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在叫，山在听（四）
年关的寒气像凝固的铅块，沉沉地压在桑植的山坳里，也压在李家宁乡那间弥漫着消毒水与绝望气息的老屋上。催债的电话终于不再是铃声，而是变成了粗暴的敲门声和门外毫不掩饰的威胁咒骂。那声音像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李建国最后残存的自尊。王灵芝默默地把家里所有能搜罗出来的、带着体温的钱——包括她藏在箱底、原本打算用来给孩子们买新练习本的那一小卷皱巴巴的票子——都塞给了丈夫。李建国攥着那叠薄得可怜的钞票，手指关节捏得发白，眼睛赤红地盯着地面，像一头被逼到悬崖边的困兽。最终，在某个天色未明的凌晨，他拖着那个装着几件旧衣服的破编织袋，离开了宁乡。他没说去哪，只留下一个嘶哑的、带着血腥味的承诺：“我去找活路……钱，我挣了还。”
王灵芝回到桑植的学校。那间破败的教室在寒冬里显得更加萧瑟，头顶的塑料布像个垂死的肺，在风里艰难地鼓胀、塌陷。孩子们的小脸冻得发紫，呵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里迅速消散。她开始收到李建国从不同地方发来的、地址模糊的短信。内容总是极其简短：
“在广东，进厂了。加班多。钱月底寄。”
“换地方了，在浙江工地。钱下月初寄。”
“跟人学开车送货。钱在路上。”
每一次短信的震动，都像一根细针，在她早已疲惫不堪的心上轻轻扎一下。她几乎能想象出他在那些陌生地方笨拙地挣扎、被驱赶、被呵斥的样子。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要建大猪场、要在县城买大房子的男人，被生活的巨轮碾碎了筋骨，只剩下求生的本能。而她，隔着千山万水，只能对着手机屏幕上那几行冰冷的字，打下一个同样冰冷的“好”字，或者“注意身体”。距离不再是地图上的曲线，而是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她无法分担他的重负，他也无法在她被漏雨的教室和孩子们无助的眼神包围时，给她一个真实的、有力的拥抱。他们像两条被抛入不同激流的鱼，各自挣扎，连水花都溅不到对方身上。
开春后不久，桑植县教育局基建办的人终于来了。一辆半旧的吉普车艰难地爬上山路，停在破败的学校门口。两个夹着公文包、穿着皮鞋的男人皱着眉，小心翼翼地避开泥泞，在教室内外转了一圈。他们用卷尺量了量塌陷的豁口和歪斜的房梁，对着霉烂的墙壁和地上那些接水的盆桶拍了几张照片。王灵芝急切地跟在他们后面，诉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情况是了解了，”为首那个微胖的男人收起相机，语气是公事公办的平淡，“属于d级危房，必须重建。但资金是大问题，全县像这样的点不少。你们乡里报上来的材料我们收到了，需要统一规划，纳入项目库排队等资金。急也急不来。”他顿了顿，看看王灵芝焦灼的脸，“这样吧，局里先特批一点应急资金，你们抓紧把房顶……嗯，再加固一下，安全第一。彻底重建，得等。”他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薄薄一叠钱。
“加固？”王灵芝的心沉了下去，看着那叠钱，再看看头顶那块随时会彻底撕裂的塑料布和摇摇欲坠的梁柱，巨大的荒谬感几乎让她站不稳。这点钱，能买几块新塑料布？几根新钉子？能抵得住下一次暴雨的冲刷吗？
“只能这样了，王老师，克服一下。程序就是这样。”男人似乎不想再多说，转身走向吉普车。
程序。又是程序。这两个字像冰冷的锁链，把她和孩子们牢牢捆在这座危险的破屋前。她看着吉普车卷起尘土消失在蜿蜒的山路尽头，手里捏着那叠微薄得可笑的“应急款”，站在料峭的春风里，只觉得比深冬更冷。
日子在修修补补中滑过。王灵芝用那点钱买了些新油毡和木头，请村里还能动弹的老人帮忙，勉强把屋顶那几处最大的破洞又糊了一层。孩子们搬动桌椅，避开那些看着就让人心悬的梁柱下。每一次刮风下雨，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神经绷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而李建国的短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内容也越来越少，只剩下干巴巴的“钱已汇”三个字。她不知道他在哪里开车，在哪里卸货，在哪里蜷缩着度过寒冷的夜晚。她只知道，那笔沉重的债务，像一条无形的鞭子，在千里之外，依旧在抽打着她的丈夫。
又一个学期开始了。王灵芝早早来到学校，打扫那间布满灰尘和霉味的教室，准备迎接孩子们。她习惯性地看向李小娟曾经坐过的位置，桌角的“娟”字早已被灰尘覆盖得模糊不清。她擦干净那张桌子，心里还存着一丝微弱的期待。
时间一点点过去。山路上静悄悄的。预想中的、孩子们奔跑嬉闹的声音没有传来。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她自己打扫的声音在回荡。
直到日上三竿，才陆陆续续来了五个小小的身影。最大的一个男孩石头，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蚋：“老师……春生、二丫……他们……跟着爹妈去浙江了……狗娃他爹说……说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去学修车……”
