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历烽烟志四方，登基初欲振朝纲。
削藩反遭藩镇乱，纳贡又逢李怀光。
罪己诏，泪千行，长安梦里忆盛唐。
半生刚猛半生悔，留与史书说短长。
公元742年，唐玄宗李隆基还在长安城里搂着杨贵妃赏牡丹，安禄山的叛乱还没烧到潼关，大唐的天看着还是蓝的。就在这看似太平的年月里，长安皇宫的某个角落，一声婴儿啼哭打破了宁静——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李适，就这么踩着盛唐最后的余晖出生了。
这孩子的童年，说好听点叫“生于忧患”，说难听点就是“跟着爹妈逃荒”。他刚长到五岁，安禄山就带着叛军冲了过来，唐玄宗带着后宫跑了，李适一家也跟着爷爷唐肃宗往灵武逃，一路上吃了上顿没下顿，连件干净衣服都难找。《旧唐书·德宗纪》里说他“幼而岐嶷，长而神武”，这话听着玄乎，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这孩子从小没娇生惯养，见惯了刀光剑影，比一般的纨绔子弟结实，脑子也灵光。
等李适长到二十岁，他爹唐代宗终于把长安抢了回来，可大唐早就不是以前的大唐了——外面有吐蕃时不时来串门抢东西，里面有藩镇节度使占着地盘当土皇帝，朝廷手里能管的地盘，也就长安周边那一小块。唐代宗看着这烂摊子头疼，就想让儿子去历练历练。于是李适先被封为奉节郡王，后来又当天下兵马大元帅，跟着郭子仪、李光弼这些老将去打仗。
说是大元帅，其实就是挂个名学经验，但李适还真没闲着。他跟着军队跑遍了河南、河北，亲眼看见叛军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看见士兵饿肚子啃树皮，也看见节度使们表面听朝廷的，背地里互相抢地盘。《新唐书》里记载他“亲总戎律，号令严明”，虽然有点夸，但至少说明这小伙子没在军营里混日子，是真把这些苦记在心里了。
公元779年，唐代宗咽气，三十七岁的李适登基，就是唐德宗。登基那天，他穿着龙袍站在太极殿上，看着底下跪着的文武百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爹没干完的事，我来干！一定要把这破碎的大唐，重新拼起来！
德宗刚上台那阵子，那股子干劲，比刚入职的打工人还足。他知道大唐最大的毛病是啥——藩镇太横，朝廷太穷，官员太贪。所以他一登基就放了三个“大招”。
第一个大招：裁汰冗官，整顿吏治。当时朝廷里光吃闲饭的官就有好几千，有的官一辈子没上过一天班，照样拿俸禄。德宗一看就火了，下旨把这些“吃空饷”的全给撤了，还规定官员要是贪污超过三十匹绢，直接砍头。有个叫崔造的官员，以前总说要改革，德宗就让他当宰相，俩人天天在朝堂上商量怎么精简机构。《旧唐书》里说这时候“中外翕然，谓天下太平可致”，意思是朝野上下都觉得，这下大唐有救了。
第二个大招：节约开支，搞“财政紧缩”。德宗自己带头省钱，以前皇宫里每年要花几百万缗钱买珠宝玉器，他下旨全停了；宫里的宫女太监，裁了一半多；连他吃饭，以前每顿十几个菜，现在改成四个菜，还不准用金银餐具。他还下旨让各地节度使别再给朝廷送奢侈品，说“岁贡之外，不得别进”（《资治通鉴》）。这一下，朝廷每年能省不少钱，老百姓也不用再被摊派苛捐杂税，一时间好评如潮。
第三个大招，也是最猛的一个：削藩！德宗心里清楚，藩镇不除，大唐永无宁日。当时最横的藩镇有三个：李怀仙的幽州（今北京一带）、李正己的淄青（今山东一带）、李宝臣的成德（今河北一带）。这三个节度使死了之后，儿子直接接班，根本不跟朝廷打招呼，把地盘当成了自家财产。
德宗决定拿他们开刀。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儿子李惟岳上书求朝廷封他当节度使。德宗想都没想就驳回了：“我爹在的时候惯着你们，我可不吃这一套！想接班？没门！”李惟岳一看朝廷不给面子，就联合淄青的李纳、魏博的田悦、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四个藩镇一起造反，史称“四叛”。
德宗这下更来了劲，马上派李怀光、马燧、李晟这些猛将去平叛。一开始打得还挺顺利，梁崇义被打败自杀，李惟岳被手下杀了，田悦和李纳被困在城里快饿死了。德宗坐在长安城里，天天听前线报捷，心里美得不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中兴之主”了，比唐太宗还牛。
可他没料到，藩镇这潭水，比他想的深多了。他光顾着打叛军，却忘了安抚自己人——那些跟着朝廷打仗的节度使，也不是善茬。
