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风裹着烦人的尘埃掠过麻荒地的土墙矮房，彩凤端着脸盆跨入街门槛时，屋檐角上的铜铃发出细碎清响。脸盆里的粗布衣裳滴着水，在她臂弯里洇出深浅不一的蓝色，像极了麻荒坑水面被风揉碎的天。屋里传来父亲压抑的咳嗽，像老旧风箱在漏风。娘的絮叨顺着门缝钻出来：烟袋锅比命还金贵？咳成这样还抽！
马贵握着烟袋的手在门框上磕了磕，铜制烟嘴映着天光，泛着温润的暗紫。他抬眼望着天的乌云，那些云絮沉甸甸地压在真武庙的飞檐上，倒像从他眉间扯下来的愁丝。
两岁的喜闹跌跌撞撞扑到他深黑色的裤管，皱巴巴的脸才化开一些暖意：慢些跑，小皮猴儿。
他粗糙的手掌抚过孩子蓬松的头发，烟袋在指间轻轻晃动，烟灰簌簌落在黄土地上。
彩凤晾完最后一件衣裳，指尖还沾着皂角的清香。她看着父亲指间明灭的烟火星子，突然想起麻荒坑里浮萍摇曳的样子：爹，人们说那麻荒坑里的鱼叫鹿齿鱼，为啥就不能逮，不能吃，连看都不许多看两眼？
马贵看着乖巧俊俏的女儿， 略微思索对她说：“这就说不清楚了，从我记事起，全村人都是这么坚持的。”
“没道理呀，咱逮他吃了尝尝好吃不好吃。”彩凤开玩笑的说。
马贵感到万分恐惧，他指间的烟灰簌簌掉落，在黄土地上烫出几个浅灰的斑点：你可不敢这么说呀，那麻荒坑里的鱼，可是咱们村里人敬的神，这世上很多事是不讲道理的， 你也别较那个真，总较真的人会遇上麻烦事，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就像水要朝东流。
他又忽然压低声音，眼角的皱纹里爬满惊惶：去年西头老李家那小子偷撒渔网，当晚就发起高烧，嘴里直喊
鱼王爷怪罪 ＇——
话未说完，喜闹拽着姐姐的衣角咯咯笑起来，孩子清亮的眼瞳里，倒映着麻荒坑边倒垂的柳丝。
彩凤听父亲这么说，心里有些恐惧，不敢再说什么。
院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长子马友曦的声音带着喘息：爹，史凤格回来了！说是要办买旗地的事...... 马贵手中的烟袋
坠地，黄铜烟锅在阳光里划出半道弧光。他想起去年冬天在县城看见的景象：家产局门前贴满朱砂红的告示，穿长衫的先生们握着算盘，把农民的血汗钱算成冷冰冰的数字。他麻荒坑边那六亩旗地，原是祖父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如今又要像秤上的鱼肉任人丈量。原先只交少量银粮。辛亥革命后，庄头打倒了，这地要丈量，又要花钱买。如果按上等地每亩交8块钱，6亩地是48块钱。这几年，父亲得了病，为给父亲治病，家里的钱都花光了。父亲去世了，家里欠了许多债，根本买不起自产地，一家人忧心忡忡。
“爹，你去跟史凤格大哥好好说说呗，别让他们算上等地。”儿子马友曦面带愁容说。
马贵摇着头，无可奈何地看着儿子：“嗯，只好这样。”他顾不上抱抱孙子，就去史凤格的家。
马友曦看着爹走出去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他领着儿子马卫华进了屋。虽然卫华比喜闹大一岁，也管喜闹叫叔叔，进屋跟叔叔喜闹玩起来。
史凤格的院落飘着新漆的木香，门框上的 耕读传家 匾额还没干透，金粉在阳光下微微发亮。马贵站在门槛前，望着院中石磨盘上蹦跳的麻雀，掌心的冷汗浸透粗布袖口。史凤格倚着廊柱，黑色长衫的下摆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半双乌亮的皮鞋 —— 那是城里做官的人才穿的样式，鞋尖还沾着未干的泥点，不知是走街串巷留下的，还是故意沾来的乡土气。
大叔快请进， 史凤格的笑带着几分客套，手指在裤袋里不安地翻动，布料摩擦发出细碎声响，这事原不该为难乡亲，可上面的公文像雪片似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屋内八仙桌上的茶杯里腾起袅袅白烟，马贵盯着茶杯里浮动的茶叶，想起史荣当年背着铺盖卷离开村子的清晨。那时史荣不过是个瘦骨嶙峋的讨饭娃，衣裳补丁摞补丁，如今他儿子却穿着笔挺的制服，领口浆得发硬，说话时带着县城里的官腔，每个字都像算盘珠子那样精准。按中等地算...... 史凤格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软塌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大叔家的地靠近河湾，淤泥厚，长出来的庄稼秆子壮实，算中等已是格外通融。 马贵喉头滚动，想再说什么，却看见对方袖口露出的金表链在阳光里一闪，话到嘴边成了叹息，混着茶香咽进肚里。
