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名臣陆逊在通行本《三国志》中时而作“陆逊”，时而作“陆议”，其名未统一，令后世研究者颇为困惑。清人周寿昌猜测，陆逊可能本名“议”，因宋时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刻本遂更其名为“逊”。如今早于宋代的《三国志》晋写本明确书写了“陆逊”之名，足见周说为误。考《三国志》诸书，“陆逊”当是陆议晚年所改之名，因未能广泛流传于魏、蜀两国，故此名多见于《吴书》，而《魏书》《蜀书》仍作“陆议”。出土于陕西西安的魏《曹真碑》（现藏故宫博物院）上有“冬霜于陆议”之字，可为旁证。
由于陆逊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今人一般还是称为陆逊，也不以改名前后分称（其实知道他本名陆议的人就不多）。至于陆逊晚年改名的用意，结合史实推测应是向孙权表明心迹、谦冲示弱之举，其结果我们也容易得知，并没有什么用。
陆逊在孙权晚年卷入二宫之争（南鲁党争），实则反映的是东吴内部派系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孙登死后，太子孙和（孙权第三子）成为潜在储君中的领先者，而夷陵之后，陆逊就已成为江东士族的绝对领袖，并且随着周瑜、鲁肃、吕蒙时代的远去，此起彼落，江东本土士族在能量上明显压过淮泗流寓派。所以陆逊代表的江东士族支持孙和是强强联合，如果孙和顺利继位，会造成东吴内部的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失衡。站在孙权的角度上，确立孙和的地位不受挑战，加上江东士族的支持，那么哪天孙和等不及了，孙和-江东士族联合体就可以轻易的提前接班，这对于任何一个年老多疑的帝王都是不能承受的阴影。
那么陆逊能否支持鲁王孙霸呢？也不行，因为江东士族作为此时东吴的定海神针，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以期在孙权大限之后得以平稳过渡，所谓的稳定在那个时代又隐含着尊卑长幼的先天正确性，这其实也是江东士族在儒学正统传承上同样压过淮泗流寓派的明证。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陆逊不可能支持，而且鲁王孙霸本就是淮泗派推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零和博弈，不是陆逊本人是否妥协这么简单的问题。
所以与其说陆逊支持孙和，不如说陆逊支持秩序和确定性，这从他自己给孙权的上书中也表露无疑。
“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
实际上，二宫之争是江东派和流寓派的力量不平衡在立储问题上的上的集中表现，是教科书式的的长幼之争，所以“二宫之争”这个词才几乎成为专属名词。立储问题不是江东派流寓派派系斗争的原因，而只是导火索，其中深刻的原因只能从赤壁到夷陵之间的东吴大战略的调整中找寻，而背刺关羽前孙权允许陆逊经营山越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关节，这不是本文主要想要讨论的，从略。
对比蜀汉，荆州派和东州派在刘备立储问题上当然也有冲突，但是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重大变化——关羽败亡、赐死刘封、永安托孤、诸葛亮开府等等——蜀汉的储位之争没有集中爆发。在这个维度和其他很多维度上，蜀汉相比魏吴确实都有着更大的特殊性。
说回陆逊的改名问题。唐以前，人的名和字含义的重要性似乎大于唐以后，且名与字几乎一定是有所关联的。如关羽本自长生（后改云长），长生及羽化等符号化字眼使得有些学者推测关羽的家乡或家族有道教（太平道）背景；其他名与字含义关联者，如张飞字翼德、张辽字文远、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不胜枚举。那么，陆议字伯言，其人在“言语”“议论”方面与人物性格行为的暗合，不能不引起关注。
在陆逊（陆议）这个案例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文学加工及民间形象对于历史人物符号的影响，等于在历史人物形象之上进行额外的一层渲染，甚至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错位。
具体来说，作为文学（影视）——历史符号的陆逊，和他晚年才改的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高度契合的，突出谦逊低调的儒生形象。从小说到影视作品（主要是86版电视剧），都从陆逊登场的第一场戏就将其塑造成年轻儒生形象，我记得电视剧中第一个镜头是从一小船中探身而出，面如傅粉，唇如涂朱，不夸张的说，换一身衣服，直接演成年的贾宝玉我觉得都不会违和。实际上我们知道，背刺关羽的建安二十四年，陆逊已经三十六岁，且此前已历任海昌屯田都尉、定威校尉、帐下右部督，在古代已无法称少年。此处营造的陆逊年少和名不见经传的印象，更多的只是为了显示蜀汉方面对于陆逊的轻视。
陆逊在背刺关羽计划中是作为战略欺骗的实施者，主要表现在他写给关羽的那封信及信中表现出的谦逊之态。
“逊至陆口，为书与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为尽忠自托之意。羽意大安，无复所嫌，稍撤兵以赴樊。”（《资治通鉴》卷68）
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闚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讬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
同样的情节也出现在小说中。
“公拆书视之，书词极其卑谨。关公览毕，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发付使者回去。”（《三国演义》75回）
夷陵战后，刘备暂居白帝城，陆逊统帅的将领多有跃跃欲试乘胜追击的意思，陆逊从全局考虑（应该提前知道了孙权要耍曹丕），故而退守。这一事件本无特殊含义，但小说中又借机表现了一会陆逊的谦退之状，当然另一方面也吹了一顿诸葛亮的八阵图。
总之，按照晚年改的陆逊这个名字及一些文化背景，这个儒雅谦冲年轻儒帅的形象被塑造了出来并且流行于世，成为了后世儒帅的样板（儒帅的另一个成功样板肯定是周瑜）。但是当我们在史书中重新审视改名之前的陆议陆伯言的话，恐怕就会对陆逊的历史形象有些许不同的认识。
