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续华章，弘历登基绽曙光。
宽政仁和安社稷，武功赫赫拓封疆。
编书立典千秋业，宠佞藏奸百弊彰。
禅位归休余韵在，兴衰功过任评量。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在那雍亲王府邸之中，一声清脆的啼哭，打破了府邸的宁静，弘历诞生了。他的父亲是彼时的雍亲王胤禛，母亲则是钮祜禄氏。这孩子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聪慧，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灵动之气，在王府的众多子嗣之中，犹如鹤立鸡群。
胤禛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先后为弘历延请了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一众名士，为他讲授儒家经典及历史典籍。在这些名师的悉心教导之下，弘历如同一棵茁壮成长的树苗，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他天资聪慧，对知识的领悟力远超常人，总是能快速掌握所学内容。仅仅12岁以前，就已“熟读四书，背诵不遗一字”，让一同学习的弟弟弘昼时常落在后面。这些名师的言传身教，不仅塑造了弘历深厚的学识，更对他的性格、志向、爱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年以后，弘历曾评价说，自己“于轼得学之体，于世远得学之用，于福敏得学之基”，足见这些老师在他心中的分量。
康熙六十一年春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康熙帝驾临胤禛的圆明园赏花，这一次偶然的相聚，让12岁的弘历走进了康熙帝的视线。康熙帝初见弘历，便被他那聪慧的模样和不凡的气质所吸引，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位阅人无数的帝王，心中涌起一股别样的喜爱之情，当即决定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从那以后，祖孙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康熙帝不仅亲自教导弘历读书识字，还让他跟随皇二十一子允禧学习弓箭，跟随皇十六子允禄学习火器。在皇家的精心培养下，弘历的骑射本领日益精湛，他的身姿在猎场上愈发矫健，眼神中也多了几分坚毅与自信。
这一年的木兰秋狝，成为了弘历人生中的又一个高光时刻。康熙帝带着弘历来到永安莽喀围场打猎，康熙帝一箭射倒一只熊后，兴致勃勃地命弘历再射，想看看孙儿的胆量与技艺。弘历毫不畏惧，迅速上马，然而，意外却突然发生。那只已经倒地的熊竟然突然立起，张牙舞爪地扑向弘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弘历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沉着，他稳稳地控住马匹，巧妙地避开了熊的攻击。康熙帝看到这一幕，心中满是赞赏，他深知，这个孙儿有着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日后必成大器，不禁感叹道：“是命贵重，福将过予”，认为弘历的福气将会超过自己。
康熙帝的格外宠爱，如同为弘历的未来铺就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为他日后被立为储君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多年后，雍正帝传位给弘历的诏书中还曾提到：“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育宫中，恩逾常格。”可见，康熙帝的这一偏爱，对弘历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雍正帝即位后，秘密立储的大幕悄然拉开。雍正元年，弘历的名字被写入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尽管名义上是秘密立储，但雍正帝的一些行为却隐隐透露出对弘历的青睐。这一年正月的祈谷礼，是雍正帝正式登基后的重要典礼，结束后，雍正帝单独召见弘历，赐予他祭祀中的胙肉。
这胙肉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非凡，在古代祭祀文化中，能得到祭祀后的胙肉，是一种特殊的荣耀，这无疑是雍正帝对弘历的一种特殊暗示。同年年底，康熙帝逝世一周年，按照常理，雍正帝本应亲自前往景陵祭拜，但他却命弘历代自己前去。这一安排，让朝中大臣们心中都有了猜测，也让弘历在众人眼中的地位愈发特殊。此外，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早年位份并不高，但雍正帝登基后，她先是被封为熹妃，随后又进封熹贵妃，位份仅在皇后之下，高于其他皇子的生母。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让弘历在皇位继承的道路上，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雍正十一年，弘历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他被封为和硕宝亲王。从这以后，他开始频繁地奉命主持祭陵、祭孔、祭社稷等重大祭祀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对他身份地位的认可，更是对他能力的一种锻炼。雍正十三年，贵州苗民为反对改土归流，揭竿而起，反抗清朝政府。雍正帝命弘历与弘昼、鄂尔泰等人共同办理苗疆事务，这是弘历第一次真正接触实际政治。在处理苗疆事务的过程中，弘历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冷静的决策能力，他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积极参与谋划，虽然年轻，但却有着老成的政治眼光，为日后登基治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圆明园中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压抑的气氛。雍正帝在处理政务时偶感不适，起初众人并未太过在意，然而，到了二十二日深夜，雍正帝的病情却突然加剧。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重臣应召匆匆进入寝宫，他们的脸上满是焦急与忧虑。二十三日子时，雍正帝在众人的悲痛与不舍中离开了人世。
在这关键时刻，鄂尔泰、张廷玉当机立断，提议总管太监取出雍正十年藏于圆明园的传位诏书。弘历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他神情庄重，缓缓跪地，接过诏书，跪拜受命。随后，弘历宣布遵雍正帝遗旨，任命庄亲王、果亲王、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这几位大臣都是朝中的元老重臣，他们在雍正帝时期就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又成为辅佐弘历的重要力量。
九月三日，太和殿上庄严肃穆，弘历正式即皇帝位于此，以明年为乾隆元年。新帝登基，天下瞩目，人们都在期待着这位年轻的皇帝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变化。