夜色漫过麻荒地时，史家的油灯还在窗纸上投下晃动的人影。史凤格斜倚在太师椅上，指尖敲着桌面，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犬吠，仿佛每一声都在啃咬他的神经。
他想起幼年时，曾随父亲回过村，看见祖父史长林蜷缩在炕角抽大烟的模样，烟灯如豆，将老人的脸映得青灰如鬼，烟枪撞击瓷碗的声音，和着祖母在厨房切菜的
声，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他困在童年的记忆里。那时他总觉得，父亲开饭店挣的钱，就像甜烧饼上撒的芝麻，看着多，却经不起风吹。
史凤格等龚日升来了，一起去东庙村公所，见桌上摆好香烟和糖块，还有瓜子、水果等食物。二人说明来意，村长史槐安排丰盛午餐，肥肉大酒热情招待。史槐心里也为难，乡亲们穷的叮当响，哪有钱买旗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史槐带着醉意，抖胆对史凤格说：“你是公家人，为公家办事也无奈。可你也是咱麻荒地的人呀，乡亲们穷呀，你得照顾点。”
史凤格放下酒杯，也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对史槐说：“我又不傻，我心里咋不明白，咱这地方你知道，都是乌龙河水淤起来的地，要是换别人来，都要按上等地计算。都是乡里乡亲，我咋不为大家想。我在县里给县长求个情，除个别情况，都按中等地或下等地算就是了。”
史槐听史凤格这么说，不敢再多说了。安排韩科和马健去给他们拉绳子，帮助他们丈量地。
村里人见他们开始丈地，心里都惶恐不安了。
到了晚上，史槐召集村里人开会，史凤格两脚自然站立，两手插在裤兜里，不时将手伸出来又插进去，他向大家说明他们的来意，让大家想办法筹钱买旗地，他说：“你们不买也可以，那就收归县里家产局，进行投标拍卖。”
大家谁也不知说啥好。散会后，一个个愁容满面回了家，愁肠百结，彻夜难眠。买地没钱，难；不卖就没地种了，更难。
旗地原是清朝皇家封的地，由各地庄头管理。但是后来有卖的，自然有买的，时间长了，究竟是封的还是买的，都说不清楚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把反动落后的封建社会推翻了。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革命的根本性质不理解，还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思想。想坐天下的人很多，就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等恶劣形势。后来又出现各路军阀相互残杀的混乱局面，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难以实现。形成北洋军政府统治与南方革命党对峙的局面。
北洋军政府根本是一帮愚昧无知的狐群狗党。只知道打天下坐天下的落后思想，既不懂民主建国，也不懂发展经济，强国强民。北方人民在北洋军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度日如年，苦不堪言。
1926年夏，奉系军阀全面控制直隶、京兆，设立清理旗地事务局管理旗地。1927年，蒋先生领导南方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势不可挡，北方反动政权为筹集军费，把旗地卖给种旗地那些人，是笔很大的收入。于是成立“全国官产督办公署”，以韩济新为督办，将直隶、京兆两个清理处、陆军营产处及北京城郊内务部、警察厅等官产处完全归并于内。旗地事宜由督办公署下设四厅办理。又在直隶省和京兆区设官产旗地荒地清理处办理旗地事宜。
