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的一家茶馆里，吴安康捻着络腮胡，听着对面年轻人慷慨陈词。这青年穿着青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却攥着一本线装书，眼神亮得像要燃起来——他自称是“兴中会”的会员，名叫汪精卫，是特意来南洋水师联络的，想劝吴安康“举舰反清，共建共和”。
“吴军门，”汪精卫把书往桌上一拍，封面上“革命方略”四个字格外扎眼，“朝廷腐朽，慈禧垂帘听政，光绪帝形同虚设，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政府，中国才能富强，水师才能真正为国家而战，而非为一家一姓卖命！”
吴安康端起茶碗，吹了吹浮叶，没接话。窗外的秦淮河上，南洋水师的巡逻艇正缓缓驶过，舰上的龙旗在暮色里泛着暗金色。他想起上个月护送铁路钢轨时，漕帮的弟兄说，江浙的农民因为铁路能运粮，今年的收成多卖了两成，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挂了龙旗——这些百姓要的不是什么“共和”，是能吃饱饭、不受外敌欺负的安稳日子。
“汪先生说的‘共和’，我听不懂。”吴安康放下茶碗，声音里带着几分不耐烦，“我只知道，南洋水师的驱逐舰能拦住日本走私船，能护着江浙的丝绸运到欧洲；我只知道，铁路修到南京后，城里的米价降了三成，百姓不用再饿肚子。这些实打实的好处，比你说的‘理想’管用得多。”
汪精卫愣了愣，似乎没料到会被这么直接地反驳。他定了定神，又说起海外华侨的支持：“檀香山、旧金山的华侨，已经捐了几十万两银子，还买了武器，就等着国内举事！只要吴军门肯带南洋水师响应，咱们半个月就能拿下南京，三个月就能逼清廷退位！”
“几十万两银子？”吴安康冷笑，“南洋水师造一艘驱逐舰就要十五万两，你那几十万两，够买几艘船？够养几万兵？上个月截日本走私船时，光弹药就花了三万两，你知道这些弹药是怎么来的吗？是江南制造局的工匠加班加点造的，是江浙的商人捐钱买的钢料——不是靠你嘴里的‘华侨捐款’，更不是靠你说的‘举事’。”
他指着窗外的铁路工地，灯火通明处，工匠们还在铺设钢轨，蒸汽锤的叮当声隔着秦淮河都能听见：“你知道这条铁路修到现在花了多少钱吗？四千万两！是四大水师从煤矿、贸易、关税里一点点攒的，是朝鲜百姓送的米、福建渔民捕的鱼、广东十三行的商船跑遍东南亚赚的——这些钱，要是被你所谓的‘革命’搅黄了，你赔得起吗？”
汪精卫的脸涨得通红，还想争辩，吴安康却站起身：“汪先生要是真想为国家好，就别在这里说大话。要么去铁路工地帮工匠扛枕木，要么去船厂帮着敲铆钉，要么去海防陆师当个小兵，守着炮台别让日本人进来——这些事虽然小，却比你说的‘革命’实在得多。”
送走汪精卫，吴安康回到南洋水师的衙门，正好收到李和发来的电报：北洋那边也来了“兴中会”的人，想劝丁汝昌“脱离清廷，自主海军”，被丁汝昌直接赶了出去。电报里还说，这些人在旅顺的船厂煽动工匠罢工，说“造舰是为清廷卖命，不如跟着革命党干”，结果没一个工匠愿意理他们——工匠们都等着“海天”号的后续舰开工，好挣工钱养家。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吴安康把电报扔在桌上，想起自己年轻时也热血过，跟着左宗棠打过新疆，后来又在澎湖海战里跟日本人拼命，他比谁都清楚，国家的强大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靠一船一舰造出来的，靠一寸一寸铁轨铺出来的。
与此同时，广州的十三行货栈里，李准也接待了一个“兴中会”的代表。这人叫胡汉民，穿着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一见面就大谈“天赋人权”“民主自由”，说要让广东水师脱离清廷，成立“南方共和政府海军”。
“胡先生，”李准把玩着翡翠扳指，目光落在货栈里堆积的橡胶和硫磺上——这些是从马尼拉、暹罗运来的，下个月就能运到上海，换成造驱逐舰的钢料，“你知道广东水师的驱逐舰为什么能造得这么快吗？因为我从十三行的贸易里赚了钱，从虎门炮台的关税里省了钱，从福建船政的工匠那里学了技术——这些都不是靠你说的‘共和’来的。”
胡汉民说：“只要推翻了清廷，英国、美国就会承认咱们的共和政府，到时候他们会给咱们贷款，给咱们送武器，比现在跟清廷打交道方便多了！”