弘历一登基，便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一方针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了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心中。他深知，康熙帝时期崇尚“宽”，但到了晚年，由于臣下“奉行不善”，导致出现了很多弊端；雍正帝即位后，为了整治这些弊端，不得不采取“严”的政策，但臣下们却误解了雍正帝的本意，以为皇帝本心严厉，结果又造成了政令繁苛的局面。如今自己登基，必须要修正这些问题，找到一个平衡的治国之道。他巧妙地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为政方针统一起来，认为只是因时制宜的具体手段不同，这样既为自己改变雍正帝的一些政策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又避免了“违反祖制”的嫌疑，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宽严相济”的指导思想下，弘历大力推行仁政，与民休息。即位当年，他便大手一挥，免去了雍正十二年以前百姓所欠的钱粮。这一举措，让无数百姓欢呼雀跃，他们感受到了新皇帝的仁慈与关怀。此后，弘历又陆续减轻了多项农业和商业赋税，让百姓的生活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同时，他对雍正帝时期一些过于严苛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改革了耗羡归公、摊丁入亩、垦田升科中的弊端，停止了清丈土地、契纸契根法、营田水利等多项不合理政策。在他的努力下，百姓的生活逐渐变得安稳，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的缓和。
弘历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他积极兴修水利，开展了浙江海塘、黄河治理等多项重大水利工程。浙江海塘关乎沿海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多年来一直存在隐患。弘历亲自过问工程进展，调配人力物力，确保海塘工程顺利进行。在治理黄河时，他广纳贤才，听取各方意见，采用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法，使得黄河水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些水利工程的实施，不仅保障了农业生产，也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传统的轻商思想不同，弘历十分重视商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他清楚地认识到，商业的繁荣能够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于是，他有计划地采取措施，禁止官府勒索商人，保护商业资本的发展。他鼓励商人开展贸易活动，为商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他的支持下，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各地的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城市中的商业街区也变得热闹非凡，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除了经济方面的举措，弘历在吏治上也下足了功夫。他重视官员选拔，通过京察大计等形式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对官吏不称职的考核标准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一旦发现官员贪污腐败，绝不姑息，严加惩治。对于王室宗亲，为了避免宗室干政的弊端，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其彻底排斥在最高权力机构之外，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这一制度相沿近120年，有效地维护了朝廷的政治稳定。
然而，在乾隆初年的朝堂之上，存在着两大政治集团，分别是以鄂尔泰为首的满族官员集团和以张廷玉为首的汉族官员集团。这两大集团之间矛盾重重，经常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弘历身处两党之间，犹如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分裂。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采取抑制手段，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努力保持着两党之间的平衡。他巧妙地利用两党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相互制约，从而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后来，随着鄂尔泰的去世和张廷玉的致仕，弘历抓住时机，通过一系列手段，逐渐清除了鄂张两党的势力，彻底掌控了朝堂局势。
乾隆六年正月十三，紫禁城的朝堂之上，气氛热烈而庄重。弘历端坐在龙椅之上，目光坚定，缓缓开口宣布：“朕今年进木兰行围。”这一决定，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众人纷纷议论，有人赞赏皇帝的英明决策，认为这是恢复祖宗旧制，彰显国威的好机会；也有人心存疑虑，担心行围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弘历心意已决，他深知木兰秋狝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一次围猎活动，更是一次军事检阅和演习，对于提高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
“木兰”，满语意为“哨鹿”，多在秋天举行，所以称为木兰秋狝。这一活动以围猎为名义，实则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在历次木兰秋狝活动中，弘历总是亲作表率，他身着戎装，骑着一匹矫健的骏马，穿梭在山林之间，展现出了高超的骑射技艺。他的身影在猎场上显得格外英姿飒爽，让随行的将士们心生敬佩。在围猎过程中，弘历不仅注重对猎物的捕杀，更注重对军队的指挥和调度。他会根据地形和猎物的分布情况，合理地安排军队的阵型，下达精准的指令，让整个围猎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通过这些实战演练，八旗军士们逐渐熟悉了塞外的地理环境，提高了战斗技能，他们的协作能力和战斗意志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木兰秋狝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演习，更是弘历与蒙古王公贵族增进交流的重要契机。每次秋狝，弘历都会邀请蒙古王公贵族一同参加，他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的烤羊肉，喝着香醇的马奶酒，畅谈着草原上的风土人情和国家大事。在这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弘历向蒙古王公贵族展示了清朝的强大实力和友好态度，同时也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和想法。