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的第七天，在李振邦的坚决要求和医生的反复检查下，他终于被允许出院了。额头的伤口愈合得不错，拆了线，留下一道浅红色的疤痕，像一枚微型的勋章。后背的骨裂还需静养，不能负重，但已不影响缓慢行走。医生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草药，叮嘱务必按时煎服，定期复查。
出院的手续是老赵帮着办的。 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安，这几天跑前跑后，脸上的皱纹似乎都深了几分，但眼神里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辆黄鱼车（一种人力三轮货车），铺上了厚厚的旧棉被，坚持要让李振邦坐着回去。
“你这身子骨，经不起自行车颠簸，听话！”老赵的语气不容置疑，像在训斥一个不听话的新兵蛋子，却带着掩不住的关切。
李振邦拗不过他，只得由老赵小心翼翼地扶着，坐上了这辆特殊的“专车”。车子缓缓驶出医院大门，重新呼吸到室外冰冷的、却带着自由气息的空气，看到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辆，李振邦有种重获新生的恍惚感。阳光透过薄云，虽然没什么温度，却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
黄鱼车穿行在上海的街巷。年味尚未完全散去，一些店铺门口还挂着红灯笼，偶尔能看到孩子们追逐着最后的鞭炮碎屑。街坊邻居看到这辆载着受伤警察的黄鱼车，纷纷投来关切和敬佩的目光，有的点头致意，有的轻声议论。
“看，是李家弄派出所的李公安……”
“听说年三十晚上抓特务负的伤，真是好样的！”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人没事就好……”
这些目光和低语，像温暖的涓流，无声地浸润着李振邦的心田。他意识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融入了这片街坊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他们口中那个“抓特务的李公安”。
回到李家弄派出所，更像是一场小小的凯旋。
车子刚在院子门口停稳，王铁柱和几个年轻民警就冲了出来，七手八脚地帮忙搀扶。
“李干事！你可回来了！”
“想死我们了！”
“快看看，咱们所里给你准备的‘惊喜’！”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竟然摆上了一张旧的藤椅，上面铺着软垫，旁边还放着一个小马扎，显然是给他休养用的。张所长站在办公室门口，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回来了就好！这椅子以后就归你了，晒太阳，看文件，都行！这段时间，所里的文字工作，你就多费心，跑腿的活儿不用你干！”
这种朴实无华的欢迎和照顾，让李振邦喉头哽咽，只能连连点头。他被大家簇拥着，坐到那张专属藤椅上，阳光透过光秃的枝丫洒在身上，暖洋洋的。王铁柱赶紧给他泡了杯热茶，虽然还是那股熟悉的茶末味，此刻却甘醇无比。
真正的“家长里短”，从他回到派出所的那一刻起，便更加密集地涌来。
先是苏梦蕾，几乎每天都要借着居委会工作的由头跑过来一两趟。有时是送来街坊们凑钱买的一点猪肝，说是“吃什么补什么”；有时是拎着一罐熬好的小米粥，软糯养胃；有时干脆就是跑来，叽叽喳喳地汇报弄堂里又解决了什么卫生难题，哪家邻居又和好了，仿佛要把他错过的所有日常都补回来。她的关心热烈而直接，像一团跳跃的火焰，温暖着李振邦，也让他偶尔有些招架不住的窘迫。
“李同志，你看你这脸色还是白，得多晒太阳！”
“这棉袄袖子破了？放着我来补！我娘教我的针线活，不比裁缝差！”
她的话又快又密，眼神亮晶晶的，总是不由分说地塞给他各种小东西，然后风风火火地离开，留下满院子的生气。
相比之下，柳如烟的关心则含蓄得多。她来过一次，依旧是那副清冷的样子，放下两本新的书籍，一本是鲁迅的杂文集，一本是艾青的诗选。
“李同志，养伤期间或许可以看看，聊解烦闷。”她的话语轻柔，目光在他额角的疤痕上停留了一瞬，便迅速移开，“学校事务繁忙，就不多打扰了。”