“英国人会白给你贷款？”李准笑了，“去年他们想在打狗港设领事馆，被咱们拒绝了，现在还记恨着呢。美国人更不用说，他们在菲律宾跟西班牙打仗，巴不得咱们内乱，好趁机抢咱们的市场。你以为他们是来帮咱们的？他们是来捡便宜的！”
他指着货栈外的“广复”号驱逐舰，舰上的水兵正忙着擦拭速射炮：“你看那些水兵，有广东的农民，有福建的渔民，有朝鲜的青年，他们跟着我，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反清义士’，是因为我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能让他们拿着枪保护自己的家乡，保护自己的亲人。你能给他们这些吗？你除了会说‘革命’‘共和’，还能给他们什么？”
胡汉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李准最后说：“要是你们真有本事，就去帮琉球的百姓重建家园，去帮台湾的矿工反抗日本的骚扰，去帮广西的农民修水渠——这些事虽然小，却比你们搞的那些‘小打小闹’有用。要是你们还想在这里说大话，就别怪我把你们赶出广州。”
福建船政的马尾船厂也来了“兴中会”的人。这人叫黄兴，带着几个学生，想劝裴荫森“支持革命，共建新海军”。裴荫森当时正在视察“闽复”号的主炮，听了这话，只是慢悠悠地说：“我活了六十多岁，见过太平天国，见过英法联军，见过日本侵略台湾——我知道什么是真的救国，什么是假的救国。”
他指着船厂的学生们，他们正围着图纸争论“龙凤级”旗舰的设计细节，手里的铅笔头都快磨平了：“这些学生，有的是福建的贫家子弟，有的是台湾的高山族青年，他们在这里学造船，不是为了‘革命’，是为了能造出自己的军舰，不让外国人再欺负咱们。他们造的每一门炮、每一颗铆钉，都比你们说的‘理想’实在。”
黄兴说：“清廷已经腐朽到根了，不推翻它，水师再强也没用，最后还是会被朝廷用来镇压百姓！”
“朝廷是腐朽，但水师不是朝廷的水师，是百姓的水师。”裴荫森拿起一块钢样，上面还带着锻造的温度，“你看这钢，是福建的铁矿炼的，是船政的工匠打的，是用台湾的樟脑、硫磺换的——这是百姓的血汗，不是朝廷的私产。咱们守着海疆，护着铁路，让百姓能安居乐业，这就是在救国。你们倒好，想把这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家业毁了，再重新来一遍——你们赔得起吗？”
黄兴被说得哑口无言。裴荫森最后说：“你们要是真想做事，就留在船政当个学徒，学学怎么造船，怎么炼钢，怎么造炮——等你们真的知道一艘军舰要花多少心血，一条铁路要铺多少铁轨，再来跟我说‘革命’吧。”
消息传到旅顺，李和正在“海天”号上检查鱼雷发射管。丁汝昌拿着各地发来的报告，笑着说：“这些年轻人，心是好的，就是太急了，以为推翻了清廷，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他们不知道，国家的强大，不是靠一次革命就能成的，是靠一代一代人，一船一舰、一寸一寸地攒出来的。”
李和点头，想起詹天佑在铁路工地上说的话：“铁路要一寸一寸铺，急不得；国家要一点一点强，也急不得。”他看向远处的朝鲜半岛，铁路的灯火像一条巨龙，蜿蜒着伸向远方；再看向东南的海面，“闽复”号正护送着商船队驶向台湾海峡——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希望，比任何“理想”都更有力量。
当天晚上，四大水师联名发了一份通电，没提“革命”，也没骂清廷，只说了三句话：“守海疆，护铁路，安百姓——此乃水师之责，至死不渝。”通电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看了，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让他们去吧。”传到海外，那些“兴中会”的会员也沉默了——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喊了半天的“救国”，原来早就有人在用更实在的方式，一点点实现了。
深秋的海风里，旅顺港的“海天”号、南京的“南瑞”号、广州的“广复”号、福州的“闽复”号，同时鸣响了汽笛。汽笛声穿透海峡，越过铁路，传到朝鲜的农田、福建的渔村、广东的货栈，像一声沉稳的誓言——他们或许不懂什么是“共和”，什么是“革命”，但他们知道，要守住脚下的土地，要护着身边的百姓，要让龙旗在海疆上永远飘扬。这，就是他们最实在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