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的初夏总带着股挥之不去的湿腥气——那是伊通河的水味，混着田地里新翻的泥土香，本该是农户们忙着插秧的时节，马家哨口的田埂上，却早没了往年的热闹。
“永清哥，再这么挖下去，咱们这一片的田，早晚得被淹了！”旁边的王老汉凑过来，声音发颤，“你看那引水渠，直通伊通河，等坝一筑好，水一涨，咱们的地还有好？”
孙永清站起身，望着绵延向远处的土沟，心里堵得慌。看来没办法了，只能去找官府了，于是他们下定了决心，凑了些钱，托人写了请愿书，二十多个人结伴往长春县城赶。
县衙前的石狮子底下，孙永清他们举着请愿书站了大半天，日头晒得人头晕，直到门房老张头匆匆跑出来，说“马县长知道了，会尽力办的”，他们才松了口气。
乡亲们都挺高兴——这些年官府征粮派差，哪次不是变着法儿搜刮？这次没翻脸、没拿人，还应下了事儿，已是难得。
孙永清领着人往回走，一路上都在安慰着大伙儿说：“马县长是读书人，编县志呢，讲究留名后世，肯定不会不管咱们的死活。”
可这“尽力办”，一等就是半个月。土沟越挖越长，都快挖到邻村了，县衙那边连个传话的小办事员都没来。
孙永清急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邻村人说过，三区区长曾彦士是个“亲民的好官”，现在看来只能去那里碰碰运气了。
区署在双阳县界的小镇上，院子不大，门口站岗的保卫人员，见他们是农户，倒也没拦着。
进去时，曾彦士正坐在桌子旁看公文，穿一身灰布长衫，戴副圆框眼镜，见他们进来，连忙起身让座，还让勤务兵倒了碗凉茶。
“孙老哥，你们的事，我早有耳闻听。”曾彦士的语气和蔼，手指在公文上敲了敲，“马家哨口的田，是你们的命根子，这事政府确实应该管一管的。”
孙永清把侨民挖沟占田、找郝永德理论、去县衙请愿的事一五一十说了，末了还很自然的挤出几滴眼泪，妄图博得同情。
曾彦士皱着眉听着，等他说完，才放缓了语气：“孙老哥，你们放心。马县长许是忙着编《长春县志》，一时没顾上这事儿。我这就给县府去信，催催他，让他尽快派人去查，把契约的事弄清楚，绝不能让你们的田白白被占了。”
他说得恳切，还亲自把他们送到门口，拍着孙永清的肩膀说：“回去等消息，我这边一有准信，立马让人通知你们。”
孙永清等人千恩万谢地回了村，乡亲们又开始了等待。可这次等得更久，连曾区长那边也没了动静——他们不知道，马仲援压根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此刻的县衙后堂，马仲援正对着摊开的《长春县志》稿本出神。在仕途无望之后，编县志是他这辈子最要紧的事——往后县志里写一句“马仲援，民国间知长春县事，主修县志，垂范后世”，比任上做再多的实事都要光荣。
门房老张头之前就报告过民众请愿的事，马仲援当时正在操心怎么应对上面税收的事情。他当场就烦了：“什么请愿？这些刁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来搅我正事！”他让老张头出去安抚，心里却没当回事——农户的鸡毛蒜皮，哪比得上编县志留名后世重要？
本着小官不管大事的原则马仲援把烫手山芋递给了自己上司——长春市政筹备处周玉炳。
周玉炳是成熟的老政客，他当然知道，如今的东北局势是怎么样的，像这种一碰就炸的中日摩擦事件，他才不沾手了。
于是他把这件事就上报了吉林省府，让他上司的上司张作相去头疼吧。
下面的人会找上面的人顶锅，上面的人肯定会找下面的人背锅。
于是一封电报就层层压了下来。
电报是吉林省府发来的，字里行间透着严厉：朝鲜侨民未经许可擅入马家哨口挖沟占田，违反中朝公约，令长春县政府立即派员协同警察劝止侨民出境，传讯郝永德及地主张鸿宾、萧翰林等人，限三日内解除契约，若有违抗，从严处置。
马仲援捏着电报，指节都泛了白——他这才知道，那些“刁民”的事竟闹大了。
马仲援被噎得说不出话，心里又气又悔——早知道这事儿会闹到省府，他当初就该上点心。
