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的旧金山港，晨雾比五年前淡了许多，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海号”货轮的甲板上，把黄铜栏杆照得发亮。陈玄扶着栏杆望向东方，维多利亚港的方向已能隐约看见红色灯笼的轮廓——那是华润公司的接应信号，也是五年来最后一批归国学子即将安全抵港的标志。他摸了摸内袋里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总理三年间写来的三封信，纸张随年月泛着浅黄，字迹依旧沉实，却藏着不同国际风云下的焦灼与期许，像一串沉甸甸的锚，稳住了这五年暗礁密布的航程。
1952年春的寒意，陈玄至今记得清楚。那时《麦卡伦-沃尔特斯法》刚通过，唐人街的空气都像结了冰，FbI探员拿着打印整齐的“敏感人员清单”挨家排查，留学生公寓的信箱被撬得变形，连加州大学图书馆的物理期刊借阅记录都要被抄走核对。周会长把揉皱的《旧金山纪事报》拍在商会八仙桌上，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新法案把‘共产主义关联’写进移民法，只要是学物理、机械、航空的，护照续签全冻结，连往国内寄封信都要被拆查。”陈玄和朱成碧坐在一旁，看着桌上摊开的“江海号”航线图，直航香港的路线被红笔圈了又圈——前两个月，一艘华人货运船因“涉嫌携带敏感人员”被扣留，船员至今还在拘留所里。
就在两人焦头烂额时，总领事馆的老吴冒着雨来了，怀里护着个比1951年更厚的信封，封口火漆上印着小小的五角星。“总理的信，刚从北京转来，特意叮嘱‘务必亲手交给陈、朱二位’。”老吴的声音压得极低，眼神扫过窗外——巷口米勒的身影还在，只是风衣换成了短外套，手里的报纸换成了便携式收音机，“国内‘一五’计划刚开局，急着要人才，这信里肯定有办法。”
陈玄用拆信刀挑开火漆，展开信纸，道林纸的质感比1951年的毛边纸更挺括，总理的字迹却比从前更紧凑，像在与时间赛跑：“成碧、陈玄二同志鉴：美国新颁移民法，以‘国家安全’之名困我留美学子，其势更峻于去年。然国内建设方兴，鞍钢需精密仪表校准人才，长春汽车制造厂盼发动机设计专家，诸般待兴之事，皆需彼辈助力。闻胡佛局近期严查华人货运，‘江海号’直航香港恐难再用，可托华润公司转道墨西哥——墨城唐人街‘同兴号’杂货铺老板，乃昔年沪上地下运输旧识，可借其货船接驳，每月十五在圣迭戈边境客栈交接，暗号‘桂花糕新酿’。切记，学子需改扮为丝绸客商，随身携带的图纸需拆成散页，混于《圣经》批注或《唐诗三百首》的夹页中，勿留整册。麻省理工钱学森同志研航空动力学，被美方禁离境且遭软禁，居所外有便衣昼夜值守，暂不可轻动，需待时机。可令汤姆托琼斯教授向加州理工费米教授递话，费米先生反感政治迫害，或愿为我化工、物理专业学子出具‘学术交流’证明，此乃突破口。麦卡锡之风虽烈，然美国学界多有异议，可借其力缓颊。五年为期，送归诸生非一日之功，望君等相机而动，既防风险，亦莫失良机。国内每建一厂，便为归舟多备一锚，盼君等珍重，常通音息。伍豪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于北京”
朱成碧反复读着“五年为期”四个字，指尖划过“钱学森同志”的名字，突然想起1951年送邓稼轩时，那本藏在腌菜坛般暗格里的核物理笔记。“汤姆那边得尽快联系，费米教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的证明在美方那里分量重。”她抬头看向陈玄，“我去‘荣记’找老杨，让他通过墨城的渠道给‘同兴号’递信，确认接驳细节；你去奥克兰找阿福，把‘江海号’的货舱夹层再改得隐蔽些，以后直航墨西哥，得装成运茶叶的样子。”
那之后的半年，他们像精密的齿轮般运转：汤姆带着琼斯教授的推荐信，在帕萨迪纳见到费米教授，老教授听完留学生的困境，当即在证明上签了字，还补了句“科学不该有国界”；阿福把“江海号”的货舱中层改出三个暗格，每个暗格能藏两人，外面堆着云南普洱，茶香能盖过人体的气息；老杨则通过墨城唐人街的亲戚，确认了“同兴号”的接驳时间——每月十五凌晨三点，圣迭戈客栈后门，以挂着桂花枝的灯笼为记。