麻荒地人成为这种历史的受害者。
史凤格的身世像麻荒坑里的水草，在时光里盘根错节。史家与马家的渊源，要从马存植的女儿嫁到史家说起 —— 那是光绪年间的事了，陪嫁的樟木箱底压着半幅苏绣，针脚里藏着对富足生活的期许。光绪年间，史凤格的太爷史忠还是村里的富户，他的儿子史长林本该靠这份家业过的很幸福。谁能料到，这个史长林会躺在烟榻上，把祖上的良田美宅都化作烟锅里的青烟，连妻子临终前的眼泪，都没能唤回他指间摇曳的烟灯。
七岁的史荣经受不了父亲的经常打骂，跑到县城的城墙根下，跟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蜷缩在城墙下的破庙里，冬雪从瓦缝漏进来，在草席上积成薄霜。他数着砖墙上的裂缝打发时间，每天靠讨饭过日子。时间长了，附近的人都认识他。他不爱说话，也不像其他要饭的孩子那样刁钻无赖。他稳重诚实，大家都可怜他，对他客气许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多，史荣渐渐长大了。一天早晨，他来到一个小饭店门前讨饭吃。开饭店的大伯说：“孩子，我这里没早餐，有昨天剩的烧饼，你吃吗？”史荣点点头，接过烧饼道了谢，转身要走。
“你回来，孩子！”
“啥事？大伯。”
“你今年有十岁吧？年龄不小了，再要饭别人会笑话，你愿意到我家跟我做帮厨吗？每天管吃管住，每月给你5块钱的工钱。”那个大伯笑着问。
史荣愣怔一下：“真的？那……我愿意！”史荣心里很激动。
就这样，史荣开始跟大伯做帮厨。大伯给他换衣服，理发，使他像点人样了。
从此后，史荣每天早起、晚睡、吃剩饭、抱孩子、倒尿壶、洗屎布……。他把一家的杂活都干了，挨打、受气也是家常便饭。过去许多人来这里做帮厨，都忍受不了逃跑了。史荣没跑，他觉得自己没处跑。即使大伯打自己，也是自己有错误，只有改正错误，才能将来有出息。他把饭店当成自己的家，把大伯夫妇当成父母来侍奉，很快融入这个家。他孝顺、勤奋、懂事，大伯慢慢舍不得打骂他，从内心把他当儿子看。史荣长这么大，在这里有了家的感觉，他倍感温暖。
小饭店里麦香混着炉灰味，成了他记忆里春天的味道。跟我学手艺吧，总比在这儿喂老鼠强。 陈大伯的话像根火柴，点亮了史荣心中的光。从此，灶台前的烟火气取代了破庙的寒意，史荣的手掌在面团上揉出老茧，也揉出了人生的雏形。
他学切菜时，刀刃在案板上敲出细密的鼓点，像在给岁月打拍子。掌勺时，油烟熏红的眼睛，让他看清生活的真相：帮厨的伙计来了又走，可他没走。唯有
二字，是牢牢钉在案板上的楔子。
三年后大伯开始教他学厨艺，可把史荣高兴坏了。别觉他人小不懂事，可他明白，只能有些手艺才能多挣钱，将来过上好日子。第一次掌勺，他把甜烧饼捏成小马形状，蹄子上还沾着细碎的芝麻，像给生活踩出了带香的脚印。张大嫂的女儿来买烧饼时，辫梢的槐花香混着面香，在门框上结出了温暖的茧。
十三岁的孩子懂什么，只个“勤”字弥补所有不足，眼勤，勤看勤学；手勤，爱干活，手脚麻利；腿勤，呼之即来，干啥都跑得快。这样的孩子谁不喜欢？老板娘总是喜滋滋地看着他，只恨不是自己亲生的。
转眼又过三年多，史荣的烹饪技术日渐成熟。有一天，大伯母亲突然病重，他要回家照顾母亲。他对史荣说：“咱们饭店关门吧，等我母亲病好了，咱们再开门。”
史荣却说：“如果咱们关了门，有些客人就不来咱们饭店了，对咱今后的生意影响不好。不如我们再雇一个帮厨，我烹饪，咱们饭店不关门，您说好不好？”
“你的厨艺行不行？如果做不好，也会影响咱们以后的生意呀。”
“ 怎么不行，你教我这么多年，以前我也单独做过菜和饭，没顾客说不行呀？”
“ 好！你千万谨慎小心，别惹事，开好咱们的饭店。”
大伯回家照顾母亲，在家里住了七天，母亲的病大有好转。他心里很着急，史荣还小，真怕出点儿事。母亲也催促他：“我的病好多了，家里还有你哥照顾我，你赶紧回去做好生意，别把生意丢了。”大伯告别母亲，从家里回来，拐过两条街，远远看见自家饭店开着那，悬着的心安稳些。到了门前，看着顾客没减少，还比以前多了，心里很高兴。