德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太抠门，还太骄傲。当时跟着朝廷平叛的，有个叫朱滔的节度使，是李怀仙的侄子，本来是帮朝廷打李惟岳的。等李惟岳死了，朱滔想要成德的一小块地盘，德宗觉得“你就是个打工的，还敢跟老板提要求”，直接拒绝了。
朱滔心里不爽，转头就跟被困的田悦、李纳勾搭上了。更要命的是，德宗还猜忌平叛的大将李怀光。李怀光立了大功，德宗不仅没赏，还派太监去监视他，这让李怀光彻底寒了心。公元783年，李怀光干脆反了，跟朱滔、田悦、李纳合兵一处，四个藩镇变成了五个，叛军直接往长安杀来。
德宗这时候才慌了，他以前觉得自己是运筹帷幄的帅才，现在才发现自己就是个“愣头青”。叛军还没到长安，他就带着太子、妃子，跟当年唐玄宗一样，从长安西门跑了，一路跑到了奉天（今陕西乾县）。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跟着爷爷逃安禄山，第二次是自己当皇帝逃藩镇，说起来都丢人。
更惨的是，叛军里出了个更狠的角色——朱泚。朱泚是朱滔的哥哥，本来在长安当太尉，德宗跑了之后，他直接在长安称帝，国号“秦”，还带着兵去围攻奉天。奉天是个小城，粮草少，兵力也弱，德宗被困在城里，天天吃不上饭，连太监都要出去挖野菜。《资治通鉴》里记载，当时奉天城里“粮且尽，公卿将相以下，日食米麦不过一勺”，意思是连大臣们每天也只能吃一勺米，德宗自己也只能喝稀粥。
有一次，叛军差点就攻破了奉天城，德宗站在城楼上，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叛军，吓得腿都软了。这时候，有个叫浑瑊的将领拼死抵抗，才把叛军打退。德宗握着浑瑊的手，眼泪都下来了，说：“朕以前错了，要是早听你的话，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被困了一个多月，李晟、马燧这些将领终于带着援兵赶到，把朱泚的叛军打跑了。德宗这才敢从奉天出来，可他还没回到长安，又出事了——李怀光跟朱泚闹掰了，自己带着兵跑了，后来被马燧打败自杀。但其他藩镇还没平，朱泚还在长安附近晃悠，德宗还是回不去家。
这时候的德宗，再也没有刚登基时的傲气了。他看着身边跟着自己受苦的大臣，看着逃难的老百姓，终于明白：自己以前太急了，太想一步到位，结果把所有藩镇都逼反了。要是再这么硬撑下去，别说削藩了，自己这个皇帝都要当不成了。
公元784年，德宗在汉中（今陕西汉中）下了一道诏书，史称《罪己大赦诏》。这道诏书，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检讨书”之一，德宗在诏书上把所有错都揽到自己身上，说自己“朕实不君，人则何罪”（《旧唐书》），意思是我不是个好皇帝，老百姓和藩镇没罪，都是我的错。
他还具体说了自己的错：不该猜忌大臣，不该苛待藩镇，不该让老百姓跟着受苦。最后，他宣布大赦天下，除了朱泚之外，其他造反的藩镇节度使，只要愿意归顺朝廷，以前的罪都不算，还保留他们的地盘和官职。
这道诏书一出来，效果比打十场胜仗还好。那些跟着造反的藩镇节度使，本来心里还怕朝廷算账，一看皇帝都认错了，还不追究责任，纷纷上书归顺。田悦、李纳这些人，赶紧去掉“王”的封号，重新认朝廷当“老板”。就连以前跟朝廷对着干的藩镇，也都派使者来表忠心。
德宗这才敢带着人回长安。回到长安那天，老百姓都站在路边看，有的哭有的笑，德宗看着熟悉又陌生的长安城，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的“中兴之梦”碎了，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提“削藩”两个字了。
回长安之后，德宗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他对官员严格，现在变得宽松了；以前他省钱，现在开始喜欢钱财了；以前他信任大臣，现在开始信任太监了。
为啥会这样？因为他怕了。他怕再得罪大臣，怕再逼反藩镇，怕再被赶出长安。所以他开始“佛系”治国：藩镇只要不造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朝廷不管；官员只要不谋反，贪点钱也没关系；至于朝政，他懒得管，干脆交给宰相处理，自己躲在宫里数钱。
有个叫陆贽的宰相，是个忠臣，看着德宗越来越消沉，就天天上书劝他，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资治通鉴》），让他别再沉迷钱财，要关心老百姓。可德宗根本听不进去，还觉得陆贽太烦，后来干脆把陆贽贬到外地去了。
