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特纳庄园书房
加密电话的铃声在深夜显得格外刺耳。特纳·史密斯拿起听筒，听着对方简短的汇报，他那张惯常冷峻的脸上，缓缓浮现出一丝复杂的、混合着疲惫与胜利感的笑容。他放下电话，深吸一口气，立刻要通了霍华德·修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电话。
“霍华德，威廉，”特纳的声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却又异常清醒的平静，“刚收到华盛顿的消息。罗斯福…他撑不住了。他通过中间人递话，邀请我们进行‘磋商’。”
电话那头先是短暂的沉默，随即爆发出修斯难以抑制的兴奋声音：“太好了！特纳！我们赢了！他终于低头了！这下税率肯定能降下来了！”
赫斯特的声音也透着扬眉吐气的快意：“哈哈！这个瘸子到底还是扛不住压力了！我的报纸得好好准备一下，怎么报道这场‘胜利’…”
“胜利？”特纳冷冷地打断了他们的兴奋，像一盆冰水浇在燃烧的炭火上，“霍华德，威廉，醒醒。我们离‘胜利’还差得远。罗斯福这不是‘低头’，这是‘策略性换挡’。”
他的声音变得极其冷静和现实：“你们以为罗斯福会放弃他的高税率原则吗？绝对不会。这头‘狮子’只是暂时收起了爪子，不是因为害怕我们，而是因为他耗不起了。他的身体、欧洲的战局、还有最高法院那帮老狐狸的拖延战术，都在逼他必须尽快解决国内的政治僵局。他需要把钱搞到手，需要稳住后方，然后才能全力应对欧洲的大风暴。”
特纳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语气带着看透一切的淡然：“这次‘磋商’，我们能争取到什么？不是税率的降低，别做梦了。我们能争取到的，是时间。是让那个94%的恐怖税率晚几年落地；是争取一个更合理的阶梯式过渡方案，让我们的企业有个缓冲期；也许还能在税基计算、抵扣项目上争取一些更宽松的条款。但高税率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一旦美国全面卷入战争，别说94%，就是100%的‘暴利税’，国会也会眼睛不眨地通过。到那时候，谁还敢反对？那就是‘不爱国’！”
修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兴奋感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力感：“所以…我们折腾了这么久，付出了这么多，最后只是…推迟了那一天的到来？”
“没错。”特纳抿了一口酒，语气斩钉截铁，“就是推迟。但这‘推迟’本身，就是巨大的价值。这几年时间，足够我们调整资产结构，将部分资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或者投资于受战争推动的、税率可能更优惠的领域（如军工、基础物资）。我们是在用政治博弈，为我们的资本争取战略转移的时间窗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也是唯一可能实现的‘胜利’。”
同一时间，纽约，摩根图书馆
J.p. 摩根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类似的信息。他没有像西部那样立刻召开电话会议，而是独自坐在他那间藏书丰富的书房里，壁炉的火光映照着他布满皱纹却依然锐利的脸庞。
他拿起桌上一个精致的银质相框，里面是一张泛黄的、他与年轻时代的老约翰·d·洛克菲勒等人的合影。他喃喃自语，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看尽风云的沧桑：
“看来…就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强人，终究也斗不过时间啊。”
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看到了华盛顿那个在轮椅上运筹帷幄的对手。“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天赋，能够煽动并引领民意，甚至一度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束手无策。他试图用国家的力量重新塑造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规则…但最终，身体的衰败和迫近的战争阴影，还是迫使他不得不坐下来，和他想驯服的‘巨兽’们谈判。时间…才是世界上最公平，也最无情的对手。”
摩根放下相框，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近乎怜悯的表情：“他赢得了战役，但可能输掉了时间来实现他最终的战争。而我们…我们只需要等待，并且活下去。资本，总是比任何政治家都更长寿。”
东西两岸的财阀巨头，在看似赢得谈判机会的时刻，却都异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一场胜利，而只是一场漫长战争中的一次短暂休整，是与时间赛跑中的一次喘息之机。罗斯福的妥协，并非源于力量的失败，而是源于时间的无情。而他们自己，也将在时间的长河中，继续与政策、战争和周期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博弈。
华盛顿，联邦最高法院内部餐厅
几位年迈的大法官难得地聚在一起用午餐，气氛却不像往日那般严肃，反而带着一种任务完成后虚脱般的松弛和压抑不住的抱怨。厚重的橡木门紧闭，隔绝了外界。
