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疆道”的命名舆图还在快马加鞭送往各地的路上，定西城的安西节度使府邸内，孟璟和其文官幕僚们正忙于规划水利、分配农具、核定赋税，憧憬着“王化西渐”的盛世图景。然而，现实的警钟却以最激烈、最血腥的方式敲响了——接二连三的叛乱，如同草原上的野火，在看似平静的“西疆道”各处突然爆发。
第一把火：怛罗斯（归化州）的血色新月
首先传来的是归化州（原怛罗斯）的急报。一支负责护送税吏前往周边部落征收首批“象征性”贡赋的小型宋军车队，在城外三十里的河谷地带遭遇伏击，全军覆没，税吏被枭首，头颅被悬挂在路边的胡杨树上，旁边用鲜血画着一个扭曲的新月标记。几乎同时，归化州城内多处粮仓、以及刚刚挂牌的“归化州官学”在夜间燃起大火，混乱中，有黑衣人高呼“异教徒去死！”、“真主至大！”，在街巷间与巡夜的宋军发生激烈冲突。
第二把火：天山牧场的部族复仇
紧接着，天山北麓“靖边县”的军屯区传来噩耗。一群刚刚从内地迁来、正在划分土地的屯田户，连同保护他们的一队士兵，在野外遭遇不明身份的大规模骑兵突袭，死伤惨重，刚刚立下的界碑被砸得粉碎。袭击者来去如风，只留下被掳走的妇女和焚烧殆尽的帐篷。现场捡到了几支做工粗糙但异常锋利的箭矢，箭杆的制式，属于一个原本已经表示归附、首领还被册封为“都督”的葛逻禄部落。
第三把火：定西城内的暗影
甚至连定西城本身也不再绝对安全。安西节度使府的一名负责文书工作的低级汉官，在夜晚回家途中被刺杀于暗巷。几乎同时，城内最大的、原本由契丹贵族改建的“宋国商会馆”遭到投石袭击，虽未造成严重伤亡，但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坊间开始流传谣言，说宋军即将大规模屠城，或者强迫所有穆斯林改信佛教、剃发易服。
临安的震惊与定西的困惑
消息传回临安，朝野震动。皇帝赵昀在最初的难以置信后，是勃然大怒：“朕待西域诸族不满，轻徭薄赋，广施仁政，何以至此？！是孟璟安抚不力，还是陆文渊之策有所疏漏？”
而在定西城，孟璟和他的团队更是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挫败感之中。他们自问，朝廷的政策不可谓不宽厚：赋税远低于西辽时期，律法也考虑了当地习俗，尊重各教信仰，更是大力兴学、通商。为何这些“仁政”换来的不是感激，而是无情的刀兵？
暗流溯源：叛乱为何“不知道为啥”会发生？
其实，叛乱并非无迹可寻，只是征服者的“善意”与“理性”，往往难以触及被征服者内心最深处的创伤、恐惧和坚守。通过韩震那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逐渐反馈回来的信息，以及抓获的一些叛乱分子口供，一幅更加复杂、也更加暗黑的图景逐渐清晰起来：
1. 经济命脉的“温柔”切割：
宋廷以为“轻徭薄赋”是恩典，但在许多西域旧贵族和部落首领看来，这却是致命的。西辽时期，他们可以通过包税、垄断贸易、甚至纵容抢劫来获取巨额财富。如今，宋国建立了标准化的税收体系和公平（或者说垄断性）的榷场贸易，断了他们的灰色收入。那些原本依靠西辽军队订单生活的工匠、依靠贵族奢侈消费的商人，也因此利益受损。宋国的“经济融合”，在底层民众或许能感受到些许好处，但在原有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中，却制造了大量的“失意者”。
2. 文化“浸润”的窒息感：
宋国兴办官学，传播儒家文化，在朝廷看来是“教化蛮夷”，是“赐予文明”。但在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或有着自己悠久传统的部落民看来，这却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征服。官学里强制学习汉文、诵读儒家经典，让他们担心下一代将背离自己的信仰和传统。那些看似“尊重”的宗教政策，在高压的文化氛围下，也显得苍白无力。当“定西”、“归化”、“沐德”这些充满华夏中心主义色彩的地名强加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时，那种文化上的屈辱感和排斥感，远比刀剑更伤人。
3. 旧势力的垂死挣扎与野心家的利用：
西辽虽亡，但其遗留下的贵族、军官、乃至宗教领袖，并未完全死心。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特权，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宋国的统治带来了秩序，也打破了旧有的平衡，这给了一些野心家机会。他们利用普通民众对未知变革的恐惧、对经济利益受损的不满、以及对文化传统可能消亡的忧虑，大肆散布谣言（如强迫改信、屠城等），将宋国描绘成要毁灭他们一切生活方式的恶魔，从而轻易地煽动起了抵抗情绪。
4. 治理体系的“水土不服”与简单化：
宋国带来的那套基于中原农耕文明经验的官僚体系和律法，在面对西域复杂的民族、宗教、游牧与定居并存的状况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派来的流官大多不谙当地语言风俗，处理事务往往依赖通译和少数归附的精英，极易被蒙蔽，或者做出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一刀切”决策。例如，按照宋律划分草场，可能就忽略了几百年来部落之间模糊但有效的传统习惯，从而引发新的矛盾。
5. 军事威慑的“间歇性”失效：
宋军主力在征服后，大部分集结在几个核心城市和战略要点。对于广袤的山区、沙漠和草原，控制力是相对薄弱的。这给了叛乱者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他们采取“你来我走，你驻我扰，你疲我打”的游击策略，让装备精良但习惯于大规模阵地战的宋军颇为头疼。
孟璟的醒悟与调整
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和损失后，孟璟终于从“王师所至，箪食壶浆”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他意识到，征服一片土地或许可以靠谋略和武力，但治理一片拥有迥异文化、历史和情感的土地，远非一纸仁政文书那么简单。
他立刻调整策略：
· 军事上， 不再追求大规模扫荡，而是组建更灵活的小股骑兵部队，配以熟悉地形的归附部队为向导，重点清剿叛乱首领和核心力量，同时加强对关键通道和水源地的控制。
· 政治上， 放缓某些激进的文化同化政策，更加注重与当地有实权且愿意合作的部落首领、宗教领袖沟通，给予他们更大的自治权空间，甚至允许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地方管理，形成利益捆绑。
· 情报上， 更加依赖韩震的网络，不仅搜集叛军动向，更深入了解各部落、各阶层的真实诉求和不满，力求从根源上化解矛盾。
· 经济上， 暂时搁置某些过于理想化的改革，优先恢复生产和贸易，让利益能更直接地惠及普通牧民和农民，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归附宋国比生活在战乱和压迫中更好。
叛乱的火苗并未轻易熄灭，平定之路注定漫长而血腥。但这一次，定西城的统治者们终于开始低下高傲的头颅，真正尝试去理解脚下这片复杂而陌生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些“不知道为啥”要反抗的人们。征服的狂欢已然过去，真正考验帝国智慧和耐心的、漫长而艰难的融合过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