怒气未消之机，他立马传讯萧翰林、张鸿宾等十二人让他们解决此事。这些乡绅怕省府追责，三天内就乖乖解除了与郝永德的契约，还主动递了“遵令具结”的文书。
可到了郝永德这儿，事情又卡壳了。
“郝永德，省府的指令你知道了吧？”马仲援坐在堂上，脸色铁青，“限你三天之内，解除与朝鲜侨民李升薰等人的契约，让他们立刻停工出境！”
“哎呀，马县长，这可不行啊。”郝永德脸上的笑收了收，叹了口气，“我跟李升薰他们订的契约，是花了真金白银的——这要是解除了，我损失可就大了！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但是日本人受了委屈，那事情可就大了。”
两人相互忌惮，话不投机半句多。草草结束了会面。
郝永德并没有把这位县长放在心里，但这一切在上级的逼迫下，马仲援是真的急了。
几天过去之后，郝永德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曾彦士又给县府发了信催问，马仲援忍无可忍，5月31日一早，传了县公安局长鲁绮，让他带两百名骑警，立刻赶赴马家哨口，务必让侨民停工解散。
鲁绮是行伍出身，做事干脆利落。骑警队浩浩荡荡出了城，马蹄踏在土路上，扬起一路尘土，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马家哨口。田埂上，侨民们还在挖沟，郝永德的家丁在旁监工，孙永清和几个乡亲正跟家丁争执，脸色涨得通红。
“都住手！”鲁绮勒住马，声音洪亮，骑警们齐刷刷翻身下马，手里的长枪往地上一戳，顿时起了一片整齐的声响。
家丁和侨民都被吓了一跳，停下手里的活看向这边。鲁绮走到侨民面前，身后跟着两个会说朝鲜话的翻译，把省府的指令和县政府的要求说了一遍：“你们未经中国官厅许可，擅入农村占田挖沟，违反了中朝公约。现在，限你们两天之内停工解散，全体返回长春城，不得再在此地逗留。”
侨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满是犹豫。都不肯离开，毕竟在这里忙活了大半年，啥也没有得到，如何甘心啊！
领头的侨民叫申永均，四十多岁，皮肤黝黑，手上满是老茧，他走到鲁绮面前，通过翻译问道：“长官，我们是跟郝永德订了契约的，他说这里的地是他的，让我们来种，如今让我们离开，我们的损失怎么办了？”
“郝永德那边，县府会处理。”鲁绮沉声道，“你们现在要做的，是立刻停工，两天之内离开这里。要是逾期不走，就按省府指令，强制遣返——到时候，你们不仅拿不到补偿，还会被关押审查。”
申永均和其他侨民低声商量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周围荷枪实弹的骑警，终于松了口——他们是来中国做工的，不是来惹麻烦的，要是真被关押审查，反而得不偿失。申永均让翻译写了份甘结，自己和另外几个侨民代表签了字、按了手印，递到鲁绮手里。
甘结上写着：“今蒙贵局长忠告劝导，始知被郝永德欺蒙，大众情愿停工，于二日内全体回长，决无迟延。倘至期如不走者，代表等甘愿领咎。恐口无凭，立此甘结是实。”
鲁绮收起甘结，又叮嘱了申永均几句，才带着骑警离开。孙永清和乡亲们看着骑警的背影，又看了看正在收拾工具的侨民，终于露出了半个多月来第一个笑容——他们的田，总算保住了。
可他们没料到，这场“保住田”的欢喜，只持续了不到一天。
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当天就得了消息。他坐在领事馆的西洋沙发上，手里捏着电报，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日本早就想攫取万宝山的土地租借权，计划在伊通河两岸开十七条水渠，灌溉两万垧水田，再迁两三万朝鲜农民过来，借着“保护侨民”的名义设领事馆、警察署，把势力伸到长春腹地——郝永德转租土地给朝鲜侨民，本就是他暗中授意的，怎么可能让事情就这么结束？
