他们就会凭借强大实力联合起来对抗朝廷（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如果依法强行削藩，就会激起他们造反的念头（逆节萌起），就像当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因晁错削藩而引起一样（前日晁错是也）。
现在诸侯王的儿子们少说有十几个，只有嫡长子（适嗣）能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是亲生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邑（无尺地之封），这样就无法体现朝廷的仁孝之道（仁孝之道不宣）。
希望陛下下令，允许诸侯王把恩泽推广开来（推恩），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所有的子孙（分子弟），让他们也成为侯爵（以地侯之）。这样，每个王子都会因为实现了愿望而高兴（人人喜得所愿）。皇上名义上施行恩德（上以德施），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国（实分其国），不用强行削藩，诸侯的势力就自然逐步削弱了（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次年（元朔二年）春季正月，下诏说：“诸侯王中如有愿意推广私恩（推私恩）分封领地给子弟的，请各自拟定方案上报（条上），朕将亲自为他们确定封号和爵位名称（临定其号名）。”于是诸侯国开始被分割，诸侯王的儿子们都被封为侯爵（子毕侯矣）。
卫青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
匈奴入侵上谷、渔阳，杀害掳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
武帝派遣卫青、李息率军从云中郡出发，向西打到陇西郡（今甘肃东部），在黄河河套以南地区（河南地）攻击匈奴的楼烦王、白羊王部落，斩杀俘获匈奴数千人，夺取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跑了白羊王、楼烦王，一举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广大领土。
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张次公也立有战功，封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主父偃建议：“河套地区土地肥沃丰饶（肥饶），外有黄河天险（外阻河）。当年蒙恬曾在那里筑城以驱逐匈奴（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在这里设郡，对内可以减少长途运输粮饷的耗费（内省转输戍漕），对外可以扩展中原疆域（广中国），是消灭匈奴的根本策略（灭胡之本也）。”
武帝将主父偃的建议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大家都认为此议不妥（言不便）。但武帝最终采纳了主父偃的计算（用偃计），设置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派苏建征调十多万民工修筑朔方城（朔方城），并重新修缮秦朝时蒙恬所建造的要塞（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凭借黄河巩固边防（因河为固）。由于水路运输粮饷路途极其遥远（转漕甚远），从崤山以东（山东）的百姓都承受了沉重的劳役负担（咸被其劳），耗费的钱财达数百亿巨万（数十百巨万），国库（府库）都空虚了；同时，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远在边塞之外的斗辟县（地形险要突出部分）造阳一带的土地给匈奴。
三月乙亥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日有食之）。
夏季：招募十万百姓迁移到朔方郡定居（徙朔方十万口）。
主父偃献策徙豪强：?
主父偃又向武帝建议：“陛下刚刚开始修建茂陵（武帝陵寝），可以将天下的豪强（豪桀）、兼并他人财产的大户（并兼之家）、好惹是生非的人（乱众之民），都迁移到茂陵邑去居住。这样对内可以充实京师（内实京师），对外可以消除地方的不安定因素（外销奸猾），这就是所谓的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不诛而害除）。”
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将各郡国的豪强以及家产在三百万钱以上的富户（訾三百万以上），一律迁徙到茂陵邑定居。
郭解案与游侠之议：?
轵县人（今河南济源）郭解，是关东地区有名的大侠，也在被迁徙到茂陵的名单中。大将军卫青替他向武帝求情：“郭解家中贫困，不符合迁徙标准（訾三百万以上）。”武帝说：“郭解一个平民，权势大到能让将军替他说话，这说明他家根本不穷。”最终还是迁徙了郭解一家。
郭解一生因为极小的怨恨（睚眦）就杀过很多人。武帝得知后，下令官吏逮捕郭解治罪。但郭解所犯的杀人罪行都发生在朝廷颁布大赦令之前（在赦前），依法可能免罪。
轵县有个儒生陪着朝廷派来的使者闲坐，有门客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门干奸邪勾当触犯国法，算什么贤人！”郭解的门客听说后，杀了这个儒生，还割掉了他的舌头。官吏因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杀人凶手最终也查不出来（竟绝），无人知晓其身份。官吏上奏认为郭解无罪。
御史大夫公孙弘评议道：“郭解身为平民（布衣），却行使侠客的权威（为任侠行权），因一点小怨就让人去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这次杀人是谁干的，但这件罪过比他亲自杀人还要严重（此罪甚于解杀之）。应当判他‘大逆无道’之罪（最严重的罪行）。”于是武帝下令将郭解灭族（族郭解）。
班固论游侠：?
