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视角）
天色蒙蒙亮，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推开窗，看见营长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一份刚送来的战报，眉头拧成了疙瘩。
“老张，你来一下。”他声音沙哑，眼底布满血丝。
我披上衣服快步走出去。营长把战报递给我，手指点在几个关键数字上：“看看，又是因为地图看错，三连差点钻进鬼子的包围圈。要不是老乡报信及时……”
战报上清楚地记录着，三连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有个战士把地图上的方位标反了，导致全连偏离预定路线五里多地。这不是第一次了。上个月，二营送来的弹药数量被登记错了小数点，差点造成阵地弹药断供。更早之前，还有个排长把“拂晓进攻”理解成了“午后进攻”，贻误战机。
“咱们独立营，”营长重重叹了口气，“能打仗的兵不少，可识字的，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我沉默着。作为参谋长，我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全营八百多号人，能完整读写五百字的不到三十人，大多数战士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每次战斗部署，全靠口头传达，作战地图成了摆设，缴获的鬼子文件要送到团部才能翻译。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营长突然站定，转身盯着我，“老张，这个事你得牵头。咱们得搞个扫盲运动，就从认字开始。”
我愣了一下：“现在？鬼子刚搞完铁壁合围，部队还在休整，训练任务这么重……”
“正因为鬼子不会给咱们喘息的机会，才更要抓紧！”营长打断我，“一个文盲军队，永远只能被动挨打。我要的是一支能看懂地图、会写战报、能分析敌情的部队。”
他越说越激动：“你去统计一下，把所有识字的干部战士都组织起来，成立个教导处。我不管你是用树枝在地上划拉，还是找老乡借石板，一个月内，我要看到成效！”
命令下来了，我这个参谋长又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让全营八百多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汉子，在炮火连天的间隙学会认字写字。
接下来的三天，我带着几个参谋开始了全营文化水平摸底。结果令人沮丧：能流畅阅读报纸的只有7人，能写简单书信的23人，认识常用字但不会写的约50人，剩下的全是纯文盲。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三连的那天。我问一个叫铁柱的老兵：“认识自己的名字吗？”
他憨厚地笑着，用长满老茧的手比划着：“报告参谋长，俺就知道姓王，具体咋写，不记得了。”
“那打仗时怎么看地图？”
“俺不看地图，”他挺直腰板，“俺跟着班长走，班长指哪俺打哪。”
旁边一个刚入伍半年的小战士插话：“参谋长，俺在老家上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
我让他写写看。他憋红了脸，歪歪扭扭地写了个“打”字，缺了一横，写“鬼子”的“鬼”字时，把下面的“厶”写成了“田”。
摸底结束后，我在油灯下整理名单。全营文化水平最高的居然是卫生队的一个女卫生员林秀珠，她上过女子中学。其次是营部文书小赵，读过完小。各连的指导员虽然也识字，但水平参差不齐。
我把情况向营长汇报。他听完沉默良久，突然问：“老张，你还记得咱们刚成立独立营时，怎么说的吗？”
“记得。要打造一支不一样的部队。”
“对，”营长站起身，走到墙上的作战地图前，“不一样的部队，首先得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明天就成立教导处，你兼任处长，把林秀珠调过来当副处长，各连指导员都是教员。告诉全营，从营长到炊事员，人人都要学文化！”
第二天，我在全营大会上宣布扫盲决定时，底下一片哗然。
“参谋长，俺们是来打鬼子的，学那玩意儿干啥？”一连长张大彪第一个嚷嚷。
“就是，认字能认死鬼子吗？”下面有人附和。
营长猛地站起来，会场立刻安静了。
“不认识字，你们连鬼子都打不明白！”营长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上，“上次是谁把‘机枪向左移动五十米’看成了‘五百米’，差点把机枪送到鬼子嘴边？是谁把‘三号高地’看成了‘八号高地’，让增援部队跑错了地方？”
底下没人吭声了。
“从今天起，”营长环视全场，“每天训练之余，必须保证两个时辰的学习时间。一个月后考核，不及格的，干部撤职，战士不得参与重要任务！”
命令是下了，可具体怎么实施，还是个难题。
