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的冬末，一场不大不小的春寒笼罩着北京城。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时节，一道并非出自皇帝、而是来自东宫的密谕，送到了沈惊鸿的手中。太子朱常洛，在经历了“争国本”的漫长煎熬和父皇持续冷漠的压抑后，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甚至有些冒险的决定——恳请沈惊鸿，作为皇太孙朱由校的“格物启蒙师傅”。
这个请求，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在于，沈惊鸿年少时便以“过目不忘”、“算术神童”之名震动京城，虽然后来他走的并非纯粹科举仕途，但其“神童”底色和连中两元的科举成绩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他是太子朱常洛最为倚重的“技术能臣”，是“格物致用”理念在朝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他来启蒙皇太孙，无疑是太子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和投资，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能够接触并理解这些可能决定帝国未来的新知识、新思维。
意料之外则在于，沈惊鸿如今在朝中毁誉参半，树敌众多。让他接近皇太孙，无疑会将他和他所代表的派系更紧密地捆绑在太子一系身上，同时也必然会招致更猛烈的政治攻击。朱常洛做出这个决定，需要不小的勇气，也反映出他对沈惊鸿的信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密谕中，太子的言辞极为恳切：“……孤之长子由校，年虽冲龄，然性喜营造，于机巧之物颇有天趣。常闻沈卿格物之学，贯通天人，明体达用。望卿不吝闲暇，略加引导，使其知稼穑之艰，器械之利，非为雕虫之技，实乃强国富民之本也。此事关乎社稷未来，望卿慎之，密之。”
沈惊鸿手捧密谕，心潮起伏。他深知此任之重，远超他主持任何一个技术项目。这不仅是太子的托付，更是一个可能影响未来帝国走向的机会。但同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他将被置于更耀眼，也更危险的位置。
他沉吟良久，最终提笔回信，只写了八个字：“臣，谨遵殿下之命。必竭尽绵薄，启沃皇孙。”
数日后，在一个午后，沈惊鸿以呈递“格物学堂”简报的名义，被引入了东宫范围内的端本宫，这里是皇太孙朱由校平日读书起居之所。
时年八岁的朱由校，身形略显单薄，面容清秀，但眼神中却缺乏这个年龄孩童应有的灵动，反而带着一丝被繁文缛节和深宫高墙束缚住的沉闷与怯懦。直到他看见沈惊鸿带来的一个精致的、由“精密制造局”工匠打造的水力驱动浑天仪模型时，那双眼睛才骤然亮了起来，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好奇与兴奋。
“沈……沈师傅，”朱由校的声音很小，带着试探，“此物……为何能自行转动？”
沈惊鸿没有立刻回答天文知识，而是微笑着反问：“殿下可知，宫外农田，如何引水灌溉？”
朱由校茫然地摇了摇头。
沈惊鸿便从最基础的杠杆、滑轮讲起，用带来的简易模型演示如何省力，如何改变力的方向。他并未使用深奥的术语，而是用最浅显的语言，结合宫殿中的梁柱、窗棂等实物进行比喻。他告诉朱由校，那浑天仪能转动，正是利用了水流的力量，通过齿轮传递，如同农夫利用水车提水一般，都是“格物”之理的应用。
朱由校听得入了神，甚至忍不住伸出小手，亲自去拨动那些小巧的齿轮。当他看到因为自己的拨动，浑天仪上的“星辰”也随之改变位置时，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属于孩童的纯真笑容。
这一次启蒙，沈惊鸿没有灌输任何高深的理论，只是小心翼翼地呵护并引导着朱由校那份对机械、对“物之理”天然的兴趣。他知道，对于这位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的皇太孙而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钥匙。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沈惊鸿频繁出入端本宫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一时间，朝野哗然。
反对者的攻讦如同预料般汹涌而至。
“沈惊鸿一介佞臣，操持贱业，安得为皇孙师？”
“格物乃奇技淫巧，非圣贤之道！以此教导皇孙，是要将大明储君引向歧途吗？”
“其心可诛！此乃借此操控未来君上，动摇国本！”
弹劾的奏疏再次雪片般飞向通政司，言辞之激烈，远超以往。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或对太子抱有同情的大臣，也对此举表示疑虑，认为让皇太孙过早接触这些“非正统”的学问，并非好事。
压力不仅在于沈惊鸿，更直接压向了太子朱常洛。有宗室亲王甚至试图在万历皇帝面前进言，虽然皇帝大概率不会理会，但这本身已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然而，这一次，太子朱常洛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他顶住压力，对所有弹劾沈惊鸿“不堪帝师之任”的奏疏，要么留中，要么亲自驳斥，明确表示：“沈卿之学，乃经世实学，非空谈可比。皇孙年幼，多识物性，知晓民生艰难，有何不可？”他甚至在一次小范围的召见中，当着几位阁臣的面，肯定了沈惊鸿的教导方式，称“皇孙近日精神焕发，勤学好问，此沈卿之功也。”
太子的力挺，暂时遏制了反对的声浪。沈惊鸿这“帝师”之名，虽非官方正式任命，却在权力的默许和舆论的喧嚣中，不胫而走。
自此，沈惊鸿便定期前往端本宫。他的教学内容不拘一格，有时讲解简易的几何原理，教朱由校如何测量计算；有时带来“精密制造局”废弃的零件，让他亲手拆卸组装，理解结构；有时甚至只是讲述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或者历代能工巧匠的故事。他始终把握一个原则：引导而非灌输，启发而非强记。
更重要的是，沈惊鸿在授课间隙，会有意无意地提及一些观念。比如，在讲解水车灌溉模型时，会引申到天下农桑之重、水利兴修之利；在介绍新式纺车时，会谈到工商亦能创造财富，充盈国库。他极力避免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将儒家理想的“仁政”、“民本”思想，与具体的生产技术、经济原理结合起来，试图在朱由校心中，种下一颗“经世致用”、“重视实务”的种子。
朱由校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闷，眼神中多了求知的亮光，甚至会主动向沈惊鸿提问，问题也从最初的“这是什么”，逐渐深入到“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做得更好”。他对木工、机械的热爱，在沈惊鸿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鼓励，而非被视为“玩物丧志”。
沈惊鸿深知，朱由校未来的道路充满变数，其性格的最终成型也受诸多因素影响。自己所能做的，仅仅是在这片尚显贫瘠的心田上，播下几粒不同的种子。这些种子能否发芽，能否在未来对抗那深宫中的腐朽气息和朝堂上的空谈之风，尚未可知。
但每当他看到朱由校专注于某个模型时那发光的眼神，想起太子那沉甸甸的托付，他便觉得，这份看似微小、实则千钧的“帝师”之责，他必须承担起来。这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一种文明传承的尝试——在这个帝国的最高继承者心中，点燃一缕理性的微光，或许，就能为这个黑暗渐浓的时代，保留一丝未来的希望。而这希望的代价，是他必须将自己更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再无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