班固评论说：古时候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分封卿大夫采邑（立家），从卿大夫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差别（各有等差），因此百姓安心侍奉上级，下级没有非分之想（下无觊觎）。周王室衰微后，礼乐征伐由诸侯擅自决定。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掌权，甚至家臣（陪臣）也能发号施令（执命）。到了战国时代更是每况愈下（陵夷），各国合纵连横，于是列国公子如魏国信陵君（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都凭借王公贵族的势力，争相充当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鸡鸣狗盗）也都受到礼遇。赵国丞相虞卿，抛弃国家、不顾君主（弃国捐君），去解救穷困的朋友魏齐的危难；信陵君魏无忌，盗窃兵符、假传君命（窃符矫命），杀死大将、夺取兵权（戮将专师），去救援平原君的急难；他们都因此受到诸侯国的看重，名扬天下，那些慷慨激昂的游说之士（扼腕而游谈者），都以这四位豪杰（四豪）为首选人物。从此，“为私交而死，不顾公义”（背公死党）的歪理形成，“忠于职守、奉事君主”（守职奉上）的大义被废弃了。
等到汉朝建立，法网宽松（禁网疏阔），也没能纠正这种风气。因此代国丞相陈豨外出随从的车有一千辆，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也都招揽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人在京城互相攀比竞争（竞逐），民间游侠如剧孟、郭解之流在街巷横行（驰骛于阎闾），在州县范围内逞威风（权行州域）。他们的势力可以折服公侯（力折公侯），百姓羡慕他们的名声事迹（众庶荣其名迹），向往不已（觊而慕之）。即使他们触犯法律被判刑，自己也认为是为了成全名声而死（杀身成名），就像古代的季路（子路）、仇牧那样，死而无悔。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正道，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民散久矣）。”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上位，用善恶标准来引导，用礼法来约束，百姓怎么可能知道禁令而回归正道呢！
按照古代正统标准（古之正法）：春秋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战国六国又是五霸的罪人（六国，五伯之罪人也）。那么信陵君等四位豪杰（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又六国之罪人也）。更何况像郭解之流，以一个平民的卑微身份（匹夫之细），窃取了生杀予夺的大权（窃杀生之权），他的罪行本来就该杀无赦（罪已不容于诛矣）。看他为人温和善良、博爱（温良泛爱），救济穷人、帮助急难（振穷周急），谦逊退让、不炫耀功劳（谦退不伐），也算有与众不同的品质（有绝异之姿）。实在可惜啊（惜乎），他不走道德正路（不入于道德），却放任自己混迹于末流（苟放纵于末流），落得身死族灭（杀身亡宗）的下场，并非不幸啊（非不幸也）！
荀悦论“三游”：?