从这时候起，大唐的朝政又开始走下坡路。藩镇越来越横，节度使们还是父死子继，朝廷只能点头；官员越来越贪，老百姓的赋税越来越重；太监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后来甚至能干涉朝政。德宗自己呢，天天在宫里喝酒作乐，看着库房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才觉得踏实。
德宗晚年，犯了不少糊涂事。他一方面当“甩手掌柜”，把朝政交给宰相，另一方面又不想放权，总怕宰相权力太大，所以经常派太监去监视宰相，还动不动就换宰相。
当时有个宰相叫裴延龄，是个十足的奸臣。他知道德宗喜欢钱，就天天跟德宗说“我能帮陛下搞到很多钱”，其实就是把老百姓的赋税加倍征收，再把搜刮来的钱交给德宗。德宗居然信了，还觉得裴延龄是个忠臣，天天夸他。大臣们都知道裴延龄不是好人，纷纷上书弹劾他，可德宗根本不管，还把弹劾的大臣贬官。
还有一件事，更能看出德宗晚年的糊涂。他以前讨厌藩镇，后来却开始学藩镇的样子，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地方当节度使，让他们替自己搜刮钱财。有个叫李实的官员，被德宗派到京兆府（今西安）当尹，李实上任之后，不管老百姓死活，拼命收税，连灾年都不让减免。老百姓被逼得卖儿卖女，李实却跟德宗说“今年粮食丰收，老百姓过得很好”（《新唐书》）。德宗居然信了，还赏了李实不少钱。
不过，德宗也不是完全糊涂。他虽然不管朝政，但心里还是惦记着大唐的江山。他知道太子李诵身体不好，就提前安排好辅佐太子的大臣；他也知道吐蕃是个威胁，就跟吐蕃议和，还派使者去安抚周边的少数民族，让大唐的边境暂时安定下来。
公元805年，德宗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太子李诵叫到床边，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治理国家，别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干了不少后悔事。没过几天，德宗就在长安皇宫里咽气了，享年六十四岁。
他死了之后，太子李诵登基，就是唐顺宗。可顺宗身体太差，当了几个月皇帝就禅位给儿子唐宪宗。宪宗登基后，又开始削藩，还真平定了不少藩镇，史称“元和中兴”。要是德宗泉下有知，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惭愧——自己没完成的事，居然被孙子完成了。
唐德宗李适的一辈子，就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大喜大悲。他刚登基的时候，是个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明君”苗子，裁冗官、省开支、削藩镇，每一步都走在点子上，差点就真的“中兴”大唐了。可他太骄傲、太急躁，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后被逼得逃亡、下罪己诏，从此一蹶不振，变成了一个“昏君”。
《旧唐书》评价他“志大而才疏，心高而智浅”，这话很中肯。他有想当“中兴之主”的志向，却没有相应的能力和耐心；他知道大唐的毛病在哪，却不知道该怎么慢慢解决，总想一口吃个胖子。
但我们也不能全怪他。他出生在乱世，亲眼见证了大唐的衰落，心里着急想挽回，这本身没错。只是他没明白，治理一个破碎的王朝，就像修补一件破衣服，得一针一线慢慢缝，不能用剪刀乱剪。
德宗这辈子，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那道《罪己诏》。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在皇帝里是很少见的。也正是因为这道诏书，大唐才没有在藩镇之乱中彻底灭亡，为后来的“元和中兴”留下了一线生机。
要是德宗能早点明白“慢慢来”的道理，要是他能多信任一些像陆贽这样的忠臣，要是他晚年没有那么沉迷钱财，或许他真的能成为大唐的“中兴之主”。可惜，历史没有“要是”。
唐德宗李适，就是这么一个复杂又真实的皇帝。他不是完美的明君，也不是彻底的昏君，他只是一个在乱世里挣扎的普通人，想做好却没做好，留下了一堆遗憾，也留下了一段让后人唏嘘的历史。
参考《旧唐书·德宗纪》《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