1952年深秋的第一个接驳日，陈玄带着三名化工系学子登上“江海号”。货轮行至墨西哥湾时，遇到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探员登船检查，敲着茶叶箱问“里面装的什么”，陈玄笑着递上报关单：“云南普洱，要运到墨城给华人商铺，您尝尝？”探员捏了片茶叶放进嘴里，没发现异常，骂了句“浪费时间”便走了。当三名学子在墨城转乘“同兴号”，最终安全抵达香港时，朱成碧在唐人街收到电报，上面只有六个字：“三人安，货无损”。她把电报叠好，放进装着总理第一封信的笔筒里——那支笔筒还是1938年沪上食肆里用过的，此刻插着的毛笔，笔尖还沾着当年的墨。
1954年春的唐人街，终于有了松快的气息。电视店里的黑白屏幕上，反复播放着麦卡锡与美国陆军的听证会，那个曾让整个华人社群提心吊胆的“猎巫者”，被陆军律师当众质问“难道你连一点体面都没有吗”，脸色惨白如纸。周会长拿着刚出版的《侨报》走进公司，报纸头版标题是“麦卡锡势力受挫，胡佛局收缩监控范围”：“现在FbI的便衣撤了一半，不少人被调去盯军方的泄密案，留学生公寓楼下的岗哨也撤了，这是机会。”
话音刚落，老吴就来了，这次手里的信封上多了枚红色的“急”字。“总理的信，昨天刚到总领事馆，说有两件大事要托你们办。”老吴把信递过来，语气里带着难掩的激动，“国内和美国要在日内瓦开大使级会谈了，首项议程就是平民回国问题，钱学森同志的事有希望了。”
陈玄展开信纸，总理的字迹比1952年舒展了些，却仍透着紧迫：“陈玄、成碧同志：麦卡锡势颓，美国舆论转向，此乃送归学子之良机。今有两事相托，需妥办。其一，康奈尔大学郭永怀同志研流体力学，其论文被美方列为‘机密’，近日得剑桥大学邀请赴英讲学，可借道英国转港归国。香港中华总商会已备妥假护照，姓名‘郭明远’，职业‘茶叶商人’，照片已通过华润公司转至旧金山。其二，国内航空工业起步，钱学森同志乃核心所需，中美大使级会谈将于四月在日内瓦举行，总领事馆将借会谈之机递交申诉，要求美方放行。可托埃德加·斯诺先生在美国媒体发声——斯诺昔年访延安，知我所求，亦愿为被困学子呼吁。切记，此时行事需‘快’亦需‘稳’：郭永怀同志离美当日，‘江海号’需在旧金山港鸣笛三次，若遇异常则鸣笛五声，总领事馆会派人在港口接应；钱学森同志处，勿直接联络，可令汤姆通过琼斯教授传递消息，告之‘国内已为其备妥力学实验室，只待君归’。国内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试产解放牌卡车，待钱学森同志归国，便可攻坚喷气式发动机。五年之期过半，诸君辛劳，国家铭记。伍豪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 于北京”
朱成碧看着“郭永怀同志”的名字，想起1951年那份藏在伞骨里的磺胺药片——当年是救急，如今是救国，一样的沉甸甸。“斯诺先生住在纽约，我明天就去联系他。”陈玄当即做了决定，“汤姆那边让他尽快找琼斯教授，确认传递消息的方式，不能出半点差错。”
转天，陈玄坐火车去了纽约，在斯诺的公寓里，这位白发苍苍的记者听完留学生的困境，当即答应撰写文章：“我1936年在延安见过你们的同志，他们为国家奋斗的样子我记得清楚，现在这些孩子想回国建设，美国政府不该拦着。”一周后，《纽约时报》刊登了斯诺的评论《禁锢学者非美国之幸》，文中提到“数十名中国留学生被困美国，他们的研究本可造福人类，却因政治偏见被剥夺归国权利”，在学界引发不小反响。
郭永怀离美那天，朱成碧站在“荣记”杂货店的门口，望着旧金山港的方向。上午十点整，三声清脆的汽笛穿透薄雾，她知道，那是“江海号”发出的安全信号——郭永怀已经顺利登船。老杨从里屋走出来，递过一瓶酱油，瓶底贴着张小字条：“郭已登船，护照无误。”朱成碧把字条塞进兜里，抬头时，看见巷口的米勒正收起收音机，脸色比从前阴沉，却没再上前盘问。
这一年，共有十二名学子借道英国、墨西哥两国归国。当陈玄在账本上画下第十二个红圈时，香港华润公司发来电报：“郭永怀抵京，总理亲往机场迎接。”朱成碧把电报读给公司的老伙计们听，阿福笑得眼角起了皱纹：“咱们没白忙，这些孩子回去，国家就能造更多好东西了。”
1956年夏的旧金山，麦卡锡已病逝一年，美国对华留学生的管控虽未完全解除，却已无往日的严苛。陈玄站在“江海号”的驾驶舱里，看着最后五名学子走上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头发有些花白的钱学森，他穿着件灰色西装，手里攥着本《工程控制论》，扉页上的字迹朱成碧再熟悉不过，是总理的题字：“为国铸重器”。