林秀珠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说话细声细气，但做事极其认真。她带着几个识字较多的战士，连夜编了一套识字教材。
“参谋长，我觉得应该从战士们的名字和常用口令教起。”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这样既实用，又能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
我点头同意：“教材要简单实用，最好能跟战斗生活结合起来。”
我们决定把扫盲分成三个层次：纯文盲班学认写300个常用字；有点基础的学500字；干部要掌握800字，还要学习看地图、写战报。
最大的困难是教具。纸张稀缺，墨水更是珍贵。最后还是营长想出了办法：每人发一块木板，涂上锅底灰，用树枝当笔。高级班的才能分配到几张草纸和一小截铅笔。
学习场地更是五花八门：大树下、打谷场、甚至战壕里，随时随地都是课堂。
第一天上课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傍晚时分，各连把战士们带到指定地点。林秀珠站在一块用木炭画了格子的黑板前，紧张得手都在抖。
“同、同志们，今天我们先学五个字。”她在黑板上写下：八、路、军、打、鬼。
“这个念‘八’，八路军的八。”她的声音起初有些发颤，但越来越响亮。
底下跟着念：“八——”
声音参差不齐，有的洪亮，有的含糊。
“用手比划一下，一撇一捺……”
我巡视到三连的学习点时，看见铁柱正对着木板发愁。他手里的树枝都快捏断了，木板上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墨团。
“参谋长，这比拼刺刀难多了。”他哭丧着脸。
我蹲下身，握住他的手：“来，我教你。一撇，一捺，这就是‘八’。”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裂口，握枪很稳，握树枝却一直在抖。
“对了，就这样。”我鼓励他。
他写出了一个勉强能认出的“八”字，高兴得像个孩子：“参谋长，俺会写字了！”
然而，困难接踵而至。
首先是抵触情绪。不少老兵觉得学文化是“瞎折腾”，一上课就打瞌睡。有的干部也阳奉阴违，表面上组织学习，实际上放任自流。
更麻烦的是，鬼子的扫荡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经常打断学习计划。往往是今天刚学会几个字，明天就要急行军，等回来时又忘光了。
一周后的摸底测试，结果惨不忍睹：纯文盲班能认出50个字的不到三分之一，能写出来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把情况向营长汇报，建议是否放缓进度。
“不行！”营长斩钉截铁，“越是困难越要坚持。从明天起，我带头学，你们把课堂搬到训练场上，边训练边认字。”
营长说到做到。第二天刺杀训练时，每个靶子上都贴了字卡；射击预习时，战士们要先读出远处的字牌才能开枪；甚至吃饭前，都要认出炊事班挂出的当日菜名牌。
这种“见缝插针”式的教学很快见效。战士们发现，认字不仅不是负担，反而给枯燥的训练增添了乐趣。
更让我感动的是战士们自发的互助。识字多的帮识字少的，年轻的教年长的。晚上宿营时，经常能看到两个人挤在一盏油灯下，一个认真地教，一个专心地学。
铁柱和三连那个上过私塾的小战士李小明结成了对子。李小明才十六岁，但认识不少字；铁柱虽然大字不识，但在战场上救过李小明两次。
“班长，这个‘冲’字很好记，”李小明在木板上写着，“就像一个人弯着腰往前冲。”
铁柱眯着眼睛，一笔一划地模仿：“嗯，是有点像。”
半个月后，我再次巡视各连，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战士们开始用识字来改善生活。有的在枪托上刻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学会了认路标，不再走错路；最让我惊讶的是，居然有人开始尝试写家书了。
一天晚上，铁柱扭扭捏捏地来到营部，手里攥着一块木板。
“参谋长，俺、俺想给老家写封信，能帮俺看看写得对不对吗？”
木板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娘，俺在部队很好，打鬼子，学文化。俺会写名字了：王铁柱。等打完鬼子，俺回家孝顺您。”
虽然“孝”字写错了，但这份心意让我动容。
“写得很好，”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让文书给你抄在纸上，明天就托人捎回去。”
铁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我们开始教授更实用的内容：如何看地图上的等高线、如何识别鬼子的部队番号、如何记录弹药消耗……
效果很快在实战中显现出来。
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中，一连的一个战士凭借刚刚学会的几个日文字母，认出了鬼子运输车上的“弹药”字样，及时调整了作战重点，缴获了大量急需的弹药。