通读《吴书 陆逊传》（包含裴注），约6000字，直观印象就是陆逊说的话占到很大比例，粗略统计传中陆逊对话、上疏、书信中文字总和超过2000字，这还不包括用转述形式叙述陆逊的言语。当然纪传体史书通过语言对话描写传主行为思想乃是常态，但仍能明显感受到陆逊对于语言及议论（政论）有着极大的热情，且这些语言是通过多种形式呈现的，陆逊传中在引用陆逊的语言文字时有如下形式：建议曰、对曰、谓曰、书（与羽）曰、上疏曰、案剑曰、答曰、正色曰、呵（景）曰、上疏陈时事曰、上疏曰。
使用语言的数量和形式当然只是表面，更重要的是陆逊始终把“言”与“议”作为其军事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工具，与其在历史上的几件大事几乎是一一对应的：
1、荆州战前去信关羽狡诈示弱，这个言语上的“卑辞”与行动上的“背刺”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也是一个战略的正反两面。当然关羽并非仅凭陆逊的信就放松警惕，关羽的败亡和荆州大本营的丢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不讨论，但毕竟陆逊的“言”在此处充当了重要的战略级武器，而言语中的“逊”其实只是陆议的“言”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并非内核。
2、按《吴书 陆逊传》，背刺关羽计划其实是吕蒙和陆逊背靠背各自独自提出的（打个科学界的比方，两人可以凭借在背刺关羽、夺取荆州计划中的天才构想分享建安二十五年的诺贝尔阴谋诡计奖），而陆逊最终能够被纳入孙权和吕蒙的密谋圈子正是因为他在吕蒙面前主动出击、侃侃而谈，此段对话中陆逊完全是主动一方，而吕蒙因未得到孙权首肯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里正是陆逊的“言”使其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上位机会。
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於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
3、夷陵之战前中期东吴方面的战略、战术考量几乎完全由陆逊与帐下将领的对话形式表现，与文学形象中“逊”的性格符号相左，此时陆逊通过言语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其实是“自负”“自得”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其背后反映的是夷陵之战前期东吴及陆逊本人所承受的重大压力。
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吴书曰：诸将并欲迎击备，逊以为不可，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於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诸将不解，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
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
夷陵之战是陆逊一生功业的顶点（在后期对魏战争中，陆逊的方向也起到很大作用，但仍不如夷陵），陆逊得以进入“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也主要因为其在夷陵之战的统帅之功，顺便说，武庙十哲及武庙六十四将中，三国时期共入选九人，其中东吴四人（周瑜、陆逊、吕蒙、陆抗），占比最高（蜀汉方面诸葛亮进入十哲，分量较高，但六十四将只有关张两人入选），进一步做实东吴以武定国、军功强盛的真实历史形象。
夷陵之战的胜负之机当然不像史书中陆逊侃侃而谈的那样清晰明了，实际上，中国古代大战役中，夷陵之战是比较说不清的，笔者认为其模糊及成谜的程度不亚于淝水之战。夷陵决战前的文戏其实着重体现的是陆逊在大兵压境情况下面临外部内部压力之下的应激反应，而这种反应又是通过与部将言语上的交锋来体现的。陆逊在江东士族及东吴武将内部建立威信，当然最终是靠夷陵的史诗级大胜，但是大胜之前言语上的“绝不示弱”也是其权威确立的重要一环。
4、生涯后期陆逊从出将转为入相（东吴为相不一定入朝，陆逊为相仍然镇守疆界），其在东吴内外朝政多方面的建树都以奏议和君臣对话的形式集中呈现，这一时期也是陆逊用“议”和“言”做政治工具的巅峰，一段时间之内权势无量，甚至形成了君臣错位（孙权跟蜀汉通信，让陆逊随便修改）。但是同时，随着江东士族的坐大以及二宫之争态势的形成，无疑让孙权明显感到了陆逊的言语所带来的无形压力，并最终造成孙权和陆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爆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陆逊是成也由“言”，败也由“言”。
我们从有限的史料中无从得知陆议何时改名陆逊，不过从这一行动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陆逊对自己的“议”与“言”可能给自己及陆氏甚至江东士族带来的灾祸是有清晰的认识的，一个“逊”字，或许代表着陆逊希望让孙权体认到，在一次次直言和横议背后，陆氏和江东士族仍然绝对顺从于孙家的权威。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陆逊仍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议”与“言”力求稳定二宫秩序、稳定东吴朝政，三番四次上书孙权，甚至请求一个最后面见孙权“口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的机会而不得，显得无力和凄凉。
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
平生以言语和论议承载自己功业和东吴半壁的陆议，虽然在晚年试图以“逊”求得君王谅解，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所谓“责让”，无非以言语折辱，以唐宋以前汉族士大夫的强烈自尊，简单的“责让”两字远不足以代表其背后不亚于棍棒刀剑的伤害性。所以陆逊最终还是死在了言语之下，以某种宿命论的视角，晚年改名最多只是聊以自慰，改变不了自己更改变不了世界，所谓“君以此始，亦必以终”，陆逊与陆议的故事，似乎再一次印证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