荀悦评论说：世上有三种游荡之人（三游），是道德的蛀虫（德之贼也）：第一种叫游侠，第二种叫游说之士，第三种叫沽名钓誉之徒（游行）。
树立个人威势（立气势），作威作福（作威福），拉帮结派（结私交）以便在世上称霸的，叫做游侠。
粉饰言辞（饰辩辞），设置阴谋诈术（设诈谋），奔走天下以迎合时势谋求私利（以要时势）的，叫做游说之士。
表面装作仁义来迎合时尚（色取仁以合时好），勾结党羽（连党类），制造虚假声誉（立虚誉）以便获取权力利益的，叫做沽名钓誉之徒（游行）。
这三种人，是祸乱产生的根源（乱之所由生也）；他们伤害道德（伤道害德），败坏法纪（败法惑世），是先王所深恶痛绝的（先王之所慎也）。
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类正当职业（四民），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各修其业）。不从事这四种正当职业的人，叫做奸民（奸民）。奸民不产生，王道才算成功（王道乃成）。
这三种游荡之风，都产生在王朝末世（生于季世），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尤其严重。君主昏庸（上不明），臣下不正（下不正），制度不立（制度不立），法纪松弛废弛（纲纪驰废）；以别人的毁谤或赞誉作为荣辱标准（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实真假（不核其真）；以个人爱憎作为利害依据（以爱憎为利害），不考察实情（不论其实）；凭个人喜怒进行赏罚（以喜怒为赏罚），不辨明道理（不察其理）。上下互相欺骗（上下相冒），所有事情都错乱颠倒（万事乖错）。因此发表言论的人（言论者）揣摩对方权势大小（计薄厚）才开口说话，选拔人才的人（选举者）估量关系亲疏（度亲疏）才下笔举荐，善恶评价与众人舆论相悖（善恶谬于众声），功过赏罚与国家法律相乱（功罪乱于王法）。这样一来，利益不可能凭道义求得，祸害不可能靠正道避开。
所以君子也违背礼节（犯礼），小人更触犯法律（犯法），人们奔走钻营（奔走驰骋），越职侵权（越职僭度），追求浮华不重实际（饰华废实），竞相追逐眼前利益（竞趣时利）。怠慢父亲兄长的尊严（简父兄之尊）却推崇对宾客的礼节（崇宾客之礼），看轻骨肉亲情（薄骨肉之恩）却重视朋友交情（笃朋友之爱），忘记修身养性的根本（忘修身之道）却追求世俗的赞誉（求众人之誉），削减衣食之本（割衣食之业）来满足宴饮享乐的爱好（以供飨宴之好）。门庭堆满送礼者的行囊（苞苴盈于门庭），道路上挤满了互相拜访的人（聘问交于道路），私人书信比官府公文还多（书记繁于公文），私人事务比公职事务还繁重（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风气形成（流俗成）而正道被败坏了（正道坏矣）。
因此圣明的君王在位时，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经国序民），首先要端正制度（正其制度）。判断善恶的关键在于对照功过本身（善恶要于功罪），而不被毁誉之声所迷惑（不淫于毁誉）；听取其言论还要责求其实际效果（听其言而责其事），选举其名声还要指出其实际表现（举其名而指其实）。所以实际行为与名声不符的叫做虚假（虚），内心情感与外表不一的叫做伪善（伪），毁谤赞誉不符合事实的叫做诬蔑（诬），谈论事情不合情理的叫做欺骗（罔）。让虚伪的行为无法立足（不得设），诬陷欺骗的言辞无法流行（不得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脱（无侥幸），无过错的人不必担忧恐惧（不忧惧），请托行贿无法通行（请谒无所行），金钱贿赂没有用处（货赂无所用），摒弃华而不实的文饰（息华文），去掉虚浮的言辞（去浮辞），禁止诡诈的辩论（禁伪辩），杜绝邪恶的智巧（绝淫智），摒弃各家学说的纷扰混乱（放百家之纷乱），统一于圣人的最高大道（壹圣人之至道）。用仁爱恩惠来教化百姓（养之以仁惠），用礼乐制度来加以文饰（文之以礼乐），这样风俗才能安定（风俗定），伟大的教化才能成就（大化成矣）。
燕王刘定国与齐厉王刘次昌案：?