正在这时，邻居张大嫂领着小女儿风风火火跑来了，真把大伯吓一跳。
“看看！这是你家史荣做的甜烧饼。”她指着女儿手里拿的甜烧饼说：“这孩子特别喜欢吃，吃完还要，还让给他姨家表妹买一些。”这连声的夸奖让大伯放下心来。大伯没说话，两眼慈祥目光，赞许的看着史荣。
从此后，那女孩经常来买史荣做的甜烧饼。
晚上看了每天的收入记录，大伯心里更是一惊：不仅收入增加了，而且这孩子啥时候学会写字了？尽管写的不太好，也不端正，可这孩子从哪里学的呀？后来才知道，他是跟自己儿子学的，他儿子叫陈丹青。原来史荣跟陈丹青已经成了好朋友，史荣觉得自己不仅应该学好厨艺，也该学点文化知识。
这孩子！勤奋，而且聪明。
小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大伯给史荣增加了许多工钱，自家的日子也更宽裕了。儿子陈丹青进了北京的洋学堂，老板娘也轻快许多，时常到前面来帮忙。
又过几年，史荣长大成人了。经常来买甜烧饼的小女孩，也长成了大姑娘，她特别喜欢史荣，母亲也支持她，托大伯做了媒，两个人成家了。
史荣成家后，要离开师傅自己干。这几年攒些钱，大伯也愿意帮助他，但是要求他不能在这个县城开，怕史荣跟他抢生意。史荣带着新娶的媳妇，去茹微店租房子开个饭店。
当史荣在茹微店支起自己的灶台时，案板上的面团不再是东家的营生，而是他掌心的山河。他研究出能摇摆的木马玩具，漆成朱红色立在店门前，孩子们的笑声成了他最好的招牌。他开的饭店很红火，媳妇给他生个儿子叫史凤格。
八国联军进京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账本上画着歪歪扭扭的
字 —— 那是跟陈丹青学的第一个字，像极了家乡的阡陌。他听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带着积蓄回了家乡，把铜钱换成地契，指尖划过宣纸的沙沙声，比灶台的烟火更让他心安。
史凤格抓周时，史荣在算盘、毛笔、面团之间放了一把小犁铧，可孩子却攥紧了那支羊毫。后来他才明白，儿子的志向不在田间，而在县衙的卷宗里。史凤格读《论语》时，墨香渗进雕花窗棂，与远处佃农翻地的土腥味缠在一起。他写得一手好字，却没学会父亲揉面时的耐心 —— 那些工整的公文背后，藏着对权力的敏锐嗅觉，就像当年史荣能从面团的软硬，判断出天气的阴晴。
那年陈丹青从北京回来，给史荣看了洋人的蒸汽机画报。史荣粗糙的手指划过画报上铅印的齿轮，忽然想起自己揉面时的劲道：原来机器就是铁打的揉面棍啊。 他没料到，儿子对这些铁家伙毫无兴趣，反而对着《资治通鉴》里的官箴条目念念有词。史凤格说得对，土地生长粮食，而权力生长支配粮食的规则，就像麻荒坑的水滋养浮萍，却也能在雨季漫过田埂。
当史凤格穿上县太爷赏赐的长衫时，衣襟上的补丁早已换成精致的盘扣。他在公文里写下 旗地丈量 四个字时，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与当年史荣切葱花的声响奇妙地重叠。那些被算盘珠子算尽的血汗，那些在田埂上被烈日晒化的叹息，都成了他仕途上的铺路石。而史家祠堂里的牌位，终究没等来一个握犁把的后人，只等来一个在官场上长袖善舞的身影，像极了当年在灶台前翻动火候的少年，只是火候的拿捏，早已从面团转到人心。
后来史凤格入狱的消息传来时，麻荒地的麦穗正低头灌浆。史荣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史凤格曾经丈量过的旗地，忽然想起自己捏的第一个甜烧饼 —— 那时的面团多软啊，能塑造任何形状，不像如今的世道，把人都捏成了硬邦邦的算盘珠子。他不知道，儿子在牢里是否会想起童年的麦香，就像他永远不懂，为何土地的分量，最终会输给官印的分量。
月光漫过史家老宅的飞檐，祠堂里的烛火明明灭灭。史凤格的故事，早已不是案板上的面团，而是麻荒坑里的水，裹挟着祖辈的汗与泪，在时代的河道里奔涌。那些关于土地、权力的絮语，终将沉淀成河床的泥沙，而史荣捏烧饼时掌心的温度，史凤格握笔时指尖的力度，都将化作水面的涟漪，在时光里一圈圈荡开，永不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