但李振邦能感觉到，她那平静外表下，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与敬意。她的到来，像一缕清风，带着书卷的墨香，短暂而令人宁静。
而最让李振邦内心泛起涟漪的，依旧是林淑娴的信。
在他出院后的第三天，又一封信经由分局转了过来。这一次，信封里除了信纸，还多了一小块用油纸仔细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打开信，字迹依旧清秀工整：
“振邦同志：欣闻你已出院返所调养，甚慰。伤势初愈，万望以身体为重，循序渐进，切不可操之过急。所内事务繁杂，亦需量力而行。”
信的内容依旧围绕着工作和身体，但接下来的一段，笔触明显细腻了许多：
“近日整理旧档，见有提及苏北地区民间验方，以三七粉混以蛋清外敷，于化瘀消肿有奇效。不知你是否适用，若觉方便，可试之。另，偶得友人馈赠巧克力一块，据说是泊来品，于补充体力或有裨益，随信附上，聊表心意。”
看到这里，李振邦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块油纸包，里面果然是一块在这个年代极其稀罕、堪称奢侈品的巧克力，虽然因天气寒冷有些发白，但浓郁的香气已然透出。他掰下一小块放入口中，苦涩中带着醇厚的甜香瞬间弥漫开来，这陌生的味道，仿佛也带来了写信人那份跨越空间、含蓄而真挚的关怀。
“三七粉”、“巧克力”，这些细微之处的惦记，远比任何华丽的辞藻更打动人心。李振邦反复读着信，指尖摩挲着信纸，仿佛能感受到落笔时的温度。他铺开信纸，认真地写回信，汇报伤情的恢复，感谢她的药方和巧克力，也谨慎地分享一些派出所的日常琐事和读书心得，字斟句酌，既想表达感激，又恐过于唐突。
除了这些情感上的涟漪，日常工作的浸润同样不可或缺。
虽然不能外出巡逻，但李振邦并未闲着。他主动接过了所里大部分的文字工作：整理户籍变动资料，撰写工作总结，学习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和政策精神。张所长有时会把一些棘手的纠纷卷宗拿给他看，让他试着分析矛盾焦点，提出调解思路。李振邦利用其逻辑分析能力，往往能跳出常规，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让张所长啧啧称奇。
他也成了所里的“文化教员”。王铁柱等几个年轻同志识字不多，李振邦便利用休息时间，教他们认字、写字，甚至讲解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和地理知识。小小的派出所里，时常响起朗朗的读书声和热烈的讨论声，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氛围。
傍晚，是李振邦最享受的时光。他会搬着藤椅坐到院子门口，看着弄堂里炊烟袅袅，听着各家各户锅碗瓢盆的声响和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喊声。孩子们放学路过，会好奇地围过来，叫他“李叔叔”，问他头上的疤还疼不疼，听他讲抓坏人的故事（当然是经过美化的版本）。老人们则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和他聊聊家常，说说里弄里的新鲜事。
这种深入市井肌理的日常生活，缓慢而真切地治愈着他身体的创伤，也让他对“人民警察”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根，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在这朴实无华的人情往来中，越扎越深。
阳光一天比一天暖和，槐树枝头开始冒出嫩绿的芽苞。李振邦后背的疼痛逐渐减轻，已经可以慢慢行走更远的距离。他知道，完全归队的日子不远了。关于“老爷”案的后续消息也断断续续传来，分局的收网行动似乎进展顺利，但细节属于机密，他无从得知。
平静的生活之下，潜流仍在涌动。但此刻，李振邦沐浴在1951年初春的暖阳下，感受着来自各方的温暖情谊，内心充满了安宁与力量。他珍惜着这来之不易的休养时光，也期待着伤愈之后，以更饱满的状态，重新投入到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斗争中去。而那些悄然滋生的情感幼苗，也在这温暖的春光里，静待着属于自己的花期。