田代重德立刻叫来了日警土屋波平和高桥，让他们带着两名警察，连夜赶赴万宝山。
贾家店的小客栈里，土屋波平把申永均叫到房间，手里的武士刀“唰”地抽出来，刀光映着申永均的脸，土屋的声音冷冰冰的：“你们签了甘结要走？谁让你们走的？这是日本的计划，你敢违抗？”
申永均吓得腿都软了，土屋波平又放缓了语气，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递过去：“只要你接着挖沟，不仅郝永德的工钱给你，我们再给你加钱。要是敢走，或者把今天的事说出去，你知道后果。”
申永均看着银元，又看了看武士刀，最终做了最明智的选择。
第二天一早，鲁绮就接到了消息——申永均翻供了，说“受日本人命令，死也不撤”，侨民们又拿起铁锹挖沟了。鲁绮气得够呛，带人赶到马家哨口，把申永均带回县衙讯问。
申永均哭丧着脸，哆哆嗦嗦地说：“是日本人逼的……他们说，不听他们的，就的死”。
这边还没处理完，田代重德又出了新动作。接下来的几日他派便衣日警数人携枪去马家哨口，名义上“保护侨民”，实则督促他们继续挖沟。
鲁绮再带警察去交涉，日警中川义治竟拦在前面，双手叉腰，语气强硬：“侨民是受我们保护的，没有领事大人的命令，谁也不能让他们停工！”
鲁绮皱着眉：“这里是中国领土，你们无权干涉！”
“领土？”中川义治嗤笑一声，“侨民在这里受了欺负，我们就得保护——这是日本的责任！”说着，他身后的日警还把枪掏了出来，枪口隐隐对着中国警察。
两百名中国骑警和数十名日本警察，就这么对峙在田埂上。空气里满是火药味，风吹过土坝，扬起的尘土落在双方的帽檐上，谁都没动——鲁绮接到的命令是“劝止”，不能先动手；中川义治是来“挑事”的，也在等时机。
长春市政筹备处的周玉炳很快得了信，几次跟日领田代重德交涉，要求撤警、停工，田代重德却置之不理，反而增派日警，还放话要“保护侨民权益”。马
仲援和周玉炳不敢跟日本人硬刚——上头他们的少帅怕日本怕的要死，怕把事情闹大，只能反复发函交涉，可日方态度越来越强硬，不仅督促侨民加快挖渠，还限他们七日之内竣工。
孙永清看着土沟一天天延长，堤坝越筑越高，知道再等下去，田就彻底毁了。于是，他召集了二、三区五百多农户，在万宝山的打谷场上开大会。打谷场中间的老槐树下，孙琅瑄站在石碾子上，声音洪亮：“官府靠不住，咱们不能等！明天一早，各家各户出工，咱们自己填沟！就算跟日本人硬碰硬，也不能让他们毁了咱们的田！”
乡亲们都红了眼，齐声喊“好”——田是命根子，没了田，一家子都活不下去，还怕什么？
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三百多农民扛着锹镐、拿着锄头，浩浩荡荡往马家哨口去。孙永清走在最前面，手里攥着把磨得发亮的铁锹，心里又紧张又坚定。到了土沟边，大伙儿二话不说，跳进沟里就开始填土，铁锹挖起的土块砸在沟里，发出“咚咚”的声响。
日警八个人站在沟边，叉着腰喊“不准填”，可农民们不理他们，只顾着填沟。长春县公安局第二分局长田锡毅带着七个警察赶来，要制止他们，被愤怒的农民推搡着，连帽子都掉在了地上。
傍晚时，日人高桥走过来，盯着孙永清，语气阴狠：“明天你们还敢来，就多准备棺材吧。”
孙永清没怕——他回家找了把祖传的猎枪，擦得锃亮，又揣了把菜刀在怀里。
第二天日一早，更多农民来了，有扛着猎枪的，有拿着镰刀的，连村里的老人都拄着拐杖跟在后面，说“要保田的人一起走”。
八点刚过，日警先动了手。中川义治一挥手，十几个日警冲过来，抢农民手里的锹镐，还动手打人——王老汉被一个日警踹倒在沟里，额头磕在石头上，流了满脸血。农民们急了，跟日警扭打在一起，沟里的土被踩得稀烂，混着血和汗。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日警开枪了！
一群农民哪里是核弹实枪的日本人的对手，瞬间争执现场就变成了一边倒得屠杀。
……
最终日本达到了目的，中国人白死了，政府是不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