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林市机械厂那栋老旧的家属楼，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生气。陈父的离世，像搬走了家里最承重的那根房梁，整个屋子都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冰冷的寂静。
陈母没有再掉眼泪。从医院回来，从墓地回来，她就仿佛把一生的泪水都在那几天流尽了。她变得异常沉默，动作迟缓，像一台上满了锈的发条玩偶，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日复一日的动作。
清晨，她依旧会早早起床，习惯性地走向厨房，拿起那个用了十几年、边沿磕掉了瓷的铝锅，想要熬粥。水龙头拧开，冰冷的水哗哗流下，她却常常就那样站着，怔怔地望着水流，直到水溢出来，溅湿了她灰布裤的裤脚，才猛地惊醒，手忙脚乱地关掉。然后，她看着空荡荡的灶台，看着那只孤零零的锅，才恍然意识到，那个需要她照顾、喝了她大半辈子粥的人，已经不在了。
她会默默地淘好米，点上火，依旧熬上满满一锅粥。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米香弥漫在狭小的厨房里，却再也带不来丝毫暖意。她盛出一碗，放在餐桌对面那个空了很久的位置前，摆上一双筷子，就像丈夫还坐在那里一样。她自己则坐在这一边，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着。粥是温的，咽下去，却感觉不到任何温度，一直凉到心里。
屋子里还保留着丈夫生前的痕迹。床头柜上那副老花镜，她每天都会用软布细细地擦拭一遍，镜片上不留一丝指纹；阳台上那几盆丈夫精心伺候的、如今已有些蔫头耷脑的花草，她学着浇水、松土，动作笨拙而生疏；衣柜里，丈夫那几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和一套逢年过节才穿的深蓝色中山装，她叠得整整齐齐，舍不得收起来，仿佛哪天他还会回来穿上。
她很少出门。偶尔不得不到楼下的小卖部买点盐醋，遇到相熟的老邻居，对方带着同情和小心翼翼的语气问起：“他婶子，节哀啊……以后一个人，有啥难处就说……”她也只是牵动一下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极其勉强的笑容，摇摇头，低声说：“没事，挺好的。”然后便匆匆低下头，快步离开，留下一个愈发佝偻孤单的背影。
她不敢与人多交谈，害怕任何安慰的话语，更害怕有人不经意间提起那个她日夜悬心、却不敢深思的名字——山河。
儿子。
她的山河。
这个曾经让她在困苦生活中感到骄傲和指望的名字，如今成了扎在她心口最深、最不敢触碰的一根刺。她不知道他在哪里具体服刑，不知道他此刻是生是死，不知道他冷不冷，饿不饿，有没有……受欺负。所有关于他的消息，都来自于报纸上冰冷的铅字和街坊邻里压低了声音、却依旧能飘进她耳朵里的零星议论。
“死刑”、“复核”、“快了吧”……这些词语像淬了毒的针，每一次听到，都让她心脏骤缩，浑身发冷。她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蜷缩在冰冷的床上，用被子死死捂住嘴，发出压抑的、野兽受伤般的呜咽。白天，她则必须将这些巨大的恐惧和痛苦，死死地摁在心底最深处，用麻木和沉默，为自己构筑起最后一道脆弱的防线。
女儿陈小雨从南方打过几次电话回来。电话里，小雨声音哽咽，反复劝说母亲搬去南方和她一起生活，离开这个伤心地。
“妈，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来我这儿吧，我们母女俩在一起……”
陈母握着听筒，听着女儿带着哭腔的恳求，心里针扎似的疼。她何尝不想念女儿？何尝不想逃离这无处不在的回忆与痛苦？
但她不能走。
她走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丈夫的魂会找不到归处。万一……万一天上掉下馅饼，山河……还能回来呢？她得在这里等着，守着这个家。
“妈没事……真的，挺好的。”她总是这样对女儿说，声音干涩而平静，“你好好工作，别担心我。我……习惯这里了。”
放下电话，屋子里重回死寂。她常常就那样坐在电话旁的椅子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目光空洞地望着墙壁上那张很多年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丈夫穿着工装，笑容憨厚；她站在旁边，眼神温柔；山河和小雨还是半大的孩子，依偎在父母身前，脸上是未经世事的天真。那时的阳光，好像都比现在暖和。
泪水早已流干。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如同荒漠般的空旷与钝痛，日复一日地啃噬着她日渐衰老的身心。
北林的冬天，一年冷过一年。
寒风呼啸着刮过家属楼斑驳的外墙，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带来刺骨的凉意。
陈母裹紧了身上那件旧棉袄，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几个追逐打闹的孩子。
他们的笑声，清脆而响亮，穿透冰冷的空气传来，却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玻璃，遥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她缓缓抬起手，布满老年斑和皱纹的手，轻轻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是别人的烟火人间。
窗内，是她一个人的，无声的、泪水早已流尽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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