通过这种方式，弘历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巡视和震慑，密切了边疆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使得多民族统一国家更加安定团结。在木兰秋狝的影响下，蒙古地区对清朝的归属感越来越强，边疆地区的局势也更加稳定，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雍正年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本意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促进民族融合。然而，由于官府在执行过程中滥征钱粮，激起了贵州地区苗民的强烈反抗。这场苗乱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蔓延开来，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百姓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在即位前，弘历就奉雍正帝之命参与办理苗疆事务，登基后，他更是将平定苗乱视为“目前第一要务”。当时的朝堂上，对于如何处理苗疆问题，大臣们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停止“改土归流”，甚至放弃苗疆，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冲突和损失；而弘历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深知苗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绝不能轻易放弃。经过深思熟虑，弘历力排众议，坚持出兵平乱。他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贵州巡抚，总理苗疆事务，赋予他全权处理苗疆事务的权力。
为了规范清军纪律，避免不必要的杀戮，弘历特意下令禁止清军滥杀无辜，提倡以德济威，争取民心。他深知，单纯的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赢得苗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苗疆的长治久安。张广泗接到命令后，深知责任重大，他精心制定作战计划，充分利用地形和兵力优势，对苗民起义军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同时，他也严格执行弘历的命令，尽量避免伤害无辜苗民，对于投降的苗民，给予宽大处理。
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苗民起义军逐渐陷入困境。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战斗，乾隆三年，张广泗终于平定了整个苗疆。弘历得知消息后，心中十分欣慰，他下令“永除苗赋”，并奉行“以苗治苗”的政策。在当地的争讼处理上，按照苗例办理，不必一概以官法处理，充分尊重了苗民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同时，弘历还对派往苗疆的官吏进行了严格审核，确保他们能够公正廉洁地为苗民服务。为了改善苗民的生活条件，他在贵州推行屯田制度，让苗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安居乐业。这些措施的实施，弱化了苗疆的社会矛盾，减轻了苗民的负担，使得苗疆地区在之后的近60年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瞻对，这个位于四川省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宛如一颗神秘的明珠，却也隐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当地部落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民风极为强悍，由于地处交通要道，经常发生聚众抢劫行旅的事件，那些劫匪被称为“夹坝”。过往的商人和行人常常谈之色变，这片地区也因此成为了西南地区的一个治安难题。
乾隆九年，一支途经瞻对的小股官兵竟然也遭到了抢劫，这一事件引起了弘历的高度重视。堂堂大清官兵，竟然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劫匪抢劫，这简直是对朝廷威严的公然挑衅。弘历拍案而起，决心要彻底解决瞻对的问题。
乾隆十年四月，弘历果断命川陕总督庆复出兵进剿瞻对。庆复接到命令后，不敢有丝毫懈怠，迅速调集兵马，制定作战计划。他深知瞻对地区地势复杂，部落众多，想要平定并非易事。然而，在弘历的严令和期望下，他只能勇往直前。
清军进入瞻对地区后，面临着诸多困难。高原地区的恶劣环境让许多士兵出现了高原反应，战斗力大打折扣；当地部落的抵抗也十分顽强，他们熟悉地形，常常利用山林和峡谷进行伏击。但是，清军并没有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战斗力，与当地部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清军终于取得了胜利，平定了瞻对。
然而，这场胜利却留下了一个隐患。下瞻对首领班滚在清军的围剿下，竟然成功逃脱。庆复为了早日结束战事，向弘历报称班滚烧死于战火之中，尸体难以辨认。弘历虽然对此心存疑虑，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只能同意班师。战后，弘历对瞻对实行了一系列加强管辖和巡查的政策，严禁抢劫行为，这使得该地区迎来了长期的稳定。但班滚的逃脱，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他的存在，让邻近土司对中央政府的实力产生了怀疑，间接推动了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大小金川，这片位于大渡河上游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宛如一块美丽却又充满纷争的土地。这里的部落之间历来冲突不断，矛盾错综复杂。乾隆十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野心勃勃，他发兵袭取小金川，并多次进攻邻近土司，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四川巡抚纪山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弹压，然而，他低估了莎罗奔的实力和金川地区的复杂地形，清军初战失利，这让朝堂上下一片哗然。
弘历意识到，金川虽小，但地理位置关键，若任由莎罗奔嚣张，不仅会破坏西南边疆的稳定，还可能引发其他土司的效仿，动摇朝廷对该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决定再次启用张广泗——这位在平定苗疆中立下大功的老将，命其为川陕总督，前往金川平叛。
张广泗抵达金川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棘手。金川地区山高谷深，土司们利用险峻的地形修建了大量战碉，这些碉楼依山而建，高达数十米，墙体坚固，易守难攻，堪称天然的防御工事。清军的火炮对其难以造成实质性损伤，士兵们仰攻时更是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之下，伤亡惨重。
