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山里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才刚刚入冬，寒气就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毫不留情地扑向人们，让人不得不早早地穿上厚厚的棉袄来抵御严寒。
我们的村子很小，只有七户人家，像七个孤独的小蘑菇一样，静静地窝在山坳里。这里的人们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熟得就像一家人一样。
张大爷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是我们村里最热心肠的人，不管谁家有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帮忙出谋划策，解决问题。大家都很喜欢他，也很尊敬他。
就在那一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张大爷突然说要上山去砍点柴火。他说冬天到了，家里的柴火不够用，得提前准备一些。于是，他背起斧头，迎着清晨的寒风，独自一人上了山。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张大爷就再也没有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晌午，张大爷还是没有回家。村里的人们开始担心起来，纷纷顺着山路去找他。
当大家终于找到张大爷的时候，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张大爷静静地躺在深沟里，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冷，没有了一丝气息。很显然，他是在砍柴的过程中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深沟里，遭遇了不幸。
按我们山里的说法，这叫“凶死”，是不吉利的。老人们摇着头，嘴里念叨着“冤有头债有主”，但张大爷明明是自己失足，哪来的冤主？
葬礼那天，请来了邻村的道士。八个壮汉要去抬棺，可那棺材就像长了根似的，纹丝不动。又加了四个人，十二个汉子憋红了脸，棺材才勉强离地。道士的额头上沁出冷汗，拂尘抖得厉害，连声说：“不肯走，他不肯走啊！”
法事做了一轮又一轮，纸钱烧了一箩又一筐，最后棺材总算被抬了起来，一路摇摇晃晃上了山。下葬时，天色已经暗了，山里刮起冷风，吹得人心里发毛。
那天傍晚，我帮邻居做完零活正要回家。天色将黑未黑，山雾漫上来，把小路裹得朦胧胧。我们村没有电，这时候各家各户应该都点起了煤油灯，准备吃晚饭了。
就在转弯处，我看见一个人影朝我走来。
起初我没在意，山里就这么几户人家，不是叔就是伯。但越走越近，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那人穿着深蓝色的寿衣，头上戴着毛线织的帽子，正是下葬时给张大爷穿戴的那顶。最吓人的是那双布鞋——我们平日干农活都穿解放鞋或胶鞋，只有入殓时才给穿手工做的黑布鞋。
他根本不是走着，而是飘着过来，脚不沾地， 寂静无声。
我想喊一声“张大爷”，话到嘴边却卡住了。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今天刚下的葬，我亲眼所见！
我们距离不到两米，我能看清他帽子的纹理，寿衣的扣子，甚至布鞋上的针脚，唯独看不清他的脸。那张脸仿佛蒙着一层雾，明明有五官轮廓，却模糊得像隔了一层毛玻璃。
我呆立原地，足足几秒钟，大脑一片空白。等反应过来，恐惧如冰水泼面，我“哇”的一声哭出来，转身就跑。
我要回家的路正好是他来的方向，我不敢过去，只能往反方向狂奔。山路坎坷，我摔倒了又爬起来，不敢回头，只觉得后背发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我。
我终于跑到二叔家，一头撞进门，话都说不全，只会哭喊着：“看见张大爷了！看见张大爷了！”
那晚我就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一闭眼就是那个穿寿衣的身影，还有那双悬空的布鞋。我整夜哭闹，惊得全家不得安生。
山里没有医院，唯一的药就是青霉素。吃了几天，一点也不见好。每到天黑，我就缩在母亲怀里发抖，说什么也不敢闭眼。
亲戚们请来几个道士，每个一进门就皱眉，不等开口便问：“是不是有人凶死？孩子是不是冲撞了？”可法事做了一场又一场，我的病却一日重过一日。
整整一个月，我瘦得脱了形，眼看就要不行了。最后，母亲咬牙请来了山外有名的刘屠夫。
刘屠夫是个杀猪的，一身煞气，据说鬼魅都怕他。他一来，先在门口剁了只公鸡，血溅三尺。然后拎着鸡和供品，带我上了张大爷的坟。
坟前，刘屠夫粗声粗气地说：“老张头，孩子小，不懂事，冲撞了您老人家。您大人有大量，别跟娃娃计较。该走就走，莫留恋阳间了！”
他让我磕了三个头，在坟前烧了纸钱。回来后，在我脖子上挂了一道符，脚踝系上三枚铜钱。
说也奇怪，第二天我就退了烧，能吃能睡，不再胡言乱语。不出三五日，完全好了过来。
后来刘屠夫告诉我家人，张大爷死得突然，心有牵挂，不肯离去。那日撞见我，或许是想托付什么话，却不知人鬼殊途，反而吓坏了孩子。
多年后我离开大山，到城里读书工作，见过许多世面，却始终忘不了那个黄昏。有时我想，或许张大爷并非恶意，只是这世间，人鬼终究不同路。阴阳两隔，最好的告别，就是互不打扰。
直到现在，冬天傍晚天色将黑未黑时，我仍不愿独自走在僻静小路上。总觉得雾霭深处，似有什么东西，穿着布鞋，飘行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