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与父康王姬奸），又抢夺弟弟的妻子作姬妾（夺弟妻为姬），并杀害了肥如县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告发他，主父偃从朝中把这事揭发出来（从中发其事）。公卿大臣请求诛杀刘定国，武帝批准。刘定国自杀，燕国封号被废除（国除）。
齐厉王刘次昌也和他的姐姐纪翁主（诸侯王之女称翁主）通奸。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但齐厉王的母亲纪太后不同意。主父偃于是对武帝说：“齐国都城临菑有十万户人家，光是市场的税收每天就值千金（市租千金），人口众多，富裕程度甚至超过长安。不是天子的亲兄弟或爱子，不应在此称王。如今齐王与陛下的血缘关系日益疏远（于亲属益疏），又听说他和他姐姐淫乱，请陛下下令查办！”于是武帝任命主父偃为齐国丞相（相），并负责查处此事。主父偃一到齐国，就立即严厉审讯齐王后宫中的宦官，供词牵连到齐王；齐王害怕，服毒自杀了。
主父偃年轻时曾游历齐、燕、赵三国，等到他显贵后，就接连使燕王、齐王身败名裂（连败燕、齐）。赵王刘彭祖（武帝兄）非常恐惧，上书告发主父偃收受诸侯王的金钱（受诸侯金），所以各地诸侯王子弟大多因行贿而得到封地（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等到齐王自杀的消息传来，武帝大怒，认为是主父偃胁迫齐王自杀（劫其王令自杀），于是下令将主父偃召回交给司法官治罪（征下吏治）。主父偃承认了收受诸侯金钱的罪行（服受诸侯金），但坚决否认胁迫齐王自杀（实不劫王令自杀）。武帝不想杀他，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留下子嗣，齐国封号被废，国土收归朝廷改为郡（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是这事的罪魁祸首（本首恶）。陛下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代（无以谢天下）。”于是武帝下令将主父偃灭族（族主父偃）。
御史大夫张欧（应为张欧或另有其人）被免职，武帝想任命蓼侯孔臧为御史大夫。孔臧推辞说：“我家世代以研究经学为业（世以经学为业），请求让我担任太常（掌管礼乐祭祀），主管我家世代相传的事业（典臣家业），与担任侍中的堂弟孔安国一起（与从弟侍中安国），整理阐释古代典籍（纲纪古训），使之永远流传后世（使永垂来嗣）。”武帝于是任命孔臧为太常，对他的礼仪赏赐如同三公（其礼赐如三公）。
汉武帝元朔三年（乙卯年，公元前126年）?
冬季：匈奴军臣单于去世，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逃亡并投降了汉朝（亡降汉）。
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这时，朝廷正致力于开通西南夷，在东方设置苍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劝谏，认为这些举动使中原疲惫不堪（罢敝中国）去供奉那些无用的土地（奉无用之地），希望停止这些工程。武帝派朱买臣等人用设置朔方郡的十大好处来反驳公孙弘（难以置朔方之便）；朱买臣提出了十个问题（发十策），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弘不得一）。公孙弘于是认错（谢）：“我是山东（崤山以东）的粗鄙之人（鄙人），不知道设置朔方郡竟有这么多好处。我请求停止开通西南夷和设置苍海郡，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专奉朔方）。”武帝这才同意了他的请求。春季，废除了苍海郡（罢苍海郡）。
公孙弘平时盖布被子（布被），吃饭不吃两种肉菜（食不重肉）。汲黯说：“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优厚（奉禄甚多）；却盖布被子，这是在假装清廉（诈也）。”武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确实有这样的事。在九卿中，论品行没有比汲黯更好的了（臣善者无过黯），今天他在朝廷上当面指责我（廷诘弘），确实击中了我的要害（诚中弘之病）。身为三公却盖布被，与小吏没有差别（与小吏无差），这的确是刻意作假（诚饰诈），想借此沽名钓誉（欲以钓名），正如汲黯所言。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心（无汲黯忠），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武帝认为公孙弘谦逊退让（谦让），对他更加尊重（愈益厚之）。