更让张广泗头疼的是，当地土司之间关系盘根错节，时而联合抗清，时而互相攻伐，清军很难摸清他们的真实动向。莎罗奔更是狡猾，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不断袭扰清军，让张广泗的大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战局僵持不下，消息传到京城，弘历的耐心也逐渐耗尽。
乾隆十三年，弘历派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前往前线督师。讷亲是开国功臣之后，素来骄横，他一到前线就盲目下令强攻，结果清军损失更为惨重，士气大受打击。而张广泗与讷亲又互相掣肘，矛盾重重，致使战事毫无进展。《清史稿》中记载：“讷亲至军，限三日取噶拉依，攻之不下，伤亡甚众。广泗持异议，讷亲益不怿，军无统帅，士皆解体。”
弘历得知前线的混乱局面后，龙颜大怒。他深知，这样下去只会白白消耗国力，于是果断采取措施：将讷亲革职处死，张广泗也因指挥不力被押解回京斩首。随后，弘历任命傅恒为经略，前往金川主持战事。
傅恒吸取了前两人的教训，到达金川后，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先整顿军纪，鼓舞士气，同时深入了解地形和土司内部的矛盾。他发现，金川土司虽然表面团结，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一些小土司对莎罗奔的霸道早已不满。于是，傅恒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对顽抗者坚决打击，对愿意归顺的则给予优待。
在军事上，傅恒针对战碉的特点，制定了“断其水道、困其粮道”的战术，派士兵绕到碉楼后方，切断其水源和补给。同时，他还命令工匠改进火炮，增加射程和威力，专门轰击碉楼的薄弱之处。在傅恒的精心部署下，清军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莎罗奔的势力被不断削弱。
乾隆十四年，莎罗奔见大势已去，再也无力抵抗，只好带着部众向清军投降。第一次金川之役终于以清军的胜利告终。这场战役持续了近三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让弘历深刻认识到西南土司问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也为后来的改土归流政策提供了惨痛的经验教训。
准噶尔部一直是清朝西北边境的心腹大患。康熙、雍正两朝都曾与准噶尔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乾隆时期，准噶尔内部发生分裂，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为了争夺汗位，互相攻伐，使得准噶尔陷入了混乱之中。
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的争斗中失利，走投无路之下，率领部众归顺了清朝，并向弘历献上了平定准噶尔的计策。弘历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绝佳时机。他力排众议，决定出兵准噶尔。
乾隆二十年，弘历任命班第为定北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兵分两路，向准噶尔发起进攻。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准噶尔部众早已厌倦了内部的纷争，纷纷望风而降。达瓦齐率领残部逃到伊犁西南的格登山，负隅顽抗。清军将领阿玉锡率领二十余名骑兵，趁夜突袭达瓦齐的营地，准噶尔军队以为清军主力赶到，顿时溃不成军，达瓦齐仓皇逃窜，最终被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擒获，献给了清军。
平定达瓦齐后，弘历本想对淮噶尔部进行安抚，将其分为四部，由四汗分别管理。然而，阿睦尔撒纳却心怀异志，他并不满足于清朝给予的封赏，一心想成为整个准噶尔的大汗。于是，他暗中勾结其他部落，发动了叛乱。
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让弘历震怒，他立即下令再次出兵平叛。乾隆二十一年，清军兵分三路，再次进入准噶尔地区。此时的准噶尔部经过长期的战乱，早已元气大伤，加上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不得人心，清军进展顺利。阿睦尔撒纳见势不妙，逃往沙皇俄国。
清军多次向俄国索要阿睦尔撒纳，但俄国方面却以各种理由推脱。直到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在俄国患上天花去世，俄国才将他的尸体交给清朝。至此，准噶尔部的叛乱被彻底平定，清朝终于完成了对西北边疆的统一。《清史稿》中记载：“准噶尔平，拓地二万余里，西域悉入版图。”
准噶尔部被平定后，回部（维吾尔族）贵族大小和卓木（波罗尼都、霍集占）趁机发动叛乱。大小和卓木原本是被准噶尔部囚禁的，清军平定准噶尔后，将他们释放，并让他们管理回部事务。但他们却妄图分裂国家，自立为王。
乾隆二十三年，弘历任命兆惠为定边将军，率领清军前往回部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起初兵力较少，在叶尔羌城被叛军包围，陷入了困境，史称“黑水营之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兆惠率领清军将士坚守阵地，与叛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
乾隆二十四年，清军援军赶到，与兆惠的军队内外夹击，叛军大败。大小和卓木率领残部逃往巴达克山，被当地首领擒杀，其首级被献给清军。回部叛乱被平定后，弘历在回部地区设立了伊犁将军，总管新疆地区的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管辖。
除了上述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外，弘历在位期间还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被他自己称为“十全武功”，包括平定大小金川（第二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败廓尔喀（两次）、征讨缅甸、征讨安南等。
第二次金川之役发生在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之孙）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再次发动叛乱。弘历任命温福、阿桂为将，率军平叛。这场战役同样打得十分艰难，温福在战斗中阵亡。最终，在阿桂的指挥下，清军于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了叛乱，将大小金川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发动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弘历派福康安率军前往镇压，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起义被平定。
廓尔喀（今尼泊尔）曾两次入侵西藏，弘历两次派福康安率军入藏反击，均取得了胜利，不仅击退了廓尔喀的入侵，还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的管理。
此外，弘历还曾对缅甸、安南等国发动过战争，虽然这些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朝的“天朝上国”地位，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力。