还有一次，三连在转移途中，靠着一个战士认出路标，避免了走进鬼子设置的假路线。
最让营长高兴的是，各连的战报开始写得有条理了。虽然还是错字连篇，但至少能看懂大概意思。
一个月期限到了，全营进行文化考核。
考核方式很特别：认读100个常用字，写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干部还要模拟口述一份战报。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全营文盲率从原来的90%下降到35%，有近五百人掌握了300个常用字，一百多人达到500字水平，干部全部合格。
营长在考核总结会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这才像样！”他翻看着成绩册，“不过这只是开始。下一步，要让大家会看书、会看报、会写总结。”
庆祝大会上，铁柱作为学习标兵上台发言。他拿着稿纸——虽然还是别人帮他写的，但这次他能磕磕巴巴地读下来了。
“以前俺觉得，当兵的会打仗就行，”他读得很慢，但很认真，“现在俺知道了，有文化的军队才能打胜仗。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俺还要学更多的字，看很多书……”
台下掌声雷动。
我站在营长身边，轻声说：“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营长望着台下那些因为学会写字而兴奋不已的战士们，眼神深邃：“老张，你说等咱们胜利了，这些战士回到家乡，一个个都能读会写，那会是什么光景？”
我忽然明白了营长的深意。我们不仅在培养更好的士兵，更在塑造新中国的主人。
扫盲运动继续深入。我们开始组织读报组，把缴获的报纸作为教材；开办了流动图书馆，几本翻烂了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战士们手中传阅；甚至还举办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我为什么革命》。
铁柱也参加了比赛。他口述，李小明记录，写了这样一段话：
“俺原来觉得，革命就是打鬼子，为爹娘报仇。现在学了文化，俺懂了，革命是要让所有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认字。等俺有了孩子，一定要让他读书，读很多很多书。”
我把这篇作文拿给营长看。他看了很久，然后在空白处批了一行字：
“这就是我们革命的意义。”
转眼间，扫盲运动开展了三个月。独立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士们说话更有条理，思维更加敏捷，就连日常的军事训练都因为理解了战术原理而效果倍增。
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风气正在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学习。
一次我去各连检查内务，发现每个班的墙上都贴了识字卡片，床头都放着练字的木板。早操前的十分钟，全营会齐声朗读当日的学习内容；晚点名时，各连要汇报今天又学会了几个字。
就连最抵触的张大彪，也悄悄来找我：“参谋长，能不能给俺开个小灶？俺这个连长，总不能落在战士后面。”
我笑着答应了。从此，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张大彪在油灯下笨拙地练字，嘴里还念念有词。
深秋的一天，我们截获了一份鬼子情报。林秀珠带着几个文化教员连夜破译，发现鬼子要对根据地进行新一轮扫荡。
凭借着准确的情报和全营官兵对地图的熟练掌握，我们不仅成功跳出了鬼子的合围圈，还反其道而行之，端掉了鬼子的一个前线指挥所。
庆功会上，营长特意举杯向教导处的同志们敬酒：“这次胜利，有你们的一半功劳！”
林秀珠羞红了脸，但眼神里满是自豪。
那天晚上，我站在营部门前，看着远处各个连队里透出的点点灯火。那是战士们在学习文化。在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在这些朝不保夕的军人中间，知识的种子正在顽强地生根发芽。
营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老张，想什么呢？”
“我在想，等革命胜利了，这些战士会成为什么样的建设者。”
营长笑了：“他们会是新中国最好的建设者。因为他们在战火中明白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样都不能少。”
是啊，我望着满天星斗，心中充满希望。这场扫盲运动，不仅让独立营变成了一支能文能武的部队，更重要的是，它让每一个战士都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个不再有文盲、不再有压迫的新世界。
而为了这样的世界，我们所有的牺牲和奋斗，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