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兰的dNA鉴定结果出来那天，天阴得厉害，风裹着细碎的雨丝，打在脸上又冷又疼。张建军是被警察的电话叫去的，电话里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重重砸在他心上——“张先生，您爱人李桂兰的身份确认了，您方便来一趟殡仪馆吗？”
殡仪馆的走廊很长，墙壁是冰冷的白色，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压抑的味道。张建军跟在警察身后，每走一步都觉得腿像灌了铅，走廊尽头的房间门打开时，他几乎要站不稳。房间里放着一排覆盖着白布的担架，警察停在最里面的一个担架前，轻声说：“就是这个。”
张建军的手指抖得厉害，他伸出手，想掀开白布，却在离布面还有一寸的地方停住了。他怕，怕看到那张被大火烧毁的脸，怕确认那个曾经笑着给他熬粥、给儿子讲故事的人，真的变成了眼前这具冰冷的躯体。警察在旁边轻声安慰：“张先生，您别太难过，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掀开白布。眼前的人蜷缩着，身上的蓝色工装已经烧成了焦黑色，紧紧贴在皮肤上，露出的手臂和脸颊布满了狰狞的烧伤痕迹，根本看不清原来的模样。唯一能辨认的，是手腕上那只变形的银手镯——那是他结婚五周年送她的礼物，她戴了三年，连洗澡都舍不得摘，现在却被烧得变了形，像一道凝固的伤口。
“桂兰……”张建军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伸手想去碰那只手镯，指尖刚碰到冰冷的金属，就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这不是他的桂兰，他的桂兰皮肤白皙，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会因为他忘买酱油而嗔怪，会因为儿子考了满分而开心，而不是眼前这具没有温度、没有生气的躯体。
警察递过来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样从遗体上找到的遗物：一枚烧黑的工牌，上面还能隐约看到“李桂兰”三个字；半块变形的塑料娃娃零件，是她每天组装的那种；还有一张揉皱的纸条，上面是他的电话号码，字迹已经被烟熏得模糊，却还能看清她一笔一划写下的痕迹——那是她怕自己忘记家里的电话，特意写在工牌背后的。
张建军接过塑料袋，手指紧紧攥着，塑料袋的边缘硌得他手心发疼。他想起桂兰早上出门时，总会把工牌别在胸前，笑着说“这样就不会忘带了”；想起她晚上回家，会把没组装完的零件带回家，说“多做一个就能多挣几分钱”；想起她怕自己加班晚了联系不上，把他的电话号码写在各种地方，工牌背后、钱包里、厨房的冰箱贴后面……
这些细碎的小事，以前他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却成了最锋利的刀，一刀刀扎在他心上。他蹲在地上，抱着那个塑料袋，像抱着桂兰最后的温度，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哭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带着无尽的绝望和痛苦。
从殡仪馆出来，雨下得更大了。张建军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玩具厂的废墟。曾经热闹的厂房现在只剩下一片焦土，黑色的断壁残垣在雨中显得格外凄凉，散落的塑料零件泡在水里，变成了一块块模糊的色块。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废墟里清理，手里拿着相机和笔记本，时不时停下来记录着什么。
他走到曾经的组装车间位置，地面上还能看到烧焦的痕迹，几根扭曲的钢筋从土里伸出来，像一双双求救的手。他想起桂兰在这里工作的三年，想起她每天在这里组装塑料娃娃，想起火灾那天她在这里挣扎、呼救，最后被大火吞噬。
“为什么……为什么要锁上安全通道……”张建军对着废墟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恨意。他想起工友说的，夜班组长为了防止工人偷懒，把安全通道锁了起来，忘了打开；想起玩具厂的厂长，明知安全通道堵塞，却不管不顾，只想着赶工期、赚利润。如果安全通道没被锁，如果厂里的安全措施到位，桂兰是不是就不会死？是不是还有很多像桂兰一样的女工，能活着回家，能继续陪着她们的丈夫和孩子？
他在废墟里站了很久，直到雨停了，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儿子还在邻居张婶家，张婶怕他难过，特意留儿子在她家吃饭。他推开门，家里空荡荡的，厨房里的粥碗还放在水槽里，阳台上的衣服还挂在衣架上，可再也没有人会来洗碗、收衣服了。
他走到卧室，打开桂兰的衣柜。里面挂满了她的衣服，大多是便宜的棉质衬衫和牛仔裤，只有几件稍微好点的裙子，是她过年或者走亲戚时才穿的。他拿起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那是桂兰最喜欢的一件，她说穿着舒服，还显白。衬衫上还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那是他熟悉的味道，现在却成了最让他心疼的味道。
他把衬衫抱在怀里，坐在床边，看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照片里，桂兰抱着儿子，他站在旁边，三个人笑得格外开心。那是去年儿子生日时拍的，桂兰说“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得留个纪念”，现在却成了他们一家三口最后的合影。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建军每天都会去殡仪馆看看桂兰，然后去玩具厂的废墟待一会儿。他和其他遇难者的家属一起，找玩具厂的负责人讨说法，可负责人却躲着不见，只派了一个律师出来，说“会按照规定赔偿”，却对火灾的原因和安全通道被锁的事避而不谈。
直到半个月后，警方发布了调查结果：童乐玩具厂长期忽视安全生产，安全通道多次被堵塞、锁闭，夜班组长为防止工人离岗偷懒，在火灾前一天锁上了西侧安全通道，未及时打开；厂长明知厂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却未采取任何整改措施，导致火灾发生时，工人无法及时逃生，造成37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32人是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45岁。
玩具厂的厂长、夜班组长以及相关负责人被依法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新闻里播报这个消息时，张建军正抱着儿子坐在沙发上，儿子手里拿着变形金刚，小声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电视里说的玩具厂，是不是妈妈上班的地方？”
张建军抱紧儿子，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儿子，妈妈不会回来了，但是伤害妈妈的人，会受到惩罚。”
他以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会好受一点，可当他看到电视里播放的玩具厂废墟画面，看到那些遇难者家属抱着亲人的遗像哭泣的样子，心里的痛苦却越来越重。法律能制裁那些负责人，能给他们赔偿，可他的桂兰回不来了，那些失去妻子、母亲、女儿的家庭，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他想起殡仪馆里那具蜷缩的躯体，想起废墟里那些烧焦的零件，想起桂兰手腕上那只变形的银手镯。这些画面像烙印一样刻在他心里，永远都不会消失。他知道，这场火灾带来的伤痛，会伴随他和儿子一生，伴随所有遇难者的家属一生，而那些所谓的赔偿和制裁，根本无法弥补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
晚上，儿子睡着了，张建军拿出那个装着遗物的塑料袋，把那枚烧黑的工牌、半块塑料零件和那张写着他电话号码的纸条放在桌子上。他看着这些东西，仿佛看到了桂兰的身影，她笑着对他说“建军，我回来了”，笑着对儿子说“儿子，妈妈给你买变形金刚了”。
可现实是，他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再也看不到她的笑容，再也不能和她一起陪着儿子长大。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桌子上的遗物上，带着一丝冰冷的温柔，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诉说着这场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