“上帝啊…终于…他们总算要坐下来谈了…”一位资历最浅、但也被迫参与“表演”的大法官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声音沙哑地低语，“你们知道我上周在听证会上，为了把那个该死的税收法案案件再拖一个月，我不得不假装听不清律师的提问，还反复问一些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定论的基本程序问题吗？我感觉我把自己一辈子的职业声誉都搭进去演了一场‘老年痴呆’！就为了给那群政客和财阀争取吵架的时间！”
坐在他对面的一位更年长的大法官，苦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厌倦：“我理解，我完全理解。我这把老骨头也快散架了。没日没夜地研究那些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的宪法条款，就为了找出能用来拖延的借口…这根本不是司法，这是政治杂耍！我受够了！等这个案子一了结，不管结果如何，我立刻向总统提交辞呈！我算是看明白了，在这个疯子一样的时代，以前那种关起门来安心研究案卷、做出判决的安稳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累死在这张法官椅上。我得留着这条老命，安度晚年。”
这时，另一位一直沉默寡言、以精明务实着称的大法官放下咖啡杯，冷冷地插话，语气带着一丝嘲讽的现实主义：
“安度晚年？说得轻巧。罗伯特，你辞职以后打算干什么？回老家农场种玉米？还是靠着那点微薄的退休金，每天在公园里喂鸽子？别忘了，我们除了会解释法律条文，在社会上几乎毫无用处。没有哪个律所或者企业会雇佣我们这种七老八十、还带着‘前朝遗老’标签的老古董。”
那位想退休的法官被问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修斯法官环视一圈，压低声音，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直率：“要我说，你们也别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了。想退休后过得体面点，为什么不学学克莱伦斯？去纽约或者芝加哥，随便哪家大银行、大公司，挂个‘特别法律顾问’的头衔。不需要你每天上班，只需要在关键时候，运用你在司法界几十年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帮他们…嗯…‘分析’一下法律环境的‘风向’，或者在关键时刻递句话。一年的顾问费，比你当十年大法官的薪水都高。”
“荒谬！无耻！”另一位以道德洁癖着称的保守派大法官立刻厉声反驳，脸涨得通红，“修斯！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这是对司法神圣性的亵渎！我们身为宪法的守护者，怎么能卸下法袍就去给资本家当门客、当说客？！我绝不与克莱伦斯那种人为伍！这是堕落！”
“亵渎？堕落？”修斯法官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他身体前倾，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位同僚，声音压得更低，却像刀子一样锋利：“我亲爱的同事，别再自欺欺人了！你以为法律的神圣殿堂还一尘不染吗？早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首席大法官那个时代（注：塔夫脱于1921-1930年任首席大法官，此前是总统），法律就已经被权力和资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塔夫脱本人利用其影响力，在反垄断案中偏袒大企业，操纵判决，帮助形成垄断，这难道不是公开的秘密？现在的法律界，塔夫脱的门生故旧依然掌握着半壁江山！法律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一切——拖延、装傻、权衡政治利弊——本身就已经是在‘亵渎’你所谓纯粹的司法了！”
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餐厅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几位大法官都低下头，无法反驳。他们心知肚明，最高法院早已不是隔绝政治的象牙塔，而是权力博弈的另一个战场。他们刚才的“拖延战术”，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选择。
良久，那位最初想退休的法官颓然叹了口气，喃喃道：“也许…修斯说得对。离开了这个位置，我们什么都不是…或许，找个安静的地方，写写回忆录，才是最好的归宿吧。”
这场最高法院内部的小范围谈话，赤裸裸地揭示了高高在上的大法官们光鲜背后的挣扎与无奈。他们既是宪法的终极解释者，也是被政治风暴裹挟的个体，同样要面对衰老、生计和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冲突。司法独立的光环之下，是同样无法摆脱的人性弱点和对未来的迷茫。而修斯法官那番关于法律界与资本界早已纠缠不清的尖锐言论，更是撕开了美国法治神话的华丽外袍，露出了其下权力与利益交织的复杂内核。在这个“多事之秋”，没有人能真正超然物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