王灵芝拿着抹布的手僵在半空。她环顾着这间经过无数次修补、依旧破败不堪的教室。五张小小的课桌，像孤岛一样散布在空阔而冰冷的地面上。头顶新糊的油毡在风里发出哗啦的轻响，像一个不祥的预兆。她想起乡中心校校长的话，想起县教育局基建办那个男人说的“排队等资金”。当这间教室终于排上队，等来崭新的校舍时，这里还会有孩子吗？这个念头像冰冷的毒蛇，猝不及防地钻进她的心底，让她激灵灵打了个寒颤。她用力攥紧了手中的抹布，粗糙的纤维硌着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痛感，才勉强压住那股瞬间涌上来的、灭顶般的荒凉。
她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灰尘和陈腐木头的气息。她走到讲台前，拿起半截粉笔，转身面向那块斑驳的黑板。粉笔尖划过粗糙的板面，发出沙哑的“笃、笃”声，在死寂的教室里显得异常清晰。
“同学们，上课了。”她的声音有些干涩，却努力维持着平稳，“翻开课本第一页。”
讲台下，五颗小脑袋抬了起来，五双眼睛望向她，带着懵懂和依赖。王灵芝的目光扫过他们冻得通红的小脸，扫过他们身上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最后落在窗外连绵不绝、沉默如亘古的武陵群山上。那“笃、笃”的书写声，是她此刻唯一能发出的、对抗这无边寂静与流失的抗争。
李建国放下手机，油腻腻的手指在沾满猪油和血渍的围裙上用力蹭了蹭。手机屏幕上，是他刚刚发出的短信：“钱汇了。”收件人：灵芝。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几秒，眼神复杂，有疲惫，有愧疚，也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疏离。然后，他锁上屏幕，把手机塞回裤兜深处。
宁乡县城菜市场角落，一个临时搭起的、油腻腻的塑料棚下，就是他的“新战场”。一张厚实的旧木案板，几把豁了口的砍刀，一个污迹斑斑的电子秤，还有案板上堆着的半扇白条猪，几副猪下水。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生肉腥气和市场特有的嘈杂、浑浊味道。这就是他现在所有的营生——一个最底层的猪肉摊贩。
“老板，这块前腿肉怎么卖？”一个提着菜篮的大妈凑过来，挑剔地用指甲掐了掐肉皮。
“十八块一斤，大姐，早上刚送来的，新鲜着呢！”李建国脸上堆起有些僵硬的笑，努力模仿着旁边那些老摊贩熟稔的腔调。他拿起砍刀，刀背在磨刀棒上蹭了两下，发出刺耳的“嚓嚓”声，然后熟练地剁下一块肉，上秤。
“哎哟，你这秤准不准啊？”大妈狐疑地盯着秤盘。
“准！大姐，您放心！少一赔十！”李建国拍着胸脯保证，心里却有点发虚。他刚入行不久，还在摸索，为了抢到便宜点的好肉，每天天不亮就得去屠宰场门口蹲守，跟那些老油条们争抢。秤杆子上的学问，讨价还价的门道，笑脸迎人的分寸……每一件都比养猪累心百倍。
好不容易打发走大妈，刚喘口气，旁边摊位一个膀大腰圆、满脸横肉的光头摊主叼着烟踱了过来，斜睨着李建国的摊子：“喂，新来的？懂不懂规矩？谁让你把摊子支这儿的？挡着老子风水了知道不？”
李建国心里一紧，脸上努力挤出笑：“张哥，不好意思，刚来不懂。您看这角落……”
“角落？角落也是老子的地方！”光头张把烟头狠狠摔在地上，用脚碾灭，“要么给老子挪开！要么……”他掂了掂手里那把闪着寒光的剔骨刀，眼神凶狠，“交‘管理费’！懂不懂？”
李建国看着那把刀，又看看对方身后几个同样不善的帮工，一股闷气堵在胸口。他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手臂上的肌肉绷紧，手背上那道猪瘟扑杀时被铁丝划伤的旧疤显得格外狰狞。他几乎能听到自己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的声音。要是以前……他脑子里闪过猪场里健硕的公猪低吼的样子。但他很快把那口气硬生生咽了下去，肩膀微微塌了下来。他不能惹事。他需要这个摊位，需要每天那点微薄的收入去填那个深不见底的债坑。
他垂下眼，避开对方挑衅的目光，从油腻的腰包里摸索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递了过去，声音低哑：“张哥，您抽烟……一点意思……”
光头张哼了一声，一把抓过钱，数也不数塞进裤兜，又狠狠瞪了他一眼，才大摇大摆地走开。
李建国颓然地靠在油腻的案板上，汗水混着案板上的油脂，顺着额角流下来，蛰得眼睛生疼。他摸出裤兜里的手机，屏幕漆黑。没有短信，没有电话。只有案板上猪肉散发出的生冷腥气，市场里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以及四周摊贩们若有若无的、带着怜悯或嘲弄的目光，像无数根细针，密密麻麻地扎在他身上。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比猪场被扑杀后那个空荡的夜晚更甚。那时他还有愤怒，有绝望，现在只剩下麻木的、看不到尽头的疲累和一种沉甸甸的、被整个世界抛弃的窒息感。他拿起水瓢，舀起一瓢冷水，劈头盖脸地浇在自己头上。冰冷刺骨的水流激得他一哆嗦，暂时压下了那股翻腾的情绪。他抹了把脸，重新抓起那把沉重的砍刀，对着案板上的猪骨，狠狠剁了下去！
“砰！”一声闷响，碎骨渣子飞溅。他需要这声音，需要这用力劈砍的动作，来证明自己还活着，还在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