三天前，老吴送来的总理第四封信，成了这五年航程的收尾。信纸是崭新的米黄色，字迹从容而有力：“成碧、陈玄同志：五年之约将满，诸君以血肉为桥，送归留美学子五十六人，其功至伟。钱学森同志获释，乃中美大使级会谈之重要进展，亦赖诸君数年铺垫。国内‘一五’计划即将收官，鞍钢高炉日产钢已达万吨，长春汽车制造厂每月驶出两百辆解放牌卡车，沈阳飞机制造厂已开始研制喷气式歼击机，此皆有归国学子之功。今剩最后五人，借‘江海号’直航香港即可——港英当局虽有试探，然华润公司已稳固港澳商贸渠道，接应无忧。昔年沪上雨雾，君等冒锋镝送药救亡；今旧金山晴空，君等渡重洋送才兴邦。五年艰险，终换归帆点点。若二位愿归国，国内已为君等备妥岗位：陈玄同志可赴交通部参与远洋航运规划，朱成碧同志可入外贸部协调侨商事务；若需留美继续联络侨胞，亦听君便。北京秋凉，香山红叶已渐红，盼君等归，共赏秋色，共话建设。伍豪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 于北京”
此刻，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拂过甲板，钱学森走到陈玄和朱成碧身边，声音带着难掩的哽咽：“这五年，辛苦二位了。我在洛杉矶被软禁时，每次收到琼斯教授转来的消息，都知道你们在为我们奔走，心里就有了盼头。”朱成碧笑着摇头，从内袋里掏出那叠信，阳光透过信纸，把“伍豪”二字照得透亮：“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真正记挂你们的，是国内，是总理。”
远处，华润公司的汽艇缓缓驶来，艇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格外鲜艳。接应的同志跳上“江海号”，握着陈玄的手说：“总理特意交代，让我给二位带句话：‘五年辛苦了，欢迎回家。’”
返程的“江海号”上，陈玄在账本的最后一页写下：“1951年12月至1956年9月，共送归留美学子五十六人，悉数安全抵境。”朱成碧靠在舷边，望着祖国方向的云层渐渐散开，阳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条金色的路。突然，船载收音机里传来新华社的广播声，那熟悉的、庄重的语调，在海面上回荡：“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今日上午九时，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飞机制造厂试飞成功，该机由归国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等参与设计，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迈出关键一步……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我国‘一五’计划重点项目鞍钢无缝钢管厂今日投产，可生产直径两百毫米以上的无缝钢管，填补国内空白，该厂技术团队中，归国留学生占比达三成……”
陈玄走到朱成碧身边，两人相视一笑，眼里的泪终于落得轻快。五年风雨，他们从旧金山的浓雾里出发，借道墨西哥的夜色，穿过英国的海峡，终在1956年的晴空下，迎来了归帆满港。那些藏在货舱暗格里的图纸、夹在《圣经》里的散页、信封里的牵挂，都化作了祖国大地上拔地而起的厂房，化作了划破天际的银鹰，化作了账本上一个个鲜红的圈，记录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坚守。
船行至南海时，收音机里的广播还在继续，朱成碧摸出那支1938年的毛笔，在信纸背面写下：“沪上雨雾已散，金山晴空正好，归舟已至，家国可期。”海风拂过纸页，把字迹吹得轻轻颤动，像在回应远方北京的牵挂，也像在诉说这五年里，那些从未改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