“十全武功”的取得，使得清朝的疆域达到了顶峰，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葱岭，东至库页岛，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但同时，这些战争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清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弘历不仅在武功方面颇有建树，在文治方面也毫不逊色。他深知文化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文化事业，组织编修了大量的书籍，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弘历下令设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纪昀为总纂官，组织全国着名的学者参与编纂工作。《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浩大，历时十三年才完成。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书籍3461种，卷，约8亿字，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保存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编纂过程中，弘历也借此机会对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凡是涉及反清思想、民族矛盾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遭到销毁或篡改。据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书籍多达三千余种，这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除了《四库全书》外，弘历还组织编修了《明史》《大清一统志》《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重要书籍。这些书籍的编修，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文学艺术方面，弘历本人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据统计，多达四万余首，堪称中国历史上创作诗歌最多的皇帝。虽然他的诗歌在艺术成就上并不算太高，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描写景物、抒发情感的佳作。
弘历还十分重视书法绘画，他本人的书法功底深厚，擅长楷书和行书，其书法作品遍布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他还收藏了大量的历代书法绘画珍品，并在上面题字盖章，虽然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作的完整性，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书法绘画艺术的喜爱。
乾隆中期，清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但在盛世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诸多危机。
吏治腐败是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尽管弘历多次下令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和珅案。和珅是弘历晚年最宠信的大臣，他利用弘历的信任，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聚敛了巨额的财富。据统计，和珅的家产相当于当时清朝十几年的财政收入，其贪污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土地兼并问题也日益严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流民。这些流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的统治。乾隆后期，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却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闭关锁国政策也是导致清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弘历时期，为了防止外来势力的入侵和维护清朝的统治，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这一政策使得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错过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机遇，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
此外，弘历晚年生活奢靡，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宫殿园林，如圆明园、避暑山庄等，耗费了大量的国力。他还多次南巡，每次南巡都耗费巨资，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乾隆六十年，弘历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他想起自己的祖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为了表示对祖父的尊敬，他决定禅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自己则成为太上皇。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弘历在太和殿举行了禅位大典，将皇位传给了颙琰。但实际上，弘历并没有真正放弃权力，仍然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颙琰只是一个傀儡皇帝。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弘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的去世，标志着“康乾盛世”的结束。
弘历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在位六十年，加上三年太上皇，实际掌权六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创造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但同时，他也实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如闭关锁国、文字狱等，导致清朝逐渐走向衰落。
正如《清史稿》中对他的评价：“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弘历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统治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