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临街的一楼，空空荡荡，只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正对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陈景明没有再犹豫，第二天就用仅剩的积蓄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
他没钱装修，只是在玻璃窗内侧贴上了几个自己打印的黑体大字：“播种者资料馆”。
馆里唯一的展品，是一台他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老式投影仪，正对着斑驳的白墙。
没有华丽的开幕式，没有媒体，甚至没有一个花篮。
第一天，投影仪孤零零地转动着风扇，将一束光投在墙上，循环播放着几段沉默的影像。
一个拾荒的老人，在垃圾桶旁，借着路灯的光，一字一句地读着一张被揉皱的报纸。
这是系统曾经标记为“无社会价值，建议社区清理”的个体，后来被人发现，他每天读报，是为了给失明的邻居讲新闻。
一个失去左腿的退伍军人，在社区服务中心领取一辆崭新的助残电动车，他没有笑，只是反复抚摸着车把，像是在触摸一位久别的战友。
他曾被系统根据步态数据，判定为“有骗保风险”，申请被驳回了三次。
一个穿着洗到发白的解放鞋的老农，在菜市场门口的台阶上摔倒，散落一地的青菜。
几秒钟后，一个外卖小哥停下车，默默地帮他把菜一棵棵捡起。
这段监控，曾被“智慧社区”作为“潜在碰瓷事件”自动存档。
第一天，观众只有几个躲雨的路人。
第二天，只有一个好奇的孩子趴在玻璃窗上看了半天。
到了第三天下午，资料馆里突然挤进来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为首的一个指着墙上的影像，嗓门洪亮：“就是他！老张头！我邻居！那天他不是偷东西，系统瞎说！他是给他孙子捡那种能换积分的药盒子！”
人群里一阵骚动，另一个大妈也认出了画面里的人：“哎呀，这不是三号楼的李瘸子吗？他那腿是在前线没的！系统还说他骗保，真不是东西！”
陈景明站在角落，看着眼前这一幕，没有说话。
他知道，那些被数据遗忘的褶皱，正在被最原始的邻里关系，重新熨平。
同一周，李娟正式受聘为市妇联的特邀法律顾问。
她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起草一份《流动女性生存尊严保护指引》。
审议会上，她坚持在草案中加入一条：“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以‘生育潜力评估’‘家庭稳定性预测’等大数据模型分析结果，作为调整、辞退女性员工的依据。”
话音刚落，对面一位资深法务便皱起了眉：“李律师，我们理解你的初衷，但这太理想化了，不具备可操作性。企业有效率的需求，我们不能完全无视。”
附和声四起。
李娟没有争辩，她只是打开了手机，按下了播放键。
会议室里，苏敏那沙哑而清晰的声音，透过小小的扬声器，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
“……我签了那份‘自愿调岗承诺书’。因为hR拿着我的体检报告和消费记录对我说，系统评估我未来三年怀孕生子的可能性低于10%，对团队贡献的‘稳定性’不足。我做了三次试管，失败了三次……我只是想有个孩子，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录音的最后，苏敏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平静，“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女儿。你们……愿意让你们的女儿，也站在我今天的位置，签下这份字吗？”
漫长的寂静。
那位先前质疑的法务专家，缓缓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最终，草案全员举手通过。
散会后，李娟收到了苏敏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句话。
照片上是一个户口本的内页，女儿的名字一栏，刚用黑色的水笔改过。
信息写着：“李律师，我把女儿的名字，改回了奶奶给她取的乳名，叫‘麦香’。”
王强的“野草工坊”也接到了第一单正规工程。
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豪宅装修，而是沪郊一所乡村小学的修缮项目。
校长找到他时一脸歉意：“王老板，我们经费紧张，钱少，还想尽量用老工艺，把学校修得结实点，怕现在的施工队看不上……”
王强答应得比校长想象中干脆：“成，这活我接了。”
开工那天，他带去的不是轰鸣的电钻和切割机，而是一套父亲传下来的老木工家什——刨子、墨斗、凿子。
工坊里那些断了指头、受过伤的师傅们，看着这些熟悉的工具，眼神里重新燃起了光。
孩子们好奇地围在操场边，看着他们用墨线弹射出笔直的黑线。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大声问：“叔叔，你们为什么不用电锯呀？那个快！”