三月：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丙子日：封投降的匈奴太子於单为涉安侯，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
早年，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说：“月氏人原先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是个强国。匈奴冒顿单于攻破了它。老上单于杀了月氏王，把他的头骨做成饮酒的器具（饮器）。月氏残余部众逃向远方，怨恨匈奴，却无人和他们共同攻打匈奴。”武帝招募能出使月氏的人。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从陇西郡出发，直接进入匈奴地盘；匈奴单于抓住了他，扣留了十几年。张骞找到机会逃脱（得间亡），向西朝着月氏国方向（乡月氏西走）前进，走了几十天，到达大宛国。大宛国早就听说汉朝富饶（饶财），想与汉通使却办不到（欲通不得），见到张骞很高兴，为他安排了向导和翻译（导译）送到康居国，再由康居转送到大月氏国。此时大月氏的太子当了国王（太子为王），已经征服了大夏国，占据了它的土地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富饶（地肥饶），少有外敌入侵（少寇），丝毫没有要报复匈奴的意思了。张骞在那里逗留了一年多，终究没能得到月氏国明确的表态（得月氏要领），于是启程返回。他沿着南山（昆仑山、祁连山）走，想从羌人地区返回，又被匈奴人抓住，扣留了一年多。正逢伊稚斜驱逐於单，匈奴国内大乱，张骞才带着他的匈奴向导堂邑氏奴甘父一同逃回汉朝。武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张骞当初出发时有一百多人，在外十三年（去十三岁），只有他和甘父两人活着回来。
匈奴数万骑兵入侵边塞，杀害了代郡太守恭，掳掠了一千多人。
六月庚午日：武帝的祖母太皇太后窦氏（文帝皇后）去世（皇太后崩）。
秋季：停止经营西夷地区（罢西夷），只保留在南夷地区设置的两个县和一个都尉（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让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一带）逐步自行保全完善（自葆就），朝廷则集中力量修筑朔方城（专力城朔方）。
匈奴又入侵雁门郡，杀害掳掠一千多人。
张汤升任廷尉与其行事风格：?
这一年，中大夫张汤升任廷尉（最高司法官）。
张汤为人狡诈多端（多诈），善于玩弄智谋驾驭他人（舞智以御人）。
当时汉武帝正崇尚儒学（乡文学），张汤表面上也假装仰慕儒学（阳浮慕），对董仲舒、公孙弘等大儒恭敬有加（事董仲舒、公孙弘等）。
他任用千乘郡（今山东高青）人儿宽担任?奏谳掾?（负责审理疑难案件、草拟奏章的属官），依据古代经典的义理（以古法义）来判决疑难案件。
在审理案件时：
如果案子涉及到皇帝想严惩的人，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吏（监）和法吏（史）去办，深文周纳、加重罪名（深祸者）；
如果案子涉及到皇帝想宽恕的人，他就交给执法宽平的监吏和法吏去办，尽量从轻发落（轻平者）。
因此，武帝非常欣赏他（上由是悦之）。
张汤对老朋友的子弟特别照顾（调护之尤厚）；他拜访朝中各位公卿大臣（造请诸公），无论严寒酷暑都不回避（不避寒暑）。
所以，尽管张汤执法严苛（文深）、心胸狭隘好猜忌（意忌）、办案并不公正（不专平），却通过这些手段赢得了好名声（得此声誉）。
汲黯多次在武帝面前当面质问指责（质责）张汤：“您身为九卿之一（正卿），对上不能弘扬先帝（景帝等）的功业（褒先帝之功业），对下不能遏制天下的邪恶之心（抑天下之邪心），不能够安定国家、富裕百姓（安国富民）、使监狱空虚（囹圄空虚）。您究竟做了什么？只不过是把高皇帝（刘邦）制定的法令（约束）随意更改得纷繁苛细（纷更）罢了！您这样做，会让您断子绝孙的（无种矣）！”（注：指张汤随意更改律法，扰乱祖制，会遭天谴断绝后嗣）
汲黯时常与张汤辩论（论议），张汤辩论时总喜欢在条文细节上钻牛角尖（常在文深小苛）；汲黯则性情刚直严正（伉厉），坚守原则（守高），无法在道理上被张汤驳倒（不能屈），便气得发怒（忿发），大骂张汤：“天下人都说，只懂舞文弄墨、死抠法条的刀笔吏（刀笔吏）不能担任公卿大臣，果然如此！如果都得按你张汤这一套来（必汤也），那将使天下人恐惧得叠起双脚不敢迈步（重足而立）、斜着眼睛不敢正视（侧目而视）了！”
汉武帝元朔四年（丙辰年，公元前125年）?
冬季：汉武帝巡幸甘泉宫（行幸甘泉）。
夏季：匈奴入侵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每路各出动三万骑兵，共杀害掳掠（杀略）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