王强停下手里的活，蹲下身，捡起一块刨花，递给那孩子，笑着说：“有些木头，有自己的脾气，得顺着它的纹路慢慢磨，才不会裂。人也一样。”
夜里，工人们都睡了，他一个人走进空荡荡的教室，借着月光，在黑板上用粉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一行字：“这里教的不只是算术，还有怎么活得结实。”
一个深夜，老周又来了，这次他带来的不是饭盒，而是一台报废的楼宇监控终端。
他指了指主板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用黑胶焊死了一块微型Sd卡。
“钱志雄的私人服务器，这是终端的物理备份。”老周声音压得很低，“他以为火能烧掉一切。”
陈景明回到出租屋，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撬下Sd卡。
读取之后，他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里面不是代码，而是“人生剧本优化系统”最原始的训练集——数海方舟数千名员工最隐私的心理测评、消费记录、社交关系链，甚至包括他们伴侣的出轨记录。
更惊人的是，每一个数据包的末尾，都附带着一句语音批注，来自钱志雄本人，冷静，不带一丝情感：
“这个，原生家庭有负债，抗压性强，但晋升欲望会异化，列入观察。”
“这个，近期搜索离婚律师，有家庭解体风险，离婚概率78%，裁了。”
“这个，有抑郁倾向，别提拔，让他自生自灭。”
陈景明没有选择将这些数据直接公之于众。
他知道，那只会掀起另一场血雨腥风，让无辜者受到二次伤害。
他花了整整三天三夜，将这些冰冷的数据，转码成一行行破碎、无序、却充满了真实痛感的诗歌。
他匿名投稿给了一家前卫的文学杂志，诗集的名字叫《他们说我注定失败》。
一周后，这本薄薄的诗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登上了网络畅销榜。
评论区里，没有对具体人物的猜测，只有一行行刷屏的留言：
“第四十三页第三行，那是我。原来我不是不够努力，我只是早就被算计。”
“我哭了，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深夜怀疑人生，原来我们是一群人。”
“这不叫诗，这叫墓志铭，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就在诗集爆火的那个晚上，陈景明接到了妹妹小米从深圳打来的电话，背景音里，是老家母亲织毛衣时，竹针碰撞的清脆声响。
“哥，我们实习生组，决定明天集体辞职。”小米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她说，公司刚刚推行了一套“情绪稳定指数”的考核系统，AI通过办公室的摄像头，实时分析每个员工的面部微表情，并以此打分，分数过低者将被约谈。
“太荒谬了，”小米说，“我妈昨天还跟我视频，一边织毛衣一边念叨，说城里人真奇怪，连哭都要看KpI了？哥，我突然觉得我妈说得对。”
听着电话那头熟悉的竹针声，陈景明忽然彻底明白了。
真正的反抗，从来就不在代码里，不在服务器里，而在那一声声不肯被静音的、充满烟火气的日常里。
他挂掉电话，将妹妹的骨灰盒从柜子里取出，轻轻放在书桌旁。
他打开一个空白文档，敲下了第一行字：
“所谓觉醒，就是终于敢对那台无所不知的机器说——我疼。”
梅雨季不期而至，连绵的阴雨让那株在停车场缝隙里长出的野麦倒伏了一片。
王强开着他的破皮卡赶到时，正蹲在泥水里，小心翼翼地用细绳想把麦苗扶起来。
手机响了，是一条视频消息，来自二锤。
视频里，他那个辍学的弟弟，正坐着轮椅，在“野草工坊”那个废弃粮仓的门口，吃力地挖着坑，种下一排向日葵种子。
二锤的配音带着浓重的口音：“强哥，你说麦子能活，那花儿……是不是也能活？”
王强看着视频，眼眶一热。
他抬起头，看见陈景明撑着一把黑伞，正朝他走来，怀里还抱着一台沉重的旧式针式打印机。
“老周给的，”陈景明言简意赅，“他说，这玩意儿能把所有被删掉的记录，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砸在纸上。”
话音未落，李娟的车也停在了路边。
她从后备箱里拎出三大包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雨水打湿了她的风衣。
“我妈让我带来的，”她把袋子放在地上，里面全是饱满的种子，“她说今年雨水好，地不能闲着，该种了。”
三个人，就这样站在滂沱的雨中，沉默地望着那片泥泞里的微弱绿意。
没有人再提“成功”，也没有人再谈“未来”。
他们只是站着，像三株被雨水打湿，却始终没有弯折的麦子。
夜深了，陈景明回到他那间月租两千的出租屋。
雨水顺着窗沿渗进来，在地板上积了一小滩。
他用最后的积蓄支付了“播种者资料馆”的房租和那台打印机的费用，此刻兜里比脸还干净。
他看着手机银行App里只剩下两位数的余额，自嘲地笑了笑。
至少，心是满的。
他关掉银行App，习惯性地点开短信，想清理一下垃圾信息。
屏幕亮起，一条刚跳出来的银行官方通知，